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白天，李定等人輪番轟炸，要他把寫過的所有詩詞逐字逐句地解釋，哪一個敏感詞如果繞不過去都有抄家的危險。這種場面其實很常見，我們民族每個時代都在做這樣的事，20世紀裏也有。當時多少大人物競折腰，彎下去就再也沒挺起來過。

蘇軾不一樣。宋朝對文人超級寬松優厚，只要天上還有太陽，在大庭廣眾之下，審訊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碼能讓他說話，於是李定等人就都郁悶了。

蘇軾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獄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頭上。

他的詩裏有一句是“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蟄，指潛藏、隱秘、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還沒覆蘇。李定等人抓住了這個毛病，問蘇軾說現在聖明天子在位，只有飛龍在天，你居然寫了龍潛藏在九泉之下。你說，這個蟄龍是什麽龍？老實交代。

蘇軾一笑，王安石有句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我詩中的蟄龍，就是這個龍……李定等人的臉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彎曲纏繞，很憋屈的狀態，用在龍身上同樣不是啥好詞。

還審什麽？散會！

當天蘇軾得意揚揚地晃回單間牢房裏，一幹禦史大老爺凝固在審訊室裏集體大喘氣。這場景的確是很牛，很不常見，不過只是一會兒後，禦史們的臉色就都緩過來了，一絲絲陰險惡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誰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靜時，烏臺大院裏的在押犯們突然間集體驚醒，個個嚇得發抖。他們聽見一陣陣鬼哭狼嚎的呼疼聲此起彼伏，仔細聽，還能辨別出那個喊疼的人有很濃重的四川口音。

沒錯，蘇軾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監獄風雲，被人在黑夜裏輪番痛打。估計旁邊少不了李定的低聲怒吼：寫啊，你倒是再寫啊，讓你蟄龍、蟠龍，現在你給我先蟄著蟠著吧……這件事被當時同樣押在禦史臺的另一位官員記錄了下來。

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據是蘇軾的身體狀況。在入獄之前他很健康，出獄之後蘇軾腿瘡痔瘡、流行傳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幾乎得全了。而他僅僅入獄兩個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傳統上善待士大夫的規格，他無論如何也到不了這步田地。

事實上他能活下來，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幾乎所有頂級權貴集體努力的結果。

先是各界名流，蘇轍、王亞卿、王鞏、章惇等人，這些人官職不高，可都是影響很大的名士。他們為蘇軾請命，願用官職、身家擔保；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馬光、張方平、李清臣、範鎮、陳襄、劉攽、李常、孫覺等人。他們影響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沒說到點子上，以張方平為例，他差點把蘇軾給幫死。

張方平給神宗寫了封信，由於早就退休了，得由當地的官府轉交，可是這事太敏感，官場上沒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兒子張恕親自帶進京去敲登聞鼓交給皇上。

可惜張恕膽子太小，在鼓旁邊轉悠了半夜，還是悄悄地走了。蘇軾出獄後很久，看到了這封信的副本，當時嚇得舌頭伸出來半天縮不回去。旁邊人不懂，問他怎麽了，他也不解釋。直到有人把信讓蘇轍看了，才知道答案。

張方平在信裏說蘇軾是天下奇才，絕不可殺。這完全是幫倒忙，蘇軾有什麽罪，不過是名氣太大，影響到朝廷的聲譽罷了。這時再說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澆油，逼著神宗動刀子。

真正能一語道破天機、洞悉神宗心理的，還是那個譽滿天下，同時也謗滿天下的人。他遠在江南金陵的隱居荒山裏，給神宗寄來了一句話，決定了蘇軾的生死。

王安石。

他不當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們時常會看見一個衣著簡單、沈默寡言的老人騎著一頭驢，從來不去管驢往哪邊走，到哪裏都一樣，隨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個完成了所有願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為歲月都獻祭給了國家，然後無欲無求，漂泊於天下。事實上他這次為蘇軾求情，是離休後唯一的一次參與國家事務。

他對神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這句話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皇帝考慮。神宗心性好高，重視後世名聲，如果真的殺了蘇軾，會讓後世怎樣評價呢？還算是太平盛世嗎？

神宗的心動了，恰巧在這時，皇宮發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後得了重病，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愛她，決定大赦天下，為她祈福。

老太太搖了搖頭，不必赦天下，只赦蘇軾一人足矣。他是個老實人，不會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這一步，神宗已經提不起再修理蘇軾的興致，無論出於哪方面原因，都沒必要再追究這個書呆子了。

兩個多月以後，蘇軾出獄，他被貶到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做團練副使，不許擅自離境，不許參與任何公務，基本上就是一個領些工資的保釋犯人。

