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商英，字天覺，四川新津人。本是個地方小官，按步驟發展的話，很可能終生都邁不過長江。之所以能名揚天下，就是由於脾氣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長得帥，“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鶴立雞群，與眾不同；第二，他才華高脾氣大，負氣倜儻，豪視一世，盡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個四川官場都對他發怵，說不過更罵不過，誰想誰頭痛。

不過也有用。

往回翻歷史，到章惇平荊蠻的時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窩一窩的蠻人攪得雞犬不寧，捎帶著把各級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僅考核業務，更要談論學問，要知道章惇能和蘇軾交朋友，邊走邊玩邊聊天，這個過程需要龐大的知識、敏捷的文思才能讓友誼之花盛開不敗。這種水平和接近嶺南地區的地方小官接觸，能愉快才見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會讓對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轟鳴著碾過蠻區官場，嬉笑怒罵肆意張揚，大夥兒終於受不了了，一致決定，關門，放張商英。

兩個都很牛的人就是在這種氣氛下見面的。張商英那天穿著道士服，隨隨便便來見荊蠻戰區總長官，見面沒行官禮，只是作了個揖。之後兩人唇槍舌劍、口若懸河，互相噴了對方好幾朵蓮花，最後分出了勝負，章惇……竟然敗了。

失敗的章惇很興奮，好學識好膽魄，你在荊蠻太屈才了，我來推薦你進京去見王安石。張商英從此邁進了主流官場，成為新黨中的一員。

張商英不同於李清臣，後者是永遠做不了大事的，因為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獨，孤獨的人沒法融入集體，更沒法集合大眾形成自己的團體。只憑個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張商英與之相反，他積極地活在潮流裏，帶著自己堅定的信念，在時代的大河裏盡情折騰。

司馬光宣稱“以母改子”時，他是第一個公開反對的人，在被貶職之前，對呂公著也很不恭敬。這時調回京城，到知諫院報到沒幾天，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都被司馬光、呂公著、劉摯等人結黨亂政敗壞了。九年之間，他們利用職務之便打擊報覆，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員。現在我要求，開封城內各級部門，上至中書下到六部，九年間所有公文都建檔封存，除我以外不許任何人調用，以便勘察每一個官員的清濁邪正。

這個消息傳出去，開封城裏的官兒們集體發抖，這招兒是傳說中最兇殘的“滾湯泡老鼠，一窩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誰打誰，百發百中。試想身為公務員，誰沒有點隱私呢？這樣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簡直是集中營行為。

有人跳出來反對，說這是沒事找事分化官員隊伍，在歷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在極力避免這種事，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戰大勝後，把手下與袁紹暗自勾結的書信當面燒掉，一概不問，立即穩住了軍心士氣。兩軍對壘尚且這樣，和平年代怎麽可以主動窩裏反？

乍聽覺得說得有道理，可是哲宗居然同意了張商英的要求。至於為什麽，正是“和平”二字。

官渡之戰時，曹操打贏了都丟了半條命，再在自己的隊伍裏搞清算，純粹是嫌命長自殺。以為他不恨叛徒嗎，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的事業。哲宗時代的宋朝不一樣，和平時期凈化官員隊伍，本身就是必要的。

說句難聽的話，對宋朝的文官就應該下狠手，100多年來的優待，讓他們比劉備入川之前的四川官場都放肆腐敗，必須得用諸葛亮治蜀的嚴厲手段，才能讓他們清醒。

張商英的工作進展得很快，在文山案海裏迅速找到了第一個目標。蘇軾，這個跑得最快的家夥中獎了，他真是太聰明了，知道自己在這九年裏做的事有多招人恨。

蘇軾的才名當世無雙，當上兩制官之後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過的應司馬光之命寫給王安石之死的制文，裏邊明揚暗貶，寫成了陰陽兩面。讓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讓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高，實在是高。把人氣得抓狂，還拿他沒辦法。誰讓人家的文采好呢，還有高滔滔罩著。但是啥事都怕萬一，高滔滔是人，她總要死的。而文采，永遠是文字獄的化肥+發酵粉。

