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還有比這更惡毒的言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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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也算讀過書、研過史,中國人在北宋之前,甚至就在北宋初年,什麽時候比異族人弱過?不說燕趙習武舊地,就以農民為論,中興宋朝最強的武將岳飛本人就是農民,之後明朝戚繼光等人的軍隊裏,農民更是骨幹力量,甚至近代新中國成立,也是由農家子弟打下來的天下,農民哪點給中國丟過臉?相反,壞中國大事的,倒全是由司馬光所力挺的禁軍、廂軍所造成的。
他的這種言論,是對整個中華種族的蔑視,是對已往所有歷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後的共鳴。她所需要的國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隸,只有這樣,她才會能活得輕松、活得自在,覺得世界真是和諧。
保甲法就這樣被廢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經營的不費錢、不誤農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經實施了十五年,讓兩代人習武成長的政策,就此破滅。幾十年之後金兵突破邊關後長驅直入,直抵開封城下,滅亡北宋時,任何一個有理智、有記憶的中國人都應該知道恨誰。
司馬光這個敗類,如果有保甲法在,國家的希望就不會僅僅局限在開封城內那些糜爛的禁軍身上。
當年新法登臺是有步驟的,這時廢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後。司馬光是有頭腦的,他先廢了保甲法,卸掉農民身上的武裝,下一步才能讓農民回到水深火熱的舊時代裏。
廢除方田均稅法。
一個時代結束了,農民成了從前的農民,地主變成了以前的地主。
這只是開始,司馬光的動作非常快,難得的是節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巔。要動手,先雷霆萬鈞,把新法集團打懵,保甲、方田均稅兩法廢除之後,市易法、保馬法也相繼作廢。
這四項搞定之後,帝國的軍、政、商、農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確、章惇大怒,這是圖窮匕見,上來就分生死!
可是他們一步慢,步步慢,剛想著反擊,司馬光的節奏感決定了一切。你們很生氣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來!
帝國這時有件壓倒一切的重量級事務要辦,要以舉國之力去辦,根本就沒半點精力留下來吵架——給宋神宗發喪。
這在封建時代是無比重大的事情,新舊兩黨不管是誰,必須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當權的新法集團黨魁,比如蔡確。王珪死後,出殯的主持人,山陵使這個職務非他莫屬。想想神宗皇帝這一生對你們多麽的情深義重,你們好意思在喪期裏添亂嗎?
於是大家用心辦喪事。
喪事過後,天下和諧,所有參與的人,不管新舊黨,都升了官、發了賞。而且時間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連皇帝都死了一個,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於是蔡確、章惇、韓縝、司馬光都回家各自過年,準備好年假過去後,再較量。註意,以上這些都是慣例,想當官,想做事,都得按著這套程序走。
只是時間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裏,新黨集團發現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覺之中,都是按著官場的規矩辦嘛,也沒什麽感覺,怎麽就掉進了司馬光的陷阱裏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號為“元祐”。開門第一件事,舊黨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確。這位一直走位飄忽,在新舊兩黨之間左右逢源的頂級大佬,突然間焦頭爛額,怎麽也沒有想到,毫無征兆的,他居然大禍臨頭了。
其實他是有些預感的,也做了些努力來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問題上,在邢恕的鼓動下,他搶了高太後的風頭。這實在很不妙,可是無論在誰的心裏,也沒把這事看太重。
因為宋朝太寬松了,別說稍微搶搶風頭,就是當面讓皇帝難堪,也沒見有啥後果。只是事情總會出現的,什麽樣的奇跡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確拿到了這個歷史性的大獎。
這個大獎是他在宋史裏排名超級靠前的資本,他的遭遇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他的人生落幕的過程,是之後新舊兩黨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誰更狠的開端。
一個要命的借口。
事情從宋神宗的喪事開始。其實山陵使這個職務是不難當的,首先它是個暫時性工作,從出殯到入墓,這個過程只要順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於危險,幾乎可以忽略。因為慣例上這個職務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擔當,而且喪事結束,該首相按例就要辭職。所以無論怎樣說,有什麽樣的恩怨,這都是一個結束了。句號劃完,人生歸零,誰會去在乎、為難一個辭職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敵人,也會輕輕地放他過去。畢竟官場有它的游戲規則,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該敵人徹底倒臺,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幾腳洩憤,註意,千萬別踩。第一壞了自己的名頭;第二小心報應。誰都有馬高蹬短的時候,這時落井下石,當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馬上退休的首相,在這種雙重保險下,還是出了事。舊黨裏新上任的臺諫官們抓住了他三大錯處。
一、身為山陵使,應該率領群臣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們全在,唯獨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殯當天,他應該與神宗靈柩寸步不離。可是他一會兒向前狂奔數十裏,一會兒再向後狂跑數十裏,中間還消失過一段時間,不知去了哪裏,讓人懷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後一個多月了,他還是不辭職。不說首相之職不辭,就連山陵使的職務都一直掛著。不知他要幹什麽。
以上三條,足以定出個大不敬的罪名。我們也要承認,這三條罪行真是不怎麽光彩,太失職、太輕率、太不著調了!
