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來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從宏觀上講，他不拍板這種事沒法成交。從微觀上細想，當時司馬光在洛陽，沒參與此事，王安石臥病而且從來態度堅決，不惜一戰。

除這兩人外，沒有任何人能影響他的施政綱領。

還有他無可救藥的恐遼情結……除了他之外，再沒有別的可能。只是他不必為劣跡簽名買單，神宗朝裏所有的錯事、壞事，都有王安石來頂著。這是第三次修《神宗實錄》的南宋朝廷的修史總綱領。

地割出去了，遼國人走了，宋朝卻沒盼來渴望的安寧。開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間更亂了，起因是王安石寫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三經義》，準確點叫《三經新義》。

三經，指《周官》、《詩》、《書》。這是儒家學術的核心經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為之註釋，闡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樣當，人要怎樣做，怎樣才能團結一起進行改革。可以說，這是用來改造當時知識分子心靈的武器。

神宗很高興，做事要同心同德，有個總的規範才有前進的目標嘛。他給了王安石一大筆稿費，同時加官進爵，加封王安石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同時給他兒子王雱一個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

事情就壞在了這個頭銜上。按照慣例王雱要推辭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辭的時候，突然間呂惠卿跳了出來，勸皇帝答應。說王雱一介青年，沒有貢獻，何況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無私性格，怎麽能讓長子走這樣一條僥幸富貴的路呢？

王安石聽了哈哈一笑，惠卿說得對，就這麽辦吧。事情就這樣辦了，在他們身後，王雱憤怒的目光緊緊地盯著呂惠卿。

一個叛徒居然囂張到了這種地步，居然敢主動挑釁！如果不把這樣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進泥裏，這世上還有天理公道嗎？

王雱，字元澤，王安石長子。在宋史裏他是個無惡不作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沒法否認他的聰明才幹。中國有一個著名的神童傳說，相信大家都聽說過。說有客人送來兩只野獸，一只獐一只鹿，關在同一只籠子裏。

問家裏的小孩兒，哪個是獐哪個是鹿呢？

小孩兒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說：“獐旁邊的是鹿，鹿旁邊的是獐。”反應敏捷，無懈可擊，讓周圍的人一片驚嘆。這個小孩兒就是王雱，當年他只有5歲。

簡短地說，王雱18歲以前就著書立傳，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進士，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關系走後門才考中的衙內惡名。之後他幫助父親改革，主管軍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實地貢獻。可是這些對他的名聲沒有半點幫助，他就是一個邪惡父親所生的暴戾兒子，做了太多太多實在是太多的混賬事。

比如著名的對程聖人的不敬事件。

話說聖人程顥在熙寧變法的初期還是王安石的手下，關於怎樣變法才能成功，兩人經常商量，有時程顥會去王安石的家裏。某一天，兩人坐談，突然間王雱從內宅出來了，只見他披頭散發光著腳，手裏拿著一頂女人戴的嬌艷型帽子，問他老爸，你們談什麽呢？（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

這個形象就足以給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說古代，就是現代開明社會裏，父親長輩們在談正事，兒子衣冠不整，手裏拿著非常私密化的東西出現，這是什麽樣的家教？更何況沒經允許就直接插話，問長輩們聊天的內容。

王安石，身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禦史們可以有活兒幹了，直接彈劾他家教不嚴，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罷免的程度，也從此沒臉做人。

可是絕的是，王雱問了之後，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實實地講：“因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對策。”

王雱大笑，“這有何難，把韓琦、富弼的腦袋砍下來，懸掛鬧市，新法自然推行順利。”

王安石長嘆一聲：“兒子，你說錯了。”

這裏我們不說王雱的辦法是對是錯，當然我們都知道他是對的。前面早已分析過，自古沒有不流血而成功的變法，不顛覆而達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們跳過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發展。