在他寫的眾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樣推脫、怎樣解釋都邁不過的坎兒，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劇的開場白。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簡稱關於呂惠卿同志監外執行不得隨意走動剝奪政治權利的說明。

這篇制文是蘇軾主動，甚至爭著搶著寫的，為的就是在呂惠卿倒臺被貶出京城時出口惡氣。只是很奇怪，呂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敵滿天下，可是和蘇軾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麽不共戴天的事。而蘇軾寫的這篇貶制，可以說是太不留情面了，準確地講，就是在罵人，並且在罵呂惠卿的同時，還罵了改革派裏的所有人。

全文很長，挑點經典詞。

——以“兇人在位，民不奠居”開始。兇人在位，指的是誰呢？宋神宗，還是王安石？之後轉到呂惠卿本人，說他“以鬥筲之才，諂事宰輔，同升廟堂”。行為上“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學問上“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反覆教戒，惡心不悛。”

接下來蘇軾越寫越高興，漸漸剎不住閘了，他忍不住把新黨集團拖出來集體受罵。

——“苛可蟗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

這兩句話稍微翻譯一下，蘇軾說，只要能害國害民，呂惠卿之流踴躍出現頻頻點頭心有靈犀一起犯罪。當成功來臨他們喜悅時，互相摸摸手蹭蹭腳親密無間；生氣了有矛盾馬上翻臉，互相怒視拿目光殺死你。

最後一句總結。

——“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

大家看，蘇軾寫這些就過分了吧。呂惠卿犯錯，只管說呂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罵得再兇狠些，也沒人找他麻煩，可為什麽要借機打倒一片呢，畢竟有事說事，亂罵人是要負責任的。

蘇軾不管，他當時寫完這篇絕世好文之後仰天長笑大感舒暢，走出門去還喜形於色。有人問，蘇學士，您為什麽這麽開心呢？

蘇軾把剛寫好的貶制背誦一遍，之後加上了自己的感嘆——“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個有肉漢。”一個字，爽！

爽過之後是付賬，蘇軾在六七年之後被定案，他借職務之便公報私仇，還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證據確鑿，不用像烏臺詩案那樣押回京城受審，直接從定州免職，到新州（今廣東英德）去反省。

他是繼蔡確之後，第二個被貶過嶺南的大臣。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誰給他講情，連範純仁都閃得遠遠的，有多遠躲多遠，就算這樣仍然覺得不安全，幾天之後，範純仁和呂大防幾乎不約而同地寫了辭職信，主動申請外調。

京城沒法待了，太兇險！

不過，這並不是被張商英嚇的，張商英雖狠，但資歷不深，沒法撼動他們這個級別的大佬。他們之所以逃難一樣地躲出去，是因為一個比他們資歷深、影響大、從不妥協、從不手軟的人從江南趕回來了，很快就要進入開封。

章惇。

在宋朝目前還活著的官員中，章惇是資格最老的一輩了。王安石、司馬光等人死後，除了更老的文彥博之外，沒有誰能超過他。範純仁也好，呂大防也好，哪怕年齡相近，在職務上都是章惇的後輩。這還不算什麽，一般老前輩都慈祥，對後輩們很溫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終活在黑白世界裏，他認為對的，會永遠忠誠，比如對王安石和新法；他認為是錯的，就始終敵對到底，比如對司馬光和舊黨。在這兩者之間，絕不會有第三種情況發生。這種信念轉化成做事風格，就成了敵人的噩夢。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對不起，說錯了，章惇討賬時絕不會按數收錢，他總會附帶著巨額的利息，讓敵人傾家蕩產、死無全屍，這才是他的風格。

過往的事歷歷在目，九年裏舊黨倚仗著高滔滔對新黨人壞事做絕，都搞出人命了。這時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個目標——殺人。想到這一點，連範純仁這樣的和事佬都不敢往裏摻和。章惇來了，有多遠閃多遠，最好和這人永不見面。