只是歷史上還有相對應的別的說法。蔡確守夜當晚失蹤了,可小哲宗卻有和他談話的歷史記錄;出殯當天他沒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騎馬回城了,去幹了什麽呢?某些資料顯示,他和高太後有過交流;至於說啥都不辭職,看著是戀權不放,格調不高。
可這是過年期間,放大假好吧。
總而言之,各說各的理。專註在蔡確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擊,沒有心理準備的。他心裏一直很有底,因為之前他曾經補救過。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裏,提出了一個非常和諧的建議,給高遵裕覆職。高遵裕是高太後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戰中,他像一個西夏人的臥底一樣把西北軍團玩殘疾,當然也相應地得到了一點點的處罰。他被降職了。
蔡確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後求情,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連大牢裏的罪犯都能特赦,何況本朝這時第一衙內高大將軍呢?讓他官覆原職吧。
多麽好的同志,想領導之所想,做領導心裏的事。通常這樣做了,哪怕先招來的是領導的呵斥,事後也會得到領導的歡心。
所以最開始時高太後沖著他怒吼時,他仍然不怎麽害怕,盡管高太後吼得非常有水平,揭開了宋史裏一些沒人知道的細節內幕。比如說,當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當晚繞床嘆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這條史料就是在這時公之於眾的。
可是之後蔡確的心就沈了下去,因為高太後罵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態之後,並沒有覆高遵裕的職。這才是關鍵,說明了她一來不原諒高遵裕,二來絕不領蔡確的情。
她記仇了。
直到這時,誰也不知道她記仇能記到什麽程度。蔡確得用一生的代價去做只照明燈,照出她的真面目,給別人提個醒。
新年伊始,蔡確被罷免首相,貶職陳州。這個處罰是很重的了,從慣例上講,已經罪責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確也是這樣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風中走出京城時,心裏有失落也有些輕松,看結果,雖然丟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開了麻煩漩渦,很不錯。
只是,這才是一個開始,不僅是他的噩夢,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後高氏的噩夢。不久之後,寬松、仁愛、慈善、文明的宋朝將變成一個超級苛刻、殘酷、惡毒、不講半分情理的夢魘世界,誰也別想在這個世界上有好日子過。
強如高太後也別想躲過臣子們的反攻倒算!
這時舊黨一片風光大好,司馬光的節奏讓新黨瞬間失去了黨魁,借這個威勢,他終於對王安石新法裏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將官法。
這三項是重中之重,直接影響國計民生。同時由於它們在新法裏的地位,只要它們還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運轉,宋朝政治的主體,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跡。
司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它們廢除。因為他實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剛過,形勢空前大好,他的身體卻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關於這一點,歷史上通常給出的答案是司馬光無時無刻地不在為宋朝擔憂,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寫書累的。
不成立。
說到為國家分憂,司馬光無論如何也超不過範仲淹,也沒見範仲淹把自己憂死;說到寫書,更是笑話。這個活兒的確很累,《資治通鑒》類的歷史書的寫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閱、分類、鑒定海量的前人資料,還要融會貫通,總結出自己的見解。我身為一個歷史寫手,深知其中的苦樂。
但是司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經濟、資料、人員都配備充足,說來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在奮鬥,而是一個小分隊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馬遷、班超等歷史前輩強太多了,試問那些人都沒有累死,司馬光為什麽累到這步田地?
排除他個人身體太糟之外,只有從他的心靈深處查找原因。是怨毒、憤恨、不甘、絕望、等待等負面情緒在十五年之間每時每刻地噬咬著他的靈魂,才讓他心力交瘁、百脈俱廢。
同時,這也能解釋為什麽他一旦得勢,就對王安石新法廢除得這樣兇狠徹底的原因。
痛並亢奮著,這是司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間的心靈寫照。他很快就要油盡燈枯了,為了成功,必須和時間賽跑。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要對新黨不可思議的兇狠。司馬光連續寫了兩篇奏章,都是針對“免役法”的,內容很覆雜,目標很明確,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縣必須在五天之內廢除免役法,恢覆募役法。
這個消息傳出去,宋朝人的腦子全體爆炸了。宋朝有多大,這樣的疆界,這樣眾多的官員,要怎樣調配、實施,才能在五天之內完成這個目標?
役法與稅法,是國家的根本。現在要換掉1/2的根基,居然只給了五天的時間!這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歷史上除了應付亡國級別的戰爭,從來沒有這樣頒布法令的。五天……把開封城裏的命令傳到帝國各處邊境都不夠用。
那麽說,司馬光真的瘋了嗎?不,他才沒瘋,從始至終,他都是一個少見的精明人。作為一個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級的心理動態。要把握住這一點,才能讓名義上本該積極執行的各種命令生效。比如說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舊法之爭太敏感了,幾乎每個帝國官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樣統一?答案是不可能統一,人類的心靈從來沒有哪怕區區兩個是能夠完全契合的,那麽就要去強制。像王安石當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強行推出。
這時司馬光要反手,也必須得有不尋常的招數。招數有兩點,第一就是不講理。我只給你們五天,不幹就滾蛋,等著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給下邊人反駁打折扣的時間。第二是皇宮裏的支持,他同樣得到了。
偉大的高太後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後,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馬愛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讓哀家喜歡。
傳太皇太後懿旨,廢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著國家元首、輔國重臣聯手發癲癇,絕大多數的大臣都選擇了沈默。事情是明擺著的,連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這渾水還有意義嗎?
政治是種理智的游戲,身家性命更是現實的東西,大家都是聰明到能當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樣做。只是還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這個人的一生從來沒有所謂的“聰明”過,他只幹自己想幹的、應該幹的事。
章惇。
他是這時新法集團僅存的宰執人員了,可以說是最後的一面旗幟,他不出面,興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黨就會安樂死,而這是種難以想象的恥辱!
章惇在一次朝會上當堂和司馬光辯論,兩人你來我往吵了起來。其結果就是章惇捅了一個超大的馬蜂窩。從開始章惇就很尷尬,一個年輕力壯的壯年人和一個隨時都可能倒斃的糟老頭兒叫喚,那樣子簡直遜斃了。同時還被不停地打擾,提醒他吵架時要註意風度,以免讓垂簾背後的太皇太後不愉快。
這真是見鬼,居然成了這次國策大辯論的勝負標準。章惇竟然輸在了態度上。當年的辯論實錄是存在的,實在太長,沒法搬上來,我們只看舊黨的另一位領袖呂公著的原話,就會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樣的刁難。
——“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禮。”
既然說得有道理,可見對國家有利。在這樣的大原則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勝的心理!
