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他們對宋朝的威脅更大，西夏開始對河湟下手了。

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裏所列舉出的周邊國情，以西夏這時的統一，還處在建國之初，沒怎麽滑落的時代裏，去攻擊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無論怎樣對比，吞並都是遲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於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動，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級難看的死法。這就是為什麽王安石改革步子那麽快的原因。

河湟隨時會被攻破，戰爭迫在眉睫，宋朝當時要錢沒錢，要兵沒兵，再說什麽按部就班，理順關系，搞好吏治之後再改革，完全是癡人說夢。

為此，在王韶剛剛提交《平戎策》之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無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職位有職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鳳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間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領導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給政策，王安石新法裏備受爭議的“市易法”就是專門為他量身定做的。

打仗要錢，“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輸法”的加深加細，更上層樓的抓錢。在京城設置“市易務”這個專門部門，從內庫裏提100萬貫錢作本錢，由政府接管京城內外的各種物資的買賣。

具體做法是，由市易務招募牙人（商人行會代表），由他們與各地來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貨物的價格，可以賣給國家，也可以和國家之前買到的貨物交換。京城本地的商人，沒本錢也可以參與，用產業、金帛做抵押，向國家貸貨經商。

到期歸還貨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說，這條新法是王安石各種新法裏最失敗的一條，它走了回頭路，這不僅是打擊了之前操縱開封市場，哄擡物價的大商人，同時也把小商人趕盡殺絕。

國家壟斷一切買賣，這還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嗎？在仁宗時期、英宗時期一直活躍的開封商市，在市易法實行之後，被沈重打擊了。到後來，市易務招募的牙人主動辭職，您開恩允許我辭職好嗎？為國家服務，我都破產了！

說來這真是殘酷，但放在邊疆上就是一條再好沒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軍費，需要錢，那是軍隊種田賣糧，自給自足所達不到的。為此，他需要經商，需要全國各地的買賣人到邊疆上活動。那麽，就只能由國家之力去開拓。由國家拿出本錢，出專人負責，鼓勵商人保護商人去變出錢來。

有了錢，就有了一切，就會形成一條有機的運作鏈條——民間收財，變成軍費，打贏戰爭，擴大國土，回籠資金。

這才是王安石變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發達的商業系統，比前代先進得多的農業生產，只要像司馬光說的那樣節省花費，就一定能讓國庫充實，根本就犯不上這樣折騰。

可要保衛國家安全，贏得戰爭呢？那樣慢悠悠的一條一條的節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著辦事，得等到猴年馬月才能積攢到龐大無比的軍費？何況戰爭只要開打，錢就會像流水一樣嘩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撐不起幾場大戰。

那時後續的資金要怎樣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來得及！更何況，只要提到戰爭，各位君子們就會搬出孔夫子的聖誡，那是兇器，不到萬不得已絕對不能用，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義、要道德、要教化！

見他的鬼去吧，宋史寫到這裏，如果還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諒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動……再次請出門之後上街隨便左右轉，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鐵蓋子，揭開，跳進去。

醒醒神。

王安石們的準備已經做好，歷史上各種觀點的對錯，我們也都討論過了，下面應該進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開邊”。

可是別忙，在做這樣的大事之前，王安石們還得再稍微停頓一下。他們的各位政敵在此時都在做什麽，是有必要全面介紹的。

讓我們從身份、官職的高低為序列，從蘇軾開始。這個初入行的士大夫這時只能算是小字輩，由於他不懈地努力，終於搶在熙河開邊之前，被貶出了京城。

說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灘上。從職務上說，他這時只能算是京城無數官員裏的中下等，但是文筆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裏都去，和誰都能見上面說上話。什麽？你不理他？你該死了，這樣風雅絕倫，高邁古人的大才子肯賞面子到你家裏坐坐，你不理，還是儒林中人嗎？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質上也是讀書人，蔑視蘇軾，等於忘本！