蘇軾活了，他走出監獄時發誓：“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從此之後再也不作詩、不屬文，更不與其他文人唱和應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讓飽受驚嚇的親友們放心，從此過上安穩平靜的生活。

來到黃州之後，生活向蘇軾展示了另一面。在這之前，在老家眉山時他有父母照顧；進京之後名滿天下，有歐陽修那樣的文壇宗主罩著他；反對變法時與王安石作對，身後有司馬光等權臣大佬撐腰；哪怕貶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從通判變成了知州。

可是烏臺詩案之後，他成了監外執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資之外，所有的政治權利完全被剝奪，由於得罪的是皇帝，也談不到什麽前途。

就連怎樣才能填飽肚子都成了問題。最先出事的是工資。北宋的官員們拿到的工資並不都是銅錢、布匹、糧食這些硬通貨，這是只有京城裏的頂級大佬們才有的待遇享受，各個地方上的官員們的工資絕大多數都是些實物，想變成錢，就得自己想辦法去折換。

比如這時的蘇軾，他的工資由公家造酒用過的袋子來頂替，每月領到後得自己賣出去，才能到市場上買米買面回家過日子。

堂堂蘇學士變成小商販，怎一個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面，很快地這份單薄的工資不足以養活蘇軾人口眾多的家庭了，他這時有一妻一妾四個兒子四個兒媳以及孫子若幹仆役幾個，全都靠他吃飯，這麽多張嘴靠那些舊酒袋子，很快就會被餓死。

困境中蘇軾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會選擇的生路，他的一個姓馬的朋友替他向州裏申請到一塊城東的荒地，大約50畝，由蘇軾自己耕種。

這是什麽，這是農民，回想從前他反對免役法時的話，盡管他這時與純粹的農民有區別，可終究要幹同樣的活兒了。這是報應，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讓蘇軾切身實地地體會到了從前他所蔑視的階級的痛苦。

而他這時不覺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讓他滿足。

從這時起，他開墾荒地，種植莊稼，滿足於更快樂於自己是個農民，他給這片城東的坡地取名為“東坡”，並且以這兩個字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蘇東坡了，中華民族幾千年裏文學天賦能排進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長風茂草裏，躺在無限寬廣渾厚的大地上，徹底脫離了名韁利鎖，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個新的層面。

在黃州的第三年時，蘇軾有感而發，寫下了幾行字——“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這紙隨手寫下的小感，是排名僅在東晉王羲之的《蘭亭序》、唐代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後的千古第三行書《黃州寒食帖》，在這個意義上，它奠定了蘇軾宋朝第一行書大家的地位。

從另一方面說，這也是蘇軾的悲哀。他想安靜，可是超人的天賦讓他不斷地創作，直到讓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後，從京城傳來了一個消息。

帝國最重要的任務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讓他修國史。

國史，是記錄某個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敗的證據，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誰想研究那段歷史，就必須首先從國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給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從來都是由當朝首相來兼職這份工作。可是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蘇軾這個敗壞朝廷名聲、給新政抹黑的人負責。

這理所當然讓一個人憤怒了。王珪跳了出來，他太沒面子了，就算沒有才華、沒有個性，可也不能這樣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這個人是很不簡單的，在歷史裏他被嚴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記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聖旨，在朝接聖旨，下朝已得聖旨，是個把首相幹成了秘書的人。這不對，他是開啟了北宋滅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從最開始到最關鍵的兩步，都由他釋放出了那個空前絕後的妖孽。

這樣的人怎麽會沒有脾氣、沒有個性呢？

這一次，為了阻止蘇軾，他很陰險地翻了個老皇歷，還是蘇軾的那首蟄龍詩，他把蘇軾定性為一個反賊。試問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稱龍，蘇軾的詩裏居然也有，這不是造反是什麽？

現在看這個罪名太搞笑了，實在白癡。可是在當時沒人笑得出來，一旦成立，蘇軾是要抄家滅族的。而且根據官場游戲，沒人敢這種渾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會傳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來，蘇軾在朝廷裏還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這個人在歷史中的評價如何、與蘇軾的政治見解是不是抵觸，在蘇軾的心裏，這人永遠都是個可以共患難的兄弟。

章惇。

在這種時刻，章惇站出來為蘇軾辯白：請問首相大人，你確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龍”字作詩嗎？你信不信還有人用“龍”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這種關頭一定要堅持。結果兩人你來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來。只是吵了好半天，才發現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邊，似乎想著別的心事。