不管怎麽說,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馬光推薦上來的各位言官老大紛紛跳了出來,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樞密,想想都讓人興奮!
順便說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監管宰執人員的,那麽言官與宰執恰好是親戚的話,就必須得有一方辭職。
這時言官裏的範純仁、範祖禹都是司馬光的親戚,章惇之前也點出來了,可高太皇太後、司馬光就是不理會。註意,不是拒絕,而是裝糊塗。
如此這般,章惇也倒臺,被趕出京城。做完了這些之後,舊黨內部都松了口氣,覺得大局已定,可以輕松些過日子了。他們錯了,事實馬上會讓他們清醒,有聖人、清廉、公正、博學、博愛等正面美譽的司馬光黨魁的真面目有多麽的猙獰。
別說是敵人,就算是黨內朋友,都被他氣得發昏、嚇得發抖。
章惇被趕走之後,新法集團一敗塗地,中高層的辦事人員,如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範子淵等人一股腦兒地都被貶到外地。
舊黨揚眉吐氣,司馬黨魁威武!15年之後大振神威,把新黨連根拔起,實在讓人佩服。激動之餘,他們不自覺地向司馬光身邊靠攏,認為在這樣的大好局面下,實在應該獻出自己的一份力來,讓形勢好上加好。
這些人的代表是蘇軾、範純仁、韓維。想表達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廢不廢、怎樣廢、廢完了用什麽代替上。
先說範純仁,他是範仲淹的二兒子,以當年的道德標準、文化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完人,他擁有一顆平衡之心。
這種罕見的心靈源自於宋朝300年間第一人範仲淹的家風。範仲淹一生從貧苦到大臣、從文臣到武將,走過了一個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帶來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靈。擁有這種心靈的人,當官時憐憫百姓,做平民時保持自尊,平素裏溫文爾雅,有外敵時卻沖在最前線。
傳到第二代之後,範純仁保持了父親的一些特性,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風格。如果說範仲淹的心靈是溫文、恢弘的話,那麽他就是溫文、仁厚外加一點點的愚蠢。這點愚蠢是很可愛的,它甚至是範家的傳家特質,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權貴也要忠於自己的心靈,甚至明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也要為國分憂。
所謂“在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好了,說得有點多了,範純仁的平衡心靈覺察出司馬光的行為有問題,他跑去提了個醒。說廢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樣去做。太急了會讓基層一團糟,老百姓無所適從。尤其是實施廢除法令的人,要是選不好,會造成大面積的混亂。
平心而論,這是常識。當年王安石改革時,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覆研究了兩年多才逐步實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後才推廣到全國。他司馬光可好,五天之內全國都改!
這種急躁程度簡直是瘋子才能想出來的。
所以範純仁要提這個醒,也覺得但凡有點理智的人都會答應。可是他錯了,司馬光這時的狀態、心靈都絕不能以一個正常人的標準去衡量。
這個醒提得毫無作用,司馬光理都沒理,徹底無視。
蘇軾第二個登場。說實話他上來時司馬光沒想到會聽到不同意見,想當年小蘇同志是堅定的舊黨新銳,和王安石鬥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後都是舊黨人士心裏永恒的閃電嘛。
可是十多年過去了,蘇軾已經變成了蘇東坡,人的經歷決定心靈,蘇軾從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貶到外地成政治犯,回歸土地沈澱靈魂,這一步步走來,他對事物的看法和從前截然不同了。
這也是他和司馬光的最大區別,司馬光從地主到貴族,哪怕是歸隱洛陽,都處於人文之巔享,受世人的膜拜,從來就沒有身份上的變化,他的心靈從始至終都是純正的士大夫階層。
可惜這一點我知道,讀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時的蘇軾卻不知道。從他後來的表現來看,他把這時的司馬光仍然當作一個純正的學者、公正的長官來對待的。
蘇軾擺事實講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國各地的實地經驗告訴司馬光,說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實各有利弊,沒有哪個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來,基本分不出好壞,差不多,只看著眼點在哪個受益階層。
這時司馬光沈默不語。
蘇軾滿腹經綸蕩漾,大段語錄湧了出來。忽然間從兩個具體法令過渡到法令改變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點上徹底闡釋法令的由來和變化。為此,他從神話時期的夏、商、周三代說起,歷經秦、漢、唐、五代,最後說到了宋朝,說得頭頭是道,最後合成一個核心——法令是可以改變的。
司馬光繼續沈默不語。
蘇軾卻暴跳了起來,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在堂堂當代文壇領袖蘇東坡說事時,聽眾居然臉露憤色、表情不爽,這是對他學識風采的極大蔑視!
卻不知在司馬光的心裏,他蘇軾已經把當代最偉大的史學家侮辱得身無寸絳了。和《資治通鑒》的作者說法令的優劣,尤其是該法令還是他15年之間念念不忘刻骨銘心的免役、募役兩法。
蘇軾你當我是白癡啊。
更可氣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從夏朝開始說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間都幹的什麽吧,我用你來給我講歷史?
居然還要求我聽的時候臉露微笑!
何況你口口聲聲說法令必須變,得與時俱進,我看你是忘本了。本黨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舊黨的法令觀念——法不可變!
最好是三代時的古法一直流傳到今天,宋朝才會是最完美的社會。這樣子與俺當面唱對臺戲,你是個叛徒吧。
可惜的是,蘇軾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直講了下去,這中間司馬光的心理動態被他統統忽略。見到黨魁大人臉色不悅,他反而怒了,覺得應該給對方上上官方禮儀課。
蘇軾說,當年你和韓琦老相公爭論陜西刺勇事件時態度很惡劣,說得很尖銳。韓琦很不高興,而你堅持到底。現在你當了宰相,難道不容許下屬說話了嗎?