於是蘇軾可以出現在任何場合，就算已經死了大名士範仲淹，他都不放過。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臨風灑淚，高歌憑吊。

公平地講，這沒什麽。範仲淹拋開軍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筆來說，也絕不在蘇軾之下。這時蘇軾的《水調歌頭》等名作還沒有出現，其實就算寫出來了，也沒法掩蓋範仲淹的《蘇幕遮》。尤其是範仲淹的聲譽沒有半點瑕疵，蘇軾與他無論怎樣聯系，也沒有錯處。

其他的就兩說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貶，他跑去了，指責前首相大人膽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氣，嘆了口氣，說出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話——“上與安石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個人似的，我有什麽辦法？

這次對話之後，蘇軾的名聲在士大夫群落裏直線上升。好青年，說出了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非常勇敢嘛！

但是請問，你是國家公務員好吧，你以什麽身份，奉了誰的命令，去質問前首相大人的工作業績？如果再深究一下，蘇軾的用心會更惡劣些。

真有膽子，有責任心，你怎麽不在曾公亮還是首相時跑去問呢？那時曾首相有權，才能按你說的辦嘛！

曾公亮之後是範鎮。範先生一生都在與國家的頂級大佬作對，文彥博時期因為立太子的事，韓琦時期是著名的濮議，到了王安石時期，他怒火升騰，和新法不共戴天。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一生之中都在無時無刻地反對，不知他真正認同的是什麽。更不知道，按照他的辦法去做了，國家能成個什麽樣子。

這個問題太大了，而且沒有實際操作性，只好列出現象來，大家有興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許會有所心得。

回到主題上，話說在他辭職回鄉前，蘇軾出現了。蘇軾就像代表著什麽神聖的團體一樣，對範鎮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壯士。

範鎮深沈地嘆息，自己做得很不夠。

說到這裏，或許大家會認為我比較刻薄。蘇軾這是有良知有義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發些感慨說些話，有什麽大不了的，犯得著這樣冷嘲熱諷嗎？

如果沒有前面關於新法的各種分析，單就他說的話來說，的確沒什麽錯，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讚賞。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後，就會知道蘇軾的立場越滑越遠，徹底拋離了自己原來的出身，變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為樂的士大夫。

我們是平民，我們厭惡他！

拋開這種一千年以後的立場關系，回到宋朝當時的官場。王安石忍無可忍了，小蘇同學就算文章好、聲譽高，你不好對政府的決策這樣明目張膽的抵觸吧？

你終究還是國家公務員吧。

沒別的好說，就算查不出他有什麽實際錯誤，思想意識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就足以讓他貶職反省。蘇軾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間天堂一樣美麗的城市裏去做官。

是懲罰，但不殘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蘇軾杭州之緣正式開始。

接下來的人是呂誨。這位前言官領袖突然間病死了。回憶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還沒有實際公開時，也就是連最初的均輸法還沒有面世時，就和王安石勢不兩立了。

那次著名的彈劾之後，他主動要求外放，絕不和奸邪共處一堂。

神宗滿足了他，讓他到鄧州（今河南鄧縣）當知州。按說這地方、這職位都相當的不錯。既在長江以北，又沒到西北狼窩，非常優待了。可是呂誨感到的不是這些，他越來越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個接著一個，沒完沒了地鋪開之後，他的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氣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後，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調養，什麽都不用幹了，一心養病吧。但這不是問題的中心點，心病還需心藥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這種局面一天沒有改變，呂誨的心情就一天沒法好轉。

這就沒辦法了，難道為了呂誨一個人，去改變國策嗎？

宋熙寧四年年底左右，呂誨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司馬光。司馬光當時在永興軍，知道呂誨病危後，火速趕往京城，去見最後一面。

當他趕到呂誨病床前時，呂誨已經閉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馬光放聲大哭，恨自己就遲了這麽一步。可是突然間呂誨強爭開眼睛，掙紮著要坐起來，他望著司馬光的方向，不管看沒看清，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可以想見當時司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來，是因為呂誨一直是他的戰友。往事歷歷在目，從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議再到神宗時王安石新政，兩人的政見驚人地一致。可以說一直為著同一個目標奮鬥。