王安石家教混亂，程顥看不下去了。他是聖人，最見不得的就是世間倫常次序的顛倒，非法不良的事件發生。

他正襟危坐，對王雱訓斥道：“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這時聖人的威力出現，王雱如被當頭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這段逸事一直被當成真事歷代流傳，其實根本不值得一駁。看程顥的身份是什麽，他只是王安石當年變法前派往天下調查各地的農田、水利、賦役等情況的8個人中的一個，再以後，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裏的辦事員。小官而已，在宰相家裏能坐著談話都是優待，有什麽資格訓斥宰相的長子？

從另一方面考慮，不以官職，那麽以學識、以年齡論，他是王雱的長輩，所以才能說出這樣的話而王雱不得不聽。只能以這個角度來說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沒有其他。

可是那時程顥根本不是什麽聖人，連他的老師周敦頤都只是一般貨色，拿什麽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說兩者的年齡，程顥生於公元1032年，王雱生於公元1044年，只相差8歲，程顥頂多是個大哥哥，從哪兒也論不出個長輩來。

如果程顥真的說了上面那句長者談話，小子速退的話，王雱能一個耳光抽過去，你是哪門子長輩，真是皮癢犯賤！

不過憑良心講，這件記載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傳》裏的“史實”，和程顥的本質無關，仍然與《邵氏聞見錄》有關，與邵伯溫的人品有關。

仔細查資料，王安石在熙寧二年二月當上了參知政事，八月程顥當上了條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見不合罷免；

熙寧二年至四年時，王雱在江南當官，程顥就有在王安石家裏論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寧四年時，王雱才進京當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這時程顥已經被踢出開封，到外地當官了。

兩人沒見過面，哪來的交談，哪來的爭執，哪來的訓斥呢？至於“囚首跣足，攜婦人冠”，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溫一心一意盼著王氏父子繩捆索綁名譽掃地，蹲監牢吃死人飯。想了做不到而已，寫進書裏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後的歷代史書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發現場，呂惠卿的行為無論怎樣解釋都是挑釁，王雱的憤怒裏夾雜著大量的屈辱感，這讓他忍無可忍。宋朝的大臣們過個年都能給子孫們賺來些恩蔭，有很多的衙內都是以這條路走上了官場。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長子還是自己考上的進士，已經非常少見了。這時只是個龍圖閣學士的頭銜，居然被以前的下屬，現在的叛徒給攪黃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裏，默不作聲。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強勢做人的父親，為什麽就沒有反擊呢？他想不通，為什麽要縱容一個叛徒！

事情的發展讓他越來越難受了，王安石不僅縱容呂惠卿，還對之越來越親近，兩人漸漸走得很近，從外表上看，和當初同心協力改革時非常像。隨之而來的，是帝國的事務處理得越來越順暢。

這樣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給打斷了。

禦史臺有個官兒名叫蔡承禧，他仔細查閱了當年國立大學（國子監）的考卷，發現了個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呂升卿，一個優等生名叫萬通。這兩人一個是呂惠卿的弟弟，一個是呂惠卿的內弟。

這還用調查嗎，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帶關系。蔡承禧以這個罪名把呂惠卿給彈劾了。說來這也是無奈，呂惠卿好端端地做著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頭，也沒耽誤過正常工作，自己也沒犯什麽錯誤，怎麽能把罪名算到他的頭上？

呂升卿自己有官職，萬通是國家大學的學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負法律責任嘛。可這就是儒家哲學的好處，一個人首先要講的是道德，身為兄長，弟弟們犯的錯也有你管教不嚴的罪。

呂惠卿想了想，好吧，辭職。

他辭職的請求被宋神宗駁回了。理由非常親切，愛卿有大才，國家正是用人之際，你不可以走。你要全心全意地配合王安石。

這樣的話很溫暖，呂惠卿說了些酸溜溜的話，比如王安石這次覆相之後不愛辦公，很可能是因為我，我走了他就會變正常之後，就回去繼續上班了。說到底，他是個非常有才，心靈敏感的人，這也是改革集團內部的通病，需要官職上的重用，更需要經常性地撫慰溝通。