眾目睽睽,司馬光的老臉上艱難地擠出了一絲笑容,貌似認可了蘇軾的指責,可心裏的郁悶卻呈幾何數暴增。在當時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覺到司馬光幾十年間口不對心、言行不一的眾多證據,可當面指出的,除了剛剛被趕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蘇東坡。
一時口快,把話明說,蘇軾爽了一小會兒。至少司馬光承認了自己氣量不足,狹隘跋扈。可是一來給自己種下了禍根,二來根本於事無補。
司馬光尷尬歸尷尬,難堪歸難堪,目標達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認了丟臉又如何,蘇軾講的話照樣不批準。當天蘇軾頂著一腦門子的烏雲回到家,一邊脫衣服,一邊搖頭嘆氣:“司馬牛!司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別的什麽話了。
大文豪沒話說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變的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是要怎麽變、變成什麽樣。這時一個小人物有了個創新式的方案。
監察禦史王巖叟,他主張實施“諸役相助法”。顧名思義,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為何不把它們中和一下,取長補短呢?
司馬光大發雷霆,言官管的是紀律,誰允許你亂議國策的?!閉嘴。王巖叟就閉嘴了。這記霹靂挨得一點不冤,他根本就不懂為什麽司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來取代免役法。
這裏面有個秘密,試問司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國歷代的役法太多了,為什麽他一定要選擇這個爭議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裏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馬光當政的消息傳遍天下,卻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讓他知道當年嘔心瀝血創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壞。可是免役法之爭太大了,還是傳進了王安石的耳朵裏。
王安石愕然。他說,連這個都要廢除嗎?免役法是我與先帝共同創立,反覆思索兩年多才頒布的,內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備,是不能這樣輕易廢除的。
從這時起,王安石衰老傷病的身體更差了,他幾乎不思飲食,一天天沈默寡言。可是打擊才剛剛開始,不久之後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試開始了,又一個消息傳到了金陵。
當年王安石修改課本,改革科考,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課本中有他親自批註的《詩》、《書》、《周禮》,稱之為新義。這是15年間宋朝全國舉子們一直研究的學科,司馬光臨近考試突然宣布,廢除王安石批註的所有新義,一切恢覆熙寧以前。
不為王安石考慮,也要為天下無數考生著想吧,臨近考期了突然來了這麽一手,拋開朝廷重臣、知識前輩的身份,司馬光僅僅以一位長者的年紀,都不應該這樣刻薄。
他這樣做了,目的也達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繞屋步行,清晨時家人看到屏風上寫滿了字,沒有任何謾罵詞語,只有數百個司馬光的名字。
司馬十二不曾想15年之後,你蛻變成了這樣!但是,這還沒有結束。又過了些日子,一個新的命令頒布了,嚴令官方人士、各地書館翻看一本名叫《字說》的書。這本書,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嗎?為什麽會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一方面廢除新法,抹殺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跡;一方面禁錮王安石的作品,抹殺他在人間的思想。這樣的行為要怎樣定位,我實在不願讓自己的文字罵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綜上所述,全盤思考,才能知道為什麽天下有那麽多的役法不用。司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來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讓活著的王安石知道,你當初認為免役法先進,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來,讓你眼睜睜地看著,一點辦法都沒有!
司馬光的目的達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速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頭。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習慣,我應該為他的一生作一個我個人認為合適的總結。但反覆思考,我放棄了。
不是怕爭議,更不是怕難度,而是我前面說得實在太多了,這時有司馬光的一舉一動來反襯,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質。
還用得著多費筆墨嗎?何況300年宋史裏,我早就下了個決定,無論是哪位人物,我都會適時地給出自己的見解,唯獨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認為我前面說得還不明白,更相信讀者們自己的眼光和理解。
如此,算是我對荊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回到司馬光廢除免役法的時間段,在範純仁、蘇軾有話要說時,五天內廢法行動一直在進行中。司馬光在一片反對聲中突然迎來了一股春風,一份公文擺在了他的辦公桌上。
開封城周邊州縣按時完成任務,所轄地區內免役法全部廢除,募役法已經生效!司馬光驚喜交集,在這種時刻是誰這麽乖,當了他的突擊隊長?
看公文署名,開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黨、王安石的親戚,這實在犯司馬光的忌,可是在這種關鍵時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範。想想連王安石的人都這樣支持他,舊黨黨內該怎樣反應?
他召來了蔡京,親手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同志,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辦事,還有什麽命令貫徹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撈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舊黨黨魁司馬光賞識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層,司馬光樹立蔡京是模範典型。想想幾十年後蔡京的作為,誰該為這個妖孽埋單?誠然,這時的蔡京還處於雛形,看上去人畜無害,可是司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沒發現兩個至關重要的破綻。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這之前,在新、舊兩黨之間搖擺的人是有的,比如剛下臺的首相蔡確。可從沒有人這樣明目張膽地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領袖的政治根基開刀。
蔡京這樣做了,他的“零拒絕”手段再一次使用,這樣沒原則、沒底線的行為,司馬光不僅不鄙視,居然還提倡,他本人的底蘊是什麽呢?