王珪覺得不妙，有人造反了，為什麽皇上不生氣？五年前他不是這樣的，當時把蘇軾連關帶貶，摁住了狠狠暴打，殺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現在……正在亂想，神宗說話了。

詩人作詞，不是這樣論的。蘇軾自己詠他的檜樹，跟朕有什麽關系（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何況古人有荀氏八龍，有南陽臥龍，用龍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讓他去修國史吧，你如果執意反對，就用曾鞏。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來，他用心地揣摩著神宗的態度，總覺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邊的章惇還在火頭上，還不想放過他。

章惇壓低了聲音說：“相公，你是想滅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搖頭道：“當然不是，這是舒亶的話。”誣陷不成立，這時要低調。想來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會見好就收吧。

卻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罵人話：“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報，一點虛偽的假面都沒有。這就是章惇的風格。

拋開這兩人的爭鬥，在他們身後，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變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兩個人。那時他明明知道蘇軾沒有反心，可也不會輕易放過，他要抓這個典型，好讓自己的形象變得完美，哪怕是超級天才也別想毀壞他一星半點。

那時的心，高高飄揚在九天之上，覆熙河、平荊蠻、征交趾，無往不勝，眼看征服西夏，漢人二百多年所沒有的輝煌就將在他的手裏重現，怎能不使他自尊自愛？可是這時，永樂城一戰敗了，輸掉的不止是戰爭，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蘇軾的詩就算真反又怎樣，全身健康時指甲劈了會大喊大叫，覺得是件大事。可連胳膊都斷了，區區指甲的問題還是事兒嗎？

所以什麽龍不龍的，都提不起他的興致。這時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覺得孤單淒涼。真的沒有人理解他為什麽要讓蘇軾，或者曾鞏來修國史嗎？

難道這些天天匍匐在他腳下的臣子們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劇惡化，僅僅37歲就早生華發……急著修國史，是想親眼看到自己的生命變成史實，不想在死後有所牽掛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歲為分水嶺，在那之前，他幾乎出滿勤，每天都要臨朝工作，從來不生病。34歲那年，是宋元豐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勝後敗。

舉國伐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輕，很快身體就開始恢覆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時隔不久，就傳來了另一個噩耗。

永樂城淪陷。

這個打擊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間，神宗的健康就崩潰了。他“早朝當廷慟哭，宰執不敢仰視；涕泣悲憤，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對自己要求太高的人，無論如何都沒法淡化失利的陰影，在之後三四年的時光裏一直郁郁不樂。

誰能想到，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後的三四年。命運日向他接近，宋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裏大宴群臣，剛剛舉起酒杯，突然間群臣發現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動不動。下一瞬間，酒杯傾斜了，裏邊的酒都灑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對身體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惡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嘆息說：“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這樣，是成功還是失敗，是可敬還是可憐。這時他才年僅37歲，正是一個男人精力最旺盛、身體最強健的階段，有全國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藥來調理，為什麽還會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個原因。他在自我折磨，無論如何都絕不原諒自己。他是這樣得病的，也是這樣死亡的。在病重期間，他得到了兩個消息。

一個來自西夏，那邊的局勢劇烈動蕩，掌握實權的梁氏集團首腦都死了。先是國相梁乙埋，後是太後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當政，國權卻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國相梁乙埋兒子的手裏。

新一輪的內亂註定爆發，機會比這一次還要好。只是還有雄心壯志嗎？就算有，還能承受千百萬子民的傷亡，去恢覆國土、重震國威嗎？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還有誰能支持、誰來理解……

第二個消息是從西京洛陽傳來的，算是一個意外的喜訊。司馬光修撰的《資治通鑒》終於完成了。

這部書耗時19年，共294卷300餘萬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朝代1362年，是中國文化史中獨一無二、毫無爭議地處於頂峰的編年體史書。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個不朽的裏程碑，不只是司馬光等編修者的榮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從哪方面來看，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裏，悲涼再次升起。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沒有，宋之後呢？我們現在也知道了，同樣沒有。

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四庫全書》都與它不是一個類型的東西。可是他可以為之驕傲嗎？從名義上講，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劃入他的賬下，不管《資治通鑒》是誰寫的，都以他的名義完成。

但是多麽的可惜，它出世時國家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掃平西夏，恢覆盛唐時的疆界，那時文治武功都達到各自的頂點，又是怎樣的局面？

樂觀的人在黑暗中看見光明，悲觀的人看太陽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緒裏越走越窄，終於在年底時病入膏肓，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大臣們有什麽意見，他只能用搖頭或者點頭來示意。在他最後的時光裏，只來得及給國家冊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個兒子當選，這個孩子年僅10歲，原名“傭”，現賜名“煦”，在名義上成了宋朝的繼承人。僅僅是名義上，實權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後手裏。