蔡承禧的彈劾到此告一段落，呂惠卿回到政事堂見到的仍然是和藹可親的王安石，只是他不知道，甚至蔡承禧都不知道，剛剛發生過的這一幕被一個人看在了眼裏，他悄悄走了出去，一個想法在他心裏生成，沒和任何人商量就做了。

王雱，他去見了鄧綰。

鄧綰現在是禦史臺長官，身為宋朝第一禦史，他掌握的各方面的資料是最全最豐富的。從理論上講，只要他想彈劾誰，理由總會有，辦法總會有。

王雱找到了他，只問他一句話。繼續跟呂惠卿，還是回來？鄧綰想都沒想，回來。

這就是鄧綰的本質，前面談到他發跡時，曾經分析過他貌似粗魯，實則精明的手段。可是直到這時，他的本質才徹底曝光。當年他曾經說過一句超級經典的話，有人罵他無恥，只為當官時。他回答：“笑罵由汝，好官我自為之。”這句話被當成他的罪證，千年來無數人鄙視。

可他最惡劣的行徑，直到這時才做了出來。

王安石走，他跟呂惠卿；王安石回來，他立即就賣了呂惠卿。王雱跟他說，蔡承禧那些料根本辦不成事，要找出呂惠卿本人的錯來。他立即就給出了答案。

幾年前，呂惠卿兄弟曾經合謀在南方，向華亭縣（今上海松江縣）的富戶強借了500萬貫錢，還曾在秀州勾結知縣張若濟強買民田。

這是罪惡，不再只是劣跡。王雱笑了笑，很滿意，他拿著資料走出禦史臺，去找另一個人，呂嘉問。這是改革集團裏又一個骨幹，由他和鄧綰一起提出立案，專審呂惠卿兄弟害民犯法。

王雱的目的達到了，各方各面迅速行動了起來，開始倒呂行動。進行得也非常順利，立案、調查、上報，很快材料就交到了國家領導人宋神宗的手裏。

當時神宗的心情非常惡劣，正和王安石吵架。原因是老天爺又一次出來攪場。

當年十月，天上出現了彗星。沈寂了很久的反對派又站了出來，用天變來說事。宋神宗一如既往地緊張，找來王安石，說據反映，老百姓近來很苦啊，連彗星都出現，是不是我們真的做錯了？

這種話在近6年以來簡直成了宋神宗的碎碎念，王安石煩不勝煩，所以回答得也火暴了點：“老百姓連祁寒暑雨都要抱怨的，不必顧恤！”

宋神宗覺得郁悶，我是仁君耶，我抱負遠大，我純潔崇高，我不同意人民的觀點，可我誓死捍衛人民說話的權力！根據這條真理，他反駁道：“不能讓老百姓連祁寒暑雨的抱怨都沒有吧！”

王安石二話都沒有，我病了，我請假。

宋神宗立即軟了，愛卿別生氣，更別生病，只有你才是帝國的救星……正說著王安石已經開始往外走，這時他終於聽到後邊宋神宗的聲音變得冷淡平靜。

——愛卿，回來看看這是什麽。

王安石回頭，看見宋神宗遞給他一份文件。上面寫著呂惠卿一長串的罪名，他不解，為什麽給他看這個？宋神宗笑而不答，又遞給他另一份文件。

這一份上，寫著王安石“違命矯令，罔上欺君。”

王安石的頭一下子就大了，這8個字是致命的罪名。前一份文件上呂惠卿的只是些貪財的小錯，這8個字卻是做臣子的最大罪名。恍惚間他看了下文件署名，赫然寫著呂惠卿。

他實在是搞不懂，呂惠卿怎麽突然間這麽瘋狂，這不是跟他分大小，這是要爭個你死我活。正思量間，又聽見神宗慢悠悠地問了句。

——愛卿，這是怎麽回事，你知道嗎？

不知道。王安石老實回答。他真的什麽也不知道。宋神宗沒再追問他，只是意味深長地說，那就回家仔細想想吧。

一路上，王安石想了很多。事情肯定不是片面的，呂惠卿被彈劾、呂惠卿彈劾自己，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必定有內在的聯系。