如果以一切為政治服務,以達到目的為準繩,那麽他多年以來保持的聖潔光環在哪裏?退一步講,這樣急吼吼地接納蔡京,也證實了他病急亂投醫,在自己黨內都缺乏認可的現實。
第二,蔡京的危險性。
讓龐大的京城周邊州縣在五天以內廢一法、立一法,這裏面得有多麽覆雜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邊,蔡京能避開所有的障礙,迅速搞定所有辦事人,為他的欲望全速運轉,這體現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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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種言論,是對整個中華種族的蔑視,是對已往所有歷史的大不敬,可深深地得到了高太後的共鳴。她所需要的國民就是一群懦弱的奴隸,只有這樣,她才會能活得輕松、活得自在,覺得世界真是和諧。
保甲法就這樣被廢除了,宋神宗、王安石苦心經營的不費錢、不誤農的全民皆兵政策,已經實施了十五年,讓兩代人習武成長的政策,就此破滅。幾十年之後金兵突破邊關後長驅直入,直抵開封城下,滅亡北宋時,任何一個有理智、有記憶的中國人都應該知道恨誰。
司馬光這個敗類,如果有保甲法在,國家的希望就不會僅僅局限在開封城內那些糜爛的禁軍身上。
當年新法登臺是有步驟的,這時廢除新法仍然有先有後。司馬光是有頭腦的,他先廢了保甲法,卸掉農民身上的武裝,下一步才能讓農民回到水深火熱的舊時代裏。
廢除方田均稅法。
一個時代結束了,農民成了從前的農民,地主變成了以前的地主。
這只是開始,司馬光的動作非常快,難得的是節奏感保持得妙到毫巔。要動手,先雷霆萬鈞,把新法集團打懵,保甲、方田均稅兩法廢除之後,市易法、保馬法也相繼作廢。
這四項搞定之後,帝國的軍、政、商、農四大支柱都面目全非。蔡確、章惇大怒,這是圖窮匕見,上來就分生死!
可是他們一步慢,步步慢,剛想著反擊,司馬光的節奏感決定了一切。你們很生氣是吧,很想咬我是吧,慢來!
帝國這時有件壓倒一切的重量級事務要辦,要以舉國之力去辦,根本就沒半點精力留下來吵架——給宋神宗發喪。
這在封建時代是無比重大的事情,新舊兩黨不管是誰,必須放下恩怨全情投入。尤其是當權的新法集團黨魁,比如蔡確。王珪死後,出殯的主持人,山陵使這個職務非他莫屬。想想神宗皇帝這一生對你們多麽的情深義重,你們好意思在喪期裏添亂嗎?
於是大家用心辦喪事。
喪事過後,天下和諧,所有參與的人,不管新舊黨,都升了官、發了賞。而且時間到了年底,都忙了一年了,連皇帝都死了一個,大家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呢?
於是蔡確、章惇、韓縝、司馬光都回家各自過年,準備好年假過去後,再較量。註意,以上這些都是慣例,想當官,想做事,都得按著這套程序走。
只是時間走到了下一年的正月裏,新黨集團發現自己真是太蠢了,不知不覺之中,都是按著官場的規矩辦嘛,也沒什麽感覺,怎麽就掉進了司馬光的陷阱裏了呢?
新年伊始,改年號為“元祐”。開門第一件事,舊黨集中火力猛攻首相蔡確。這位一直走位飄忽,在新舊兩黨之間左右逢源的頂級大佬,突然間焦頭爛額,怎麽也沒有想到,毫無征兆的,他居然大禍臨頭了。
其實他是有些預感的,也做了些努力來挽回。他很清楚,在之前哲宗即位的問題上,在邢恕的鼓動下,他搶了高太後的風頭。這實在很不妙,可是無論在誰的心裏,也沒把這事看太重。
因為宋朝太寬松了,別說稍微搶搶風頭,就是當面讓皇帝難堪,也沒見有啥後果。只是事情總會出現的,什麽樣的奇跡都有第一次。很不幸,蔡確拿到了這個歷史性的大獎。
這個大獎是他在宋史裏排名超級靠前的資本,他的遭遇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他的人生落幕的過程,是之後新舊兩黨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誰更狠的開端。
一個要命的借口。
事情從宋神宗的喪事開始。其實山陵使這個職務是不難當的,首先它是個暫時性工作,從出殯到入墓,這個過程只要順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於危險,幾乎可以忽略。因為慣例上這個職務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擔當,而且喪事結束,該首相按例就要辭職。所以無論怎樣說,有什麽樣的恩怨,這都是一個結束了。句號劃完,人生歸零,誰會去在乎、為難一個辭職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敵人,也會輕輕地放他過去。畢竟官場有它的游戲規則,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該敵人徹底倒臺,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幾腳洩憤,註意,千萬別踩。第一壞了自己的名頭;第二小心報應。誰都有馬高蹬短的時候,這時落井下石,當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馬上退休的首相,在這種雙重保險下,還是出了事。舊黨裏新上任的臺諫官們抓住了他三大錯處。
一、身為山陵使,應該率領群臣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們全在,唯獨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殯當天,他應該與神宗靈柩寸步不離。可是他一會兒向前狂奔數十裏,一會兒再向後狂跑數十裏,中間還消失過一段時間,不知去了哪裏,讓人懷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後一個多月了,他還是不辭職。不說首相之職不辭,就連山陵使的職務都一直掛著。不知他要幹什麽。
以上三條,足以定出個大不敬的罪名。我們也要承認,這三條罪行真是不怎麽光彩,太失職、太輕率、太不著調了!