現在的局面，可以說他和呂誨都是失敗者，王安石勝利著。

可直到死前，呂誨還這樣重托他。這是信任，更是責任，他得怎樣做，才對得起一個垂死者的最後願望呢？

在這樣的局面下，我沒法進行什麽評判。因為感情和對錯，有時真是太冷酷了。但為了說明問題，可以試一下。

比如拋開感情談對錯。那樣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第一，呂誨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第二，他的這種死法，到底是可笑，還是可恨，還是可敬，抑或可憐？

答案一，一個人的對錯，基本上是沒法做出總結的。精確地說，只能是他在這個時期這件事上，是對的。在那個時期那件事上，是錯的。

只能是這樣。而且那種把一生各時期的對錯計算一下，來個所謂的蓋棺定論的做法更是無厘頭。請問你得用什麽公式，才能計算出各個時期的正確值、錯誤值，最後相加減，得出正負數？

可能嗎？

根據這個原則，呂誨在立太子、濮議時，代表了當時的正直道德觀，不阿諛當權者，不向當朝皇帝低頭。他是對的，而且相當有種，是個有原則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時，面對王安石變法，他的表現，經過我們前面關於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他站在士大夫一邊，堅持既得利益，阻礙宋朝為了新生進行的大換血。在這個前提下，他是錯的。

這種分析，不僅是針對呂誨一個人，那樣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這樣全景歷史寫作中單獨論述。之所以細聊，是因為它適用於神宗朝年間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現在回到司馬光的身上。他離開呂誨的屍體之後，表現得非常反常。按說呂誨用自己鬥爭到死，絕不妥協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訴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鬥到底。

天下的事還沒有絕望，君實，你要努力啊！

呂誨臨死的呼喊言猶在耳，司馬光的反應卻是向皇帝寫辭職信。他請求政府允許他從永興軍離開，到更遠的洛陽去完成一生的夙願。

寫書。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與漢代不世出的史學大師司馬遷的《史記》同樣輝映後代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神宗允許了，從這時起，司馬光就徹底退出了官場。他遠遠地停留在西京洛陽，冷冷地盯著王安石等新法集團的一舉一動。

靜靜地等待著翻身覆辟的時機。

這是個可怕的對手，他絕不是放棄，而是審時度勢，明白這時的王安石已經不可撼動，那麽就絕不再戀戰。有時的後退，是一種策略，有時的忍耐，比當場鬥出個死活更有力量。

司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敵人們在熙河開邊前的處境也介紹到這裏。最後還要再啰唆一點。前面我曾經提過的，從神宗朝開始，到北宋滅亡，一共三個主導國運，改變整個漢民族命運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個人，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

宋熙寧三年，一個興化仙游（今屬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進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長，當時23歲。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紀事本末》裏獨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獨特，要說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著什麽。

從狹義上說，熙河開邊是指宋神宗熙寧五年五月開始的，由王韶主領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戰鬥。它歷時三年，到熙寧八年時，王韶升任樞密副使時告一段落；

從廣義上講，熙河開邊時斷時續，要糾纏到北宋滅亡前，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領、童貫監軍，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時，已經過去了整整30年。

當大禍臨頭時，之前的每一個舉動，都被認為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之前，無數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戰更是這樣，它功罪難言，在史書裏它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評價。到底怎樣，讓我們用自己的眼睛來回顧審視它。

在這之前，我們需要先知道戰爭都發生在哪裏，各個地點，各處勢力的分布。

查資料，很容易就會有些答案。比如說，河，是河州，現在的甘肅省臨夏市的東北部；湟，指湟州，現在的青海省樂都，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中間，還有些別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肅臨潭；蘭州，就是現在的蘭州市；鄯，現在的青海西寧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夠，它們的精確位置，關系到王韶怎樣