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七年二月，黃巾起義，天下震動。

當時正值青黃不接的時候，百姓舊糧吃完，新糧尚未收獲，黃巾一起，一時間，上百萬饑民頭纏黃布，吼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勢如潮水般向個郡縣湧去。

張角的黃巾徒眾，到處攻村莊，攻市鎮，遇到衙門就燒，遇到財產就搶。旋即，這場大規模的“起義”如同歷朝歷代農民起義一樣，變成了大規模的武裝搶劫活動。

作為黃巾徒眾之大頭目的張角，及兩位弟弟張寶、張梁，懂得的只是以畫符念咒、噴水治病的魔術或催眠術，用來廣收信徒，借以推倒朝廷及其政府。而漢朝的各級政府，何以會在安、順、桓、靈諸帝之時壞到那種田地？要用什麽樣的政府來替換這東漢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什麽其他的原因？要用什麽措施來鏟除當時經濟上的病根？這些大問題，不是張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得出的。

他們，正如其後若幹次的農民革命的領導人物，只不過是對現狀十分不滿而憑著一時沖動，“為革命而革命”、“先破壞了現狀再說”！從開頭起，他們便不想睜開眼睛看看世界，而只肯閉著眼睛在黑暗中盲動，最後安得不失敗呢？

不可否認，黃巾的叛亂也是有著民眾基礎的，連年的自然災害是民眾流離失所，官府不僅不加救濟，反而加重稅負，民苦不堪言，故此起而反抗。天災人禍啊，他們豈會是單獨而行。

在中國的歷史上，社會動亂與自然災害有高度的相關性。中國的歷史首先是一部社會動亂史，“盛世”之說，反證了“亂世”的普遍性。

從地理學上來說，中國獨特地理位置和國土面積等自然地理特征構成了中國獨特的自然災害的基礎。中國位於世界最大的大陸——歐亞大陸的東南部，瀕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於海陸之間的熱力差異而造成季風氣候特別顯著。中國是世界上季風最為顯著的國家之一。季風氣候的主要特征是季節變化劇烈，降水集中，幹旱也相對集中。這一氣候特征在世界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

另外，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起伏極端，幾大河流由西向東順勢狂奔；加之降水在時間上相對集中，水災特別嚴重，中國是世界上水患最嚴重的國家。同時，中國地形覆雜多邊，山高谷深，迎風坡降雨、鋒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災害。中國人可以說是“斜坡上的居民”，在這個災難不斷滾滾而來的斜面上，穩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脅，生活往往被摧毀。

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的歷史早期，摧毀性的自然災變奠定了社會動亂的自然基礎，然後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之間，以及各種社會動亂之間交替出現。

“摧毀性自然災變”是“掠奪性社會動亂”的第一基礎，然後發生自然災變和社會災變的不斷置換以及掠奪與反掠奪的動亂循環。

摧毀性自然災害嚴重威協了人類的生存，將人類社會淪於死亡、貧困和恐懼的邊緣；由於災變掃蕩了生活資料，毀壞了生存資源，掠奪有限的生存資源就成了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人與自然的惡劣關系轉換為人與人的惡劣關系。中國社會動亂的本質是生存之戰。

生存之戰的原則是“你死我活”，與主義和榮譽之戰比較，更具殘酷性。

生存之戰是掠奪性社會災難；由於災變摧毀了“交換成本”並加劇了生存必需品的極度短缺，無成本的征收和掠奪徹底取代了商業交換和競爭關系，“擴展性秩序”摧毀於掠奪性經濟之中。

生存之戰支配了中國歷史。

中國文明的主題是生存而不是發展；每次動亂的引發點都是饑荒和極度貧困，每次動亂以後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動亂以前都要“準備”在動亂中如何生存。這在政治史上就表現為王朝循環和文明的靜止或停滯。

再沒有比動亂（所謂農民戰爭）推動了歷史進步的理論更顛倒是非的了。

中國的農民造反100%是災民起義，這種動亂正是歷史停滯的原因之一，盡管我們在人類的同情心上對“農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倫理合二為一是方法論上的一個優點，但卻可能是認識論上的一個缺點。

馬克思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中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裏，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一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馬克思這一學說的理論依據是“灌溉假說”。根據“灌溉假說”，大型的公共事業（建設堤壩、運河等）是使東方的農耕變為可能的基礎，為了管理這種大型的事業，“專制君主”即“亞細亞國家”這一組織化的權力是必需的。