只是歷史上還有相對應的別的說法。蔡確守夜當晚失蹤了,可小哲宗卻有和他談話的歷史記錄;出殯當天他沒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騎馬回城了,去幹了什麽呢?某些資料顯示,他和高太後有過交流;至於說啥都不辭職,看著是戀權不放,格調不高。
可這是過年期間,放大假好吧。
總而言之,各說各的理。專註在蔡確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擊,沒有心理準備的。他心裏一直很有底,因為之前他曾經補救過。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裏,提出了一個非常和諧的建議,給高遵裕覆職。高遵裕是高太後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戰中,他像一個西夏人的臥底一樣把西北軍團玩殘疾,當然也相應地得到了一點點的處罰。他被降職了。
蔡確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後求情,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連大牢裏的罪犯都能特赦,何況本朝這時第一衙內高大將軍呢?讓他官覆原職吧。
多麽好的同志,想領導之所想,做領導心裏的事。通常這樣做了,哪怕先招來的是領導的呵斥,事後也會得到領導的歡心。
所以最開始時高太後沖著他怒吼時,他仍然不怎麽害怕,盡管高太後吼得非常有水平,揭開了宋史裏一些沒人知道的細節內幕。比如說,當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當晚繞床嘆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這條史料就是在這時公之於眾的。
可是之後蔡確的心就沈了下去,因為高太後罵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態之後,並沒有覆高遵裕的職。這才是關鍵,說明了她一來不原諒高遵裕,二來絕不領蔡確的情。
她記仇了。
直到這時,誰也不知道她記仇能記到什麽程度。蔡確得用一生的代價去做只照明燈,照出她的真面目,給別人提個醒。
新年伊始,蔡確被罷免首相,貶職陳州。這個處罰是很重的了,從慣例上講,已經罪責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確也是這樣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風中走出京城時,心裏有失落也有些輕松,看結果,雖然丟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開了麻煩漩渦,很不錯。
只是,這才是一個開始,不僅是他的噩夢,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後高氏的噩夢。不久之後,寬松、仁愛、慈善、文明的宋朝將變成一個超級苛刻、殘酷、惡毒、不講半分情理的夢魘世界,誰也別想在這個世界上有好日子過。
強如高太後也別想躲過臣子們的反攻倒算!
這時舊黨一片風光大好,司馬光的節奏讓新黨瞬間失去了黨魁,借這個威勢,他終於對王安石新法裏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將官法。
這三項是重中之重,直接影響國計民生。同時由於它們在新法裏的地位,只要它們還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運轉,宋朝政治的主體,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跡。
司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它們廢除。因為他實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剛過,形勢空前大好,他的身體卻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關於這一點,歷史上通常給出的答案是司馬光無時無刻地不在為宋朝擔憂,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寫書累的。
不成立。
說到為國家分憂,司馬光無論如何也超不過範仲淹,也沒見範仲淹把自己憂死;說到寫書,更是笑話。這個活兒的確很累,《資治通鑒》類的歷史書的寫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閱、分類、鑒定海量的前人資料,還要融會貫通,總結出自己的見解。我身為一個歷史寫手,深知其中的苦樂。
但是司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經濟、資料、人員都配備充足,說來根本就不是他一個人在奮鬥,而是一個小分隊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馬遷、班超等歷史前輩強太多了,試問那些人都沒有累死,司馬光為什麽累到這步田地?
排除他個人身體太糟之外,只有從他的心靈深處查找原因。是怨毒、憤恨、不甘、絕望、等待等負面情緒在十五年之間每時每刻地噬咬著他的靈魂,才讓他心力交瘁、百脈俱廢。
同時,這也能解釋為什麽他一旦得勢,就對王安石新法廢除得這樣兇狠徹底的原因。
痛並亢奮著,這是司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間的心靈寫照。他很快就要油盡燈枯了,為了成功,必須和時間賽跑。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要對新黨不可思議的兇狠。司馬光連續寫了兩篇奏章,都是針對“免役法”的,內容很覆雜,目標很明確,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縣必須在五天之內廢除免役法,恢覆募役法。
這個消息傳出去,宋朝人的腦子全體爆炸了。宋朝有多大,這樣的疆界,這樣眾多的官員,要怎樣調配、實施,才能在五天之內完成這個目標?
役法與稅法,是國家的根本。現在要換掉1/2的根基,居然只給了五天的時間!這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歷史上除了應付亡國級別的戰爭,從來沒有這樣頒布法令的。五天……把開封城裏的命令傳到帝國各處邊境都不夠用。
那麽說,司馬光真的瘋了嗎?不,他才沒瘋,從始至終,他都是一個少見的精明人。作為一個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級的心理動態。要把握住這一點,才能讓名義上本該積極執行的各種命令生效。比如說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舊法之爭太敏感了,幾乎每個帝國官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樣統一?答案是不可能統一,人類的心靈從來沒有哪怕區區兩個是能夠完全契合的,那麽就要去強制。像王安石當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強行推出。
這時司馬光要反手,也必須得有不尋常的招數。招數有兩點,第一就是不講理。我只給你們五天,不幹就滾蛋,等著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給下邊人反駁打折扣的時間。第二是皇宮裏的支持,他同樣得到了。
偉大的高太後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後,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馬愛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讓哀家喜歡。
傳太皇太後懿旨,廢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著國家元首、輔國重臣聯手發癲癇,絕大多數的大臣都選擇了沈默。事情是明擺著的,連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這渾水還有意義嗎?
政治是種理智的游戲,身家性命更是現實的東西,大家都是聰明到能當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樣做。只是還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這個人的一生從來沒有所謂的“聰明”過,他只幹自己想幹的、應該幹的事。
章惇。
他是這時新法集團僅存的宰執人員了,可以說是最後的一面旗幟,他不出面,興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黨就會安樂死,而這是種難以想象的恥辱!
章惇在一次朝會上當堂和司馬光辯論,兩人你來我往吵了起來。其結果就是章惇捅了一個超大的馬蜂窩。從開始章惇就很尷尬,一個年輕力壯的壯年人和一個隨時都可能倒斃的糟老頭兒叫喚,那樣子簡直遜斃了。同時還被不停地打擾,提醒他吵架時要註意風度,以免讓垂簾背後的太皇太後不愉快。
這真是見鬼,居然成了這次國策大辯論的勝負標準。章惇竟然輸在了態度上。當年的辯論實錄是存在的,實在太長,沒法搬上來,我們只看舊黨的另一位領袖呂公著的原話,就會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樣的刁難。
——“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禮。”
既然說得有道理,可見對國家有利。在這樣的大原則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勝的心理!
不管怎麽說,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馬光推薦上來的各位言官老大紛紛跳了出來,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樞密,想想都讓人興奮!