他們料得很準，料到的每一點都發生了。章惇動身前已經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才，更是因為他的忠。哲宗最認可這樣的人。

另一點，滿朝大臣都和範純仁、呂大防想到了一塊兒，為了保住身家性命，這些人自掉身價，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極其罕見、堪稱史無前例的事。

章惇抵達京城的那一天，全體朝臣都到城門外去迎接，一個個誠惶誠恐、小心翼翼。可惜章惇無動於衷。開什麽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贖罪都不可能，只憑些奴顏婢膝就想過關？

從這時起，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黨人快速返京，當年熙豐舊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黃履、來之邵、郭知章、劉拯等人都回來了，他們占領了禦史臺、知諫院等關鍵部門，和張商英緊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紹聖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黃履為禦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繼貶謫蘇軾之後，又一個新的清算目標出爐——殿中侍禦史郭進章追究元祐時期割讓西北四塞給西夏事。

大快人心，當年舊黨在宋朝對西夏始終處於戰略進攻態勢的情況下，主動放棄四座邊寨的行為人神共憤，無數邊關將士用血肉換回來的城池，只為了和新黨唱反調，就無償地送給了敵人。不說實際上的物質損失，九年間兩國士氣、攻防的易位，就讓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變得無比囂張，連他們的漢人皇太後梁氏都敢帶人闖進邊境殺人放火……這是奇恥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辦這個，誰的責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處理。

很快責任人名單列出來了，以司馬光、文彥博為首的11個人是主犯。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趙禼、範純仁的責任最重，定為“挾奸、罔上”；孫覺、王存等剩下的人是從犯，罪名是“暗不曉事、妄議”。

宋哲宗看著這份報表，問了自己好多遍，他是想溫和的，可這件事能溫和嗎？！於國、於家、於先皇、於將士，無論哪一點，都沒法寬恕！

他同意從嚴從重處理。

在研究怎樣具體定罪期間，禦史臺已經發動了另一項彈劾。責問元祐年間前首相蔡確貶謫嶺南致死之事。第一，蔡確到底有沒有罪；第二，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於嶺南。

這是由誰指使的？為了什麽目的？

這兩問是極其致命的，直指當年最高權力核心的紛爭。其中最敏感的，可以歸為一句話——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職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人能辦到。

言官直指要害，呂大防、劉摯、蘇轍、王巖叟等人一個不落，統統落網。不管他們現在處在什麽位置上，一律貶職。

貶制由林希執筆，文字風格向蘇東坡看齊。比如貶劉摯——“……始以傅會權臣，奉承風旨，既又密布私黨，倡導邪謀，論議交通，蹤跡詭秘。誣底聖考，愚視朕躬。”

說得挺狠，但句句屬實。在朝廷裏搞小集團，說他“密布私黨，倡導邪謀，論議交通，蹤跡詭秘”不虧他吧；幫著高滔滔廢除神宗新法，說他“誣底聖考”沒錯吧；眼裏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見他的後背加屁股，說他“愚視朕躬”準確吧。

很解氣，更痛快的是貶蘇轍時的貶辭。

——“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於庭，專斥上躬，固有異志……垂簾之初，老奸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乃以君父之仇，無覆子之義。”

開頭的幾句是說蘇轍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時候和哥哥蘇軾分工明確，蘇軾捧、他貶，把仁宗時代的政府說得一錢不值，哪兒都是毛病。當時就犯了眾怒，頂級高官都是千錘百煉的，什麽手段沒見過，嚴格地說諂媚是可恥，反其道以忠貞嘴臉出現，拼死邀名的人更讓人煩。

立心不正。

後面的幾句是重點，翻譯成現代話，是說神宗死後，高滔滔垂簾聽政，老不死的奸賊擅自篡奪國家政權（老奸擅國），把蘇轍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讓他詆毀誣蔑神宗朝。

老奸擅國，這是明白無誤地痛罵高滔滔，是新黨第一次攻擊這個誤國誤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謂的死女人。面對這些，哲宗猶豫了。九年間的遭遇讓他恨高滔滔，可是一來他不想剛開始親政就手段暴戾，二來高滔滔終究是他的奶奶，家醜不可外揚，皇家的體面要緊。