回到家後，真相大白。王雱把經過都告訴了他。王安石越聽身上越冷，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無力和失敗，真真切切地知道，終於眾叛親離，無力回天了。這和他第一次罷相時不同，那時他和皇帝有默契，與親信們同心同德。

有“護法善神”，有“傳法沙門”。現在什麽都沒有了！

王雱不解，他不懂為什麽他的父親變得這樣低沈。王安石一一給他解釋，他才知道自己錯到什麽地步。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首先“傳法沙門”韓絳變了。他受不了呂惠卿的霸道，才請回了王安石，可是王安石重新當政，他又從根本上和改革唱反調。

他勸王安石不要再用那麽只盯著“利”的官員。王安石搖頭：“既不喻於義，又不喻於利，卻居位自如。”這是變法的根本，不去追求實際意義上的利潤，又不回頭走從前的老路，去追求虛無縹緲的義，這個官還怎麽當呢？

韓絳選擇不當，他辭職了。

變法派中堅人物只剩下了呂惠卿，這就是王安石一直容忍他的原因。為了大局，領導有時也得遷就下屬，與整個天下大事相比，王雱的龍圖閣學士的虛名，甚至王安石本人的尊嚴，能算是什麽呢？

可惜年輕的王雱只遺傳了王安石的聰明和脾氣，卻沒有父親的博大胸懷，被一時的憤怒遮住了眼睛。他以為支使鄧綰搞小動作很隱蔽，殊不知呂惠卿也黨羽滿朝，彈劾奏章剛遞上去，馬上就被他知道了。他選擇第一時間反擊。

於是新政集團徹底內訌，一二號首領兩敗俱傷。

一片死寂，父子兩人都陷入了沈默。王安石在失望痛苦中沒有意識到他正犯著一個更慘痛的錯誤。他沒料到他的兒子會背著他做出上面的事，更沒有料到兒子在知道底蘊後，會變得怎樣。

王雱是個走極端的人，他不原諒別人的錯誤，更不原諒自己的錯誤。傷心慘於傷身，世上有種人會被心情殺死，王雱就是其中一個。

當他知道壞了父親的大事，甚至讓國家命運都改變之後，他病了，急火攻心得了背疽。這是當時的絕癥，很快就病危了。在病中他知道了自己鬥爭的結果。他贏了，呂惠卿被貶出開封，到陳州去當地方官。從此之後，新舊兩黨都視其為眼中釘，再沒能重回權力高層。

目的達到了，卻沒半點的興奮之情。

王安石獨立朝臣之巔，他仍然是宋朝的第一臣子。首相，大權在握，可是縱目四望，再沒有一個並肩同行的人。這樣的徹底，還得感謝鄧綰。他把王安石可能存在的幫手都鏟除了。呂惠卿貪汙奪田案被上綱上線，一大批改革派中上層幹部被牽連進去，一起趕出京城。

其中就有三司使章惇。

做完了這些，鄧綰仍然意猶未盡，他清醒地意識到了一個總原則。有王安石才有一切，才有改革派，才有他鄧綰。為了保住官位，他向神宗建議，為王安石及其家屬在京城修建大宅第，好在京城永久定居。之後為王雱請命，這個傑出的年青人應該破格提拔，為國效力。

神宗看著這種報告，心裏不由自主地對王安石產生了反感。王先生，這是你授意鄧綰做的嗎？如是，你怎會是這種人品；不是，你所選的人怎會這樣自私狹隘！

他沒對王安石說三道四，君子終身不出惡言。只是把鄧綰的奏章拿給王安石看。王安石的感覺就是宋神宗剛才的感受，慚愧、羞赧，自己一生操守潔白無瑕，連敵對的保守派們都說不出汙點來，卻接連因兒子和下屬蒙羞。

——鄧綰有失國體，請黜落。

這是王安石的回答，他只能就事論事把鄧綰貶官。至於因這些事而起的誤會、恩怨、榮辱，只有聽之任之，讓歲月幫助咀嚼，憑每個人各自不同的心性來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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