宋神宗死了，他帶走了一個時代。精確地分析，除了勢力衰弱的新法集團以外，幾乎所有人都盼著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還是他的親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兒子外，都等著他咽下最後一口氣，好讓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這樣的覺悟，也做了一些準備，可惜世事無情，在他的身後，他的親人、臣子不僅把他的功業敗壞殆盡，就連他的聲譽都敢於肆意篡改。

神宗想讓蘇軾來修國史，不行，蘇軾只是從農田裏解放出來，去當江州知州。還沒到任，又被調離，到汝州去做團練副使，相當於平級調度，仍然不能接觸公務。

神宗想讓曾鞏來修國史，也不行，理由是曾鞏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見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幾經改換，神宗已經病倒，這事兒不了了之了。多麽高明的手段，只是個拖字，就把皇帝給拖垮了，神宗一生業績的終身評判成了一些別有用心人的工具。

為什麽會有這種事發生呢？奧妙都在他的本紀裏。

神宗本紀裏最後的讚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讚揚，說他當皇子時對弟弟們友善，對老師們尊重。當皇帝後態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

之後筆鋒一轉，“未幾，王安石入相……”第二階段開始，為了準確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這是很高明的手筆，要仔細欣賞。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個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為宋朝前幾代君主的幽薊、靈武等失敗而產生的，這無可厚非。壞事就壞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見曲學”投其所好。

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擊到政敵。

第二步是文章重點，想了解政治的殘酷性、無恥性的朋友們註意了，請欣賞什麽才是選擇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寫的全都是反對派們當時的“痛苦”，把與之對立的各層面都忽略掉，而且動不動就把“天下”兩個字提出來，仿佛是他們的專利。

早就說過了，他們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階層，所謂天下，他們只能占百分之零點幾而已。排除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荊湖、征服交趾等輝煌勝利只字不提，國庫的充足，官員的精簡，職位的理順，這些空前絕後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這是給皇帝寫本紀，用腳趾頭想也明白，如果沒有最高層的領袖支持，誰敢這麽亂寫，滅十族都是輕的。那麽這些幕後的指使者是誰呢？別急，他們馬上就會跳出來。

在那之前，讓我們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為這位難得一見的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與熙寧變法密不可分，與王安石密不可分，與成敗密不可分。

官方說法，總是把他定位在一個失敗者上。連同著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也都是以失敗告終。這讓我很迷惑，為什麽會有這樣的結論呢？

什麽樣才是成功，要怎樣才算是失敗？

熙寧變法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有些細節被證明是錯誤的，宋神宗都及時去掉了。這就算是失敗嗎？只有每一項每一條都帶來豐厚利潤，沒有半點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現代的改革，也有個及時糾正的過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這幾項最重大的改革來看，打擊的是豪強，造福的是國家、小民，除非我們是司馬光、文彥博、韓琦等士大夫階層，要不然有什麽理由說它們是惡法？

外戰的勝負不必再說了，最後兩戰之前保持全勝，僅以最後兩戰為論，西夏受到的打擊也絕不比宋朝小。兩相對比，甚至西夏變得更衰弱。

我知道，這些都是次要的，歷代史書和我們的定位標準是宋朝滅亡了，是被外族所消滅的，是在距離熙寧變法不久之後就發生的。所以，改革是失敗的，宋神宗是失敗的，王安石更是失敗的。

這讓人郁悶至死，讓我想起了法、儒兩家之爭裏，儒家最大的所謂優勢。他們總是說，以法治國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統一天下又怎樣，二世而終。

為什麽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麽，在他即位之前，李斯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殺了，之後二世和趙高把秦朝攪得一團糟。法，是絕對的精準、絕對的平衡才能體現出優勢的。他們這麽搞，完全是背離了法家。

秦之滅亡，正是法制被破壞，直接證明了法家的優越。

同樣地，北宋滅亡要看宋徽宗的作為，尤其是徽宗與神宗之間隔了兩位統治者，中間多少變故，為什麽要讓宋神宗來為結果埋單？就以新法、保守兩派的爭端來說，也是在高太後、宋哲宗時才爆發的。

在神宗時代，兩者雖然不和，但從來沒有過像牲口一樣不分黑白、不講道理，直接把人往死裏整的事。甚至雙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風度，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千千萬萬的總結，這時只是開端。歷史的車輪在轉動，定格在宋神宗這一時代，關於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結為一句話就好了。

——他為他的理想而活，奮鬥始終，做的都是前人、後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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