看到哲宗猶豫，新黨集團感到了危機。在封建君主時代，如果不能得到當權者百分之百的支持，無論什麽樣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華。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與王安石、高滔滔對司馬光。

現在哲宗猶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沒咒念。這是危機，天大的危機。但是，難道能走到一個人的面前，對他說，你奶奶太操蛋了，我們聯合起來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黨就有人這麽做了，還非常成功。張商英從堆積如山的文件裏走出來，召集大臣去見哲宗。他說：“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

這句話像一團烈火燒進了加油站裏，“轟”的一聲所有人的憤怒都被點燃。

汝州、許昌、河陽分別是章惇等人最初時的貶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難日，更是他的恥辱日。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毒瘤不鏟除終有一天會再爆發。

沒有什麽可猶豫的了，把壞事做盡目無皇帝的舊黨往死裏整！這條最高指示出爐，被新黨人迅速地執行了，只是在操作時稍微變了點形。他們做的是，連死了的也不放過。

七月，處理決定出臺，先說活的。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劉安世第二次貶謫，分別是郢州、蘄州、筠州、鄂州、南安軍。雖然還沒過嶺南，但全都到了長江兩岸。

並且把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員的實際工作位置，從這一刻起，這些曾經的頂級大佬無官一身輕，除了一點點僅存的榮譽頭銜之外，實際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說死的。

司馬光、呂公著是舊黨廢新法時的兩大領袖，兩人雖然已經死了，可是追贈的爵位、謚號、給子孫的恩例贈官都還存在。這些都是他們的犯罪所得，必須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馬光的“文正”謚號，那塊“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廢。

還沒完，關於各罪臣的子孫考核也在進行中。比如呂公著的兒子呂希純就被抓了典型，張商英在浩如煙海的文件堆裏翻出來他給高滔滔族人寫的誥詞。裏邊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極”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無可高的巔峰位置。

哲宗大為惱火，高滔滔活著你們借勢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馬屁，合著什麽時候都不把我放在眼裏。貶職，滾得遠遠的。

到了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裏也有些發毛了。清算運動真痛快，可是這樣搞下去，會不會把宋朝自殘了？畢竟窩裏反搞運動，實在是太傷元氣了。

不僅大家這樣想，歷代的史學大家們也這樣下了結論。他們說以章惇為首的新黨搞覆辟、搞清算，讓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後雪上加霜，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到底怎麽樣呢，我們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輕松地得出正確的結論。

討論這一點，有件事是宋史裏重要的論據。幾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師們都要把它提出來議論一番，證明章惇他們是多麽的過分。

我們先看下事情經過。

章惇進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宮提舉，從江南趕赴開封時路過湖州（今浙江吳興）、越州（今紹興），在這兩州之間，有一位名士等著他。

江南陳瓘。

陳名士是位德藝雙馨的人，他走正統路線，考中了進士，當官之後主動放棄了待遇優厚的職田，到窮困地區工作。之後更上一層樓，覺得當官本身就是汙穢的，為了心靈的純潔，他幹脆辭職回了家。

聖潔到這種地步，沒法不讓人佩服。這樣的人在江邊站著專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請他上船。

陳瓘是有所為而來的，作為一個名士，他有著崇高的追求。個人的名利是可以放棄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須維護的。他來就是為了指點章惇這次當首相，要怎樣辦公。

章惇沒發火，請他暢所欲言。

陳瓘指著所坐的這條船，說章相公，天下的形勢就像這條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邊偏重，船體側傾，這條船能開走嗎？

章惇靜聽。

陳瓘講，很顯然不能。而把左邊的東西挪到了右邊，就是造成側傾的原因。

章惇沈默。

陳瓘也沈默。他的話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側來比喻朝廷裏的新、舊兩黨，左重則左傾，右重則右傾，兩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幹涉，宋朝這條船才能開得平穩。