順便說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監管宰執人員的,那麽言官與宰執恰好是親戚的話,就必須得有一方辭職。
這時言官裏的範純仁、範祖禹都是司馬光的親戚,章惇之前也點出來了,可高太皇太後、司馬光就是不理會。註意,不是拒絕,而是裝糊塗。
如此這般,章惇也倒臺,被趕出京城。做完了這些之後,舊黨內部都松了口氣,覺得大局已定,可以輕松些過日子了。他們錯了,事實馬上會讓他們清醒,有聖人、清廉、公正、博學、博愛等正面美譽的司馬光黨魁的真面目有多麽的猙獰。
別說是敵人,就算是黨內朋友,都被他氣得發昏、嚇得發抖。
章惇被趕走之後,新法集團一敗塗地,中高層的辦事人員,如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範子淵等人一股腦兒地都被貶到外地。
舊黨揚眉吐氣,司馬黨魁威武!15年之後大振神威,把新黨連根拔起,實在讓人佩服。激動之餘,他們不自覺地向司馬光身邊靠攏,認為在這樣的大好局面下,實在應該獻出自己的一份力來,讓形勢好上加好。
這些人的代表是蘇軾、範純仁、韓維。想表達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廢不廢、怎樣廢、廢完了用什麽代替上。
先說範純仁,他是範仲淹的二兒子,以當年的道德標準、文化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完人,他擁有一顆平衡之心。
這種罕見的心靈源自於宋朝300年間第一人範仲淹的家風。範仲淹一生從貧苦到大臣、從文臣到武將,走過了一個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帶來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靈。擁有這種心靈的人,當官時憐憫百姓,做平民時保持自尊,平素裏溫文爾雅,有外敵時卻沖在最前線。
傳到第二代之後,範純仁保持了父親的一些特性,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風格。如果說範仲淹的心靈是溫文、恢弘的話,那麽他就是溫文、仁厚外加一點點的愚蠢。這點愚蠢是很可愛的,它甚至是範家的傳家特質,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權貴也要忠於自己的心靈,甚至明知道自己無能為力,也要為國分憂。
所謂“在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
好了,說得有點多了,範純仁的平衡心靈覺察出司馬光的行為有問題,他跑去提了個醒。說廢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樣去做。太急了會讓基層一團糟,老百姓無所適從。尤其是實施廢除法令的人,要是選不好,會造成大面積的混亂。
平心而論,這是常識。當年王安石改革時,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覆研究了兩年多才逐步實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後才推廣到全國。他司馬光可好,五天之內全國都改!
這種急躁程度簡直是瘋子才能想出來的。
所以範純仁要提這個醒,也覺得但凡有點理智的人都會答應。可是他錯了,司馬光這時的狀態、心靈都絕不能以一個正常人的標準去衡量。
這個醒提得毫無作用,司馬光理都沒理,徹底無視。
蘇軾第二個登場。說實話他上來時司馬光沒想到會聽到不同意見,想當年小蘇同志是堅定的舊黨新銳,和王安石鬥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後都是舊黨人士心裏永恒的閃電嘛。
可是十多年過去了,蘇軾已經變成了蘇東坡,人的經歷決定心靈,蘇軾從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貶到外地成政治犯,回歸土地沈澱靈魂,這一步步走來,他對事物的看法和從前截然不同了。
這也是他和司馬光的最大區別,司馬光從地主到貴族,哪怕是歸隱洛陽,都處於人文之巔享,受世人的膜拜,從來就沒有身份上的變化,他的心靈從始至終都是純正的士大夫階層。
可惜這一點我知道,讀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時的蘇軾卻不知道。從他後來的表現來看,他把這時的司馬光仍然當作一個純正的學者、公正的長官來對待的。
蘇軾擺事實講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國各地的實地經驗告訴司馬光,說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實各有利弊,沒有哪個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來,基本分不出好壞,差不多,只看著眼點在哪個受益階層。
這時司馬光沈默不語。
蘇軾滿腹經綸蕩漾,大段語錄湧了出來。忽然間從兩個具體法令過渡到法令改變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點上徹底闡釋法令的由來和變化。為此,他從神話時期的夏、商、周三代說起,歷經秦、漢、唐、五代,最後說到了宋朝,說得頭頭是道,最後合成一個核心——法令是可以改變的。
司馬光繼續沈默不語。
蘇軾卻暴跳了起來,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在堂堂當代文壇領袖蘇東坡說事時,聽眾居然臉露憤色、表情不爽,這是對他學識風采的極大蔑視!
卻不知在司馬光的心裏,他蘇軾已經把當代最偉大的史學家侮辱得身無寸絳了。和《資治通鑒》的作者說法令的優劣,尤其是該法令還是他15年之間念念不忘刻骨銘心的免役、募役兩法。
蘇軾你當我是白癡啊。
更可氣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從夏朝開始說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間都幹的什麽吧,我用你來給我講歷史?
居然還要求我聽的時候臉露微笑!
何況你口口聲聲說法令必須變,得與時俱進,我看你是忘本了。本黨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舊黨的法令觀念——法不可變!
最好是三代時的古法一直流傳到今天,宋朝才會是最完美的社會。這樣子與俺當面唱對臺戲,你是個叛徒吧。
可惜的是,蘇軾先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一直講了下去,這中間司馬光的心理動態被他統統忽略。見到黨魁大人臉色不悅,他反而怒了,覺得應該給對方上上官方禮儀課。
蘇軾說,當年你和韓琦老相公爭論陜西刺勇事件時態度很惡劣,說得很尖銳。韓琦很不高興,而你堅持到底。現在你當了宰相,難道不容許下屬說話了嗎?