馬克思認為，“中國革命”是什麽呢？它是對存在了數千年的“儒家”社會的根本顛覆，是屬於非市民社會範疇的對“儒家”社會的顛覆。大規模農民戰爭的頻繁爆發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特點。經常是每隔數十年就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貧困的農民大眾被動員到暴力抵抗運動中。就象過去中國歷史上，人口發展圖表中清楚表現的那樣，這種浩大的農民戰爭每隔200年就會周期性地爆發。而這種農民戰爭分別導致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秩序的整體性崩潰。同時，這種暴亂經常會損失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這點在所有王朝初期的人口數統計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馬克思認為，這種暴力的農民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儒家”社會結構的必然性。“儒家”社會在“官僚—地主”的支配下，必然導致連人口的百分之十也不到的地主占有大多數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少土地和無土地，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關系，導致尖銳的矛盾，導致“中國社會從結構上必然會制造大量的人渣，即可以很容易點燃起義火花的柴禾堆。”

所以，中國社會從來不缺漢奸與叛徒。所以，中國官吏總是對自己的同胞這樣兇殘，對外卻總是卑恭屈膝，老是在內鬥中消耗自己的力量，當外敵來臨時卻無力抵抗。

馬克思指出，在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儒家式社會裏，貧困的、失去了生產手段（土地）的農民大眾雖然進行了大規模“有組織的”抵抗運動，給各個王朝原有的支配關系以最後的一擊，但在中國，這種“起義”從沒有產生對生產關系的根本性顛覆，也就是說，這種起義從來沒想著改變社會體制。

我們把層層包裹著真相的面紗除去，就露出了所謂起義的真諦：所有農民“起義”和鬥爭的目的，只是為了新建立一個還是基於“灌溉假說”上的封建王朝。這些人鬧“革命”的本質，就是想支配別人的財產，用自己的王朝代替別人的王朝。至於土改，不過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武裝搶劫而已。它的宗旨是：“你的財產我分配，你不願意我鎮壓。”

在人類已經出現的經濟活動中，如果不計算社會成本的話，可以說“搶劫”的成本最低，利潤最高。這就產生了一種厭惡經濟，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業”偏好，經驗告訴人們，政治是最大的經濟，權力是最大的生意。

災亂中最強者即最兇蠻、最狡猾者掠奪的生存資源最多，因此他就是天子。他通過力量取得政權。

在有限的資源被壟斷化以後，與“力量”保持一致是唯一可行並有效的“理性選擇”。個人依附最強大的團體謀取生存特別是依附資源壟斷者以期獲得“分封”或賞賜。這已經是災亂社會的“經濟學”常識。

這種“依附型秩序”強化了力量專政的力量與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麽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專制力量越強大的原因。

叛亂首領在極端貧困的叛民中非常容易以最低成本物色到打手，以分贓的形式建立一個掠奪隊伍和跟班隊伍，並通過暴力保衛他（們）的特權。在普遍的赤貧的叛民社會，加入這個搶劫隊伍的機會成本最小，而且生存更可能得到保障。同時，投靠競爭的存在增強了首領的集權能力。

災亂社會權力鬥爭完全實踐了“你死我活”的原則，暴力是權力鬥爭最後的結算方式，因為只有暴力才能制敵於死地。

這些人以掠奪為人生目標，以殺戮為快樂之本。不過，他們所掠奪，所殺戮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

同時，這種暴力也造就了人民的軟弱無力和怯懦，勇敢作為一種基本人性已經被徹底埋葬了。向力量臣服變成了一種“民族自覺”，這種順民意識產生於暴政，也養育了暴政。

在這一刻，我深切的感到，要打破中華民族的宿命、讓灌溉假說下的每200年暴亂輪回不再來臨，我們就必須堅持商業立國的宗旨，讓所有的法律、宗教、政府體制掙脫農耕文化的束縛，讓中國成為一個商業國家，使商業因素貫穿整個思想，讓所有的改朝換代都是在法律的體系下進行，天子可以改變，法律依然長存。

只有讓王朝的改變，不再需要對我們自己同胞進行血淋林的屠殺，如此，中華民族才能避免今後的厄運，才能一步步走向強盛。

黃巾是什麽？此刻，我腦海中浮現出電影《芙蓉鎮》中的場景，文化大革命後，那個精神失常的幹部敲著破鑼，用沙啞的嗓門滿街呼喊：“革命了，運動了”。

此時場景，正如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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