以章惇之才，完全聽得懂，可他沈默，就是不表態。一般來說，高人交談語不及三，多大的事兒都講究點到即止。現在章惇不入戲，陳瓘就該告辭走人才對。可是事關重大，他想了想，決定繼續往下說。

陳瓘主動問，現在章相進京主執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後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沈默了很久，才終於回答。他說，司馬光是個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轉他造成的損失是最重要的，必須最先做這件事。

陳瓘一聽，五內俱焚，他大叫了一聲：章相公，你錯了！（相公誤矣！）

章惇沒打斷他，讓他說完。

陳瓘說，章相你錯了，你這正是把左邊的東西往右邊搬，哪怕出發點是好的，也造成了船體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這樣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聽到這裏，章惇終於大怒，他聲色俱厲地質問：司馬光放著合法皇帝不輔佐，卻去投靠後黨。他獨斷獨行背叛先皇，肆意廢除前朝成法。誤國欺君到了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麽？！

這樣的質問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會無言以對。因為章惇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事實。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裏，什麽事都有新解釋。

陳瓘很平靜，他說：關於司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內心世界、他的出發點，而去懷疑他的行為的話，那麽他或許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跡，則不為無罪）。可是你把他定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顛覆過來，那麽你禍害國家的程度，比他還要嚴重。

接下來是重點，陳瓘給出了他的解決辦法。他認為，在當時階段，只有取消朋黨，不偏不倚，保持船體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執政之道。

章惇聽後大感驚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證回京之後，要把元祐時期的政治也兼收並取一部分，當然更不會大面積地搞清算活動了。最後為了表示敬佩和感謝，他留陳瓘吃了頓飯。

陳瓘下船走了，事情還沒結束，歷代的史書總要提到章惇之後的表現。他回到京城之後把答應過的事扔到一邊，對舊黨趕盡殺絕，實在是既無信又兇殘，是個反覆無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經過都介紹過了，我們用自己的眼睛來審視一下。

陳瓘說得有道理嗎？看似有理，中國人一直不是“左傾”就是“右傾”，搞來搞去折騰幾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橫飛、自虐自殘，實在是讓人懷疑，這個民族的情緒內核到底怎麽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確。

那麽陳瓘就是對的了？見鬼，誰給他的權力，把新黨歸為“左傾”、舊黨歸為“右傾”的？誰說兩個對立的團體必須是左右對稱型的，為什麽就不會是舊黨是左或者右，而新黨是船中央？！

船是國家，利國利民整頓官場打擊豪強，誰做了對國家有利的，誰就站在了國家的中央。新黨過往的行為，足以證明這一點。

所以，陳瓘這個所謂的平衡真理，根本謬不可言。

第二，他為司馬光開脫的理由實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跡，則不為無罪”，見了活鬼！縱觀人類這幾千年的歷史，有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定下的法律裏規定過，只要出發點是好的，沒有主動犯罪，就不需要處罰的條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損失，拿一句沒有主觀意願就想徹底開脫？拜托腦殘無恥也要有個界限。

第三點是最無厘頭的，之所以我要著重地提出來，是發現它歷久彌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21世紀都有市場，實在沒法不重視它。

陳瓘說，不能顛覆司馬光的作為，不然章惇犯的罪會比司馬光更大，因為國家被再次折騰了。這個理論真讓人抓狂。

和電影《英雄》裏的理論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殺秦始皇，是因為“天下”。殺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亂，所以雖然嬴政殘暴，也比大亂好，就讓他去統一吧。