眾目睽睽,司馬光的老臉上艱難地擠出了一絲笑容,貌似認可了蘇軾的指責,可心裏的郁悶卻呈幾何數暴增。在當時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覺到司馬光幾十年間口不對心、言行不一的眾多證據,可當面指出的,除了剛剛被趕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蘇東坡。
一時口快,把話明說,蘇軾爽了一小會兒。至少司馬光承認了自己氣量不足,狹隘跋扈。可是一來給自己種下了禍根,二來根本於事無補。
司馬光尷尬歸尷尬,難堪歸難堪,目標達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認了丟臉又如何,蘇軾講的話照樣不批準。當天蘇軾頂著一腦門子的烏雲回到家,一邊脫衣服,一邊搖頭嘆氣:“司馬牛!司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別的什麽話了。
大文豪沒話說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變的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是要怎麽變、變成什麽樣。這時一個小人物有了個創新式的方案。
監察禦史王巖叟,他主張實施“諸役相助法”。顧名思義,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為何不把它們中和一下,取長補短呢?
司馬光大發雷霆,言官管的是紀律,誰允許你亂議國策的?!閉嘴。王巖叟就閉嘴了。這記霹靂挨得一點不冤,他根本就不懂為什麽司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來取代免役法。
這裏面有個秘密,試問司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國歷代的役法太多了,為什麽他一定要選擇這個爭議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裏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馬光當政的消息傳遍天下,卻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讓他知道當年嘔心瀝血創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壞。可是免役法之爭太大了,還是傳進了王安石的耳朵裏。
王安石愕然。他說,連這個都要廢除嗎?免役法是我與先帝共同創立,反覆思索兩年多才頒布的,內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備,是不能這樣輕易廢除的。
從這時起,王安石衰老傷病的身體更差了,他幾乎不思飲食,一天天沈默寡言。可是打擊才剛剛開始,不久之後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試開始了,又一個消息傳到了金陵。
當年王安石修改課本,改革科考,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才。課本中有他親自批註的《詩》、《書》、《周禮》,稱之為新義。這是15年間宋朝全國舉子們一直研究的學科,司馬光臨近考試突然宣布,廢除王安石批註的所有新義,一切恢覆熙寧以前。
不為王安石考慮,也要為天下無數考生著想吧,臨近考期了突然來了這麽一手,拋開朝廷重臣、知識前輩的身份,司馬光僅僅以一位長者的年紀,都不應該這樣刻薄。
他這樣做了,目的也達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繞屋步行,清晨時家人看到屏風上寫滿了字,沒有任何謾罵詞語,只有數百個司馬光的名字。
司馬十二不曾想15年之後,你蛻變成了這樣!但是,這還沒有結束。又過了些日子,一個新的命令頒布了,嚴令官方人士、各地書館翻看一本名叫《字說》的書。這本書,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嗎?為什麽會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一方面廢除新法,抹殺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跡;一方面禁錮王安石的作品,抹殺他在人間的思想。這樣的行為要怎樣定位,我實在不願讓自己的文字罵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綜上所述,全盤思考,才能知道為什麽天下有那麽多的役法不用。司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來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讓活著的王安石知道,你當初認為免役法先進,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來,讓你眼睜睜地看著,一點辦法都沒有!
司馬光的目的達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速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頭。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習慣,我應該為他的一生作一個我個人認為合適的總結。但反覆思考,我放棄了。
不是怕爭議,更不是怕難度,而是我前面說得實在太多了,這時有司馬光的一舉一動來反襯,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質。
還用得著多費筆墨嗎?何況300年宋史裏,我早就下了個決定,無論是哪位人物,我都會適時地給出自己的見解,唯獨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認為我前面說得還不明白,更相信讀者們自己的眼光和理解。
如此,算是我對荊公的推崇和尊重吧。
回到司馬光廢除免役法的時間段,在範純仁、蘇軾有話要說時,五天內廢法行動一直在進行中。司馬光在一片反對聲中突然迎來了一股春風,一份公文擺在了他的辦公桌上。
開封城周邊州縣按時完成任務,所轄地區內免役法全部廢除,募役法已經生效!司馬光驚喜交集,在這種時刻是誰這麽乖,當了他的突擊隊長?
看公文署名,開封府尹蔡京。
蔡京……新黨、王安石的親戚,這實在犯司馬光的忌,可是在這種關鍵時刻,反而是最好的典型示範。想想連王安石的人都這樣支持他,舊黨黨內該怎樣反應?
他召來了蔡京,親手拍著他的肩膀說:好同志,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辦事,還有什麽命令貫徹不下去呢?由此蔡京撈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桶金,舊黨黨魁司馬光賞識了他。
王安石派蔡京下基層,司馬光樹立蔡京是模範典型。想想幾十年後蔡京的作為,誰該為這個妖孽埋單?誠然,這時的蔡京還處於雛形,看上去人畜無害,可是司馬光仍然看走了眼,他沒發現兩個至關重要的破綻。
第一,蔡京的人品。
在這之前,在新、舊兩黨之間搖擺的人是有的,比如剛下臺的首相蔡確。可從沒有人這樣明目張膽地反叛,第一步就拿前領袖的政治根基開刀。
蔡京這樣做了,他的“零拒絕”手段再一次使用,這樣沒原則、沒底線的行為,司馬光不僅不鄙視,居然還提倡,他本人的底蘊是什麽呢?
如果以一切為政治服務,以達到目的為準繩,那麽他多年以來保持的聖潔光環在哪裏?退一步講,這樣急吼吼地接納蔡京,也證實了他病急亂投醫,在自己黨內都缺乏認可的現實。
第二,蔡京的危險性。
讓龐大的京城周邊州縣在五天以內廢一法、立一法,這裏面得有多麽覆雜的操作。政治即人事,在高官遍布的京城周邊,蔡京能避開所有的障礙,迅速搞定所有辦事人,為他的欲望全速運轉,這體現了令人折服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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