戰地醫院接到第三戰區大本營命令，鑒於過於靠近前沿陣地，要求醫院立刻後撤，撤到相對安全的市郊，也即是蘇州河內河一帶。

戰區司令部只考慮到醫院地址應該遠離戰場，那知百密一疏，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蘇州河年均流量僅10立方米/秒，旱季則接近於零，低水位時水深2米左右，水性好的人可以輕易泅渡而過。

蘇州河（又稱吳淞江上海市段）對於上海人而言是一條臭水河，工業汙水、生活汙水和農業汙水、畜禽汙水等長期隨意排放，直接導致蘇州河河道自凈能力不斷減退。

蘇州河真正意義上的橋梁始建於19世紀末，即溝通當時英美租界的“威爾斯橋”。原先此橋為木結構，20世紀20年代在其側另建鋼結構大橋，即著名的“外白渡橋”。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位於上海城區的蘇州河段先後建成了18座大橋。19世紀所建多為木結構，20世紀初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

上海近代最早的修造船、面粉、棉紡織、絲織、化工、冶金機械，甚至水電煤器具的加工廠，都陸續出現在蘇州河兩岸，多達數百家。

淞滬會戰爆發後，工廠停工，水電皆無，僅有中國軍隊駐守。戰區參謀部認為蘇州河支流眾多，橋梁密布，沿岸水域汙染嚴重，日軍強渡的可能性不大，這種錯誤想法為不久以後發生險情埋下伏筆。

日本人在強渡蘇州河之前做了艱苦細致的偵查工作，幾乎啟動了上海所有潛伏特務，繪就無數張草圖，包括蘇州河水文特征、幹流支流狀況、流量、流速、區域氣候等。

日軍上海派遣軍根據這些情報，決定對中國軍隊實施一次“斬首行動”：派遣特戰隊秘密泅渡蘇州河，對國軍後方大本營進行突襲，目標直指兵團或集團軍最高指揮官。

蘇州河流域幹旱期為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全年70%左右雨量集中在5至9月的汛期。中日鏖戰之際已經進入9月中旬，雨水日漸稀少，水位開始下降，中國守軍對此毫無察覺，但日本人卻敏銳地註意到這一點。

從9月中旬開始，每天都有可疑人員來到蘇州河沿岸，在各個流域溜達。他們裝束各異，或者是釣閑魚的市民，或者是捕撈小魚小蝦的漁民，或者是失業找工作的工友，盡管偽裝身份不一樣，手上都拎著幾個瓶瓶罐罐。

中國守軍並非沒有發現這些蛛絲馬跡，也曾反覆盤問過，回答均滴水不漏，一直未引起第三戰區高層重視。日本人由此認為，中國軍方防守松懈，汛期即將結束，待水位下降至兩米以下便可發動突襲。

與此同時過於靠前的幾所戰地醫院都接到後撤命令，搬遷到蘇州河毗鄰市區以內區域，把那些廢棄的廠房重新利用起來，恢覆水電熱能，最短時間內投入使用。

上海工人階級有著悠久的革命傳統，盡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嚴重挫傷了工友們的革命激情，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抗日統一戰線感召下，他們義無反顧，不計報酬，任勞任怨，加班加點完成廠房改造任務，為搶救傷病員贏得寶貴時間。

羅大鳳作為普通醫護人員，有幸經歷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戰地醫院大轉移，在血與火考驗下又一次得到歷練。

醫院後撤那天，院長單獨召見她，要求執行一項特殊任務。羅大鳳感到很納悶：她既無精湛的醫術又無扛槍打仗的本領，能幹什麽呢？

院長沒有過多解釋，從抽屜裏拿出一份過期的《申報》，指著報紙問道：“小羅，你來看，認識這位軍人嗎？” 羅大鳳瞟了一眼，不假思索答道：“鼎鼎有名的張總司令，誰不認識啊？”“沒錯，他就是第9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將軍，現因病調任第三戰區大本營管理部部長。”院長放下報紙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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