拋開屈辱談實際，秦國以殘暴得國，得國之後會變仁慈？它會變本加厲，逼著人民去推翻它。那時民眾所受的苦，比當時與嬴政死戰更大。

與此同理，依著陳瓘宋朝從此不折騰，哪怕司馬光犯罪做錯也忍著，像元祐九年間那樣對外怯懦、對內兇殘，國庫空虛、百姓被富豪剝削等缺陷都不去理會，好日子就降臨了？

腦子沒被門擠過的，都知道後果是安樂死吧。

第四點是附議，一個與事實無關、與誠實有關的細節。在前面的事件記敘中，陳瓘憂國憂民大展愛心，章惇被折服了，他連佩服加請吃，表現得很學生。

保證回京後會按陳瓘說的辦。

這是真實的嗎？陳瓘的這番說辭與熙寧年間新黨人呂惠卿、章惇與司馬光等人的論戰相比，是多麽的淺薄。當年呂、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樞的新進人才，都能與宗師級的司馬光匹敵爭論不休，這時過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經歷心靈厚度變得更加沈澱，居然會被這種不倫不類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實這是《宋史》裏常見的卑鄙手段，目的無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呂惠卿列傳》裏，記載著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呂惠卿窩裏反，搞垮了改革集團。郁悶難當，他往往書寫“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這就是假的。

呂惠卿樹自己的山頭，與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兩人從始至終沒有口出惡言。呂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這樣。他是大宗師身份，怎麽可能背地裏罵人洩憤？如果不信這種推斷，可以讓事實說話。

呂惠卿貶職後曾經給王安石寫過信，信裏承認了錯誤，乞求王安石的原諒。王安石光風霽月，早就從政治圈裏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責備，以一個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勵呂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這是有據可查的，“福建仔”三字從何而出，誰是證人，有什麽物證？可居然寫進了宋史列傳裏，把王、呂兩人的格調同時貶低。

這種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盡信書不如無書，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註意這一點。

回到紹聖年間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後，開封城漸漸恢覆平靜，可不要以為章惇心滿意足了。在他想來，這只是以眼還眼如數討賬，想真正兩清，舊黨還得給出九年的利息。

年底時重拳出擊。

以蔡卞為首，新黨組成的史學團隊耗時一年，拿出了新編的《神宗實錄》。這是針對由高滔滔主持，範祖禹、黃庭堅、秦觀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實錄》的反駁。新、舊兩本書差別非常大，簡單地講，神宗即改革，兩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導思想下，很多的事截然相反。

把這本書重寫，一來給神宗正名，二來給改革派正名，這是清算運動中的坐標，是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有了這個東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的隨心所欲。

之後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成名經過。

先是把範、黃、秦等當年的主編貶職流放，接下來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時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錄用。再到年底，打擊面擴大，從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層幹部，導致開封官場大換血，各個職能部門變成了新黨天下。

新黨集團從這時起，重新掌握了國家權力。

第三年，舊賬翻到了奶娘事件上，劉安世、範祖禹被再次降職，從長江邊貶到了廣東海南。這時章惇快意恩仇，看這些貶職的過程，扒皮章根本就沒把舊黨大臣當人看。比如劉安世從南安軍（今江西大庾）貶到英州（今廣東英德）時，章惇想了想，不經意間想起了一些傳說。

傳說劉安世命硬，他媽媽在懷孕期間進四川，從馬上摔進山谷，大家都以為她死定了，沒想到一棵大樹接住了她。這是沒出娘胎第一劫；長到10多歲時，劉安世得了眼病，遠近名醫束手無策，眼看著生活沒法自理變成殘疾，可是一位獸醫出現，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後否極泰來中進士當高官，位極人臣。

大家都說劉安世命真好。

是嗎……章惇看了看地圖，你命好，那再往南點，去昭州好了。

以此為例，把貶人當游戲。蘇軾字子瞻，好，去儋州；蘇轍字子由，查地圖沒有由州，找個形近字吧，由與田相近，貶他到雷州；劉摯字莘老，莘、新同音，貶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類推，九年間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黨人成了章惇的玩具，生死榮辱全在他一念之間。回望屈辱，這是大丈夫牙眼相還、酬恩報怨，不亦快哉！

可向更遠處回首，當年滿懷興邦救國熱情的青年到了哪裏，這時滿心酷戾一意洩憤是他的本來面目嗎？

所幸的是，章惇始終沒有忘記新黨人的核心思想是什麽，他沒像那些卑汙的舊黨人那樣除了黨爭之外什麽都不做。在他的領導下，宋朝迅速煥發著生機，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無法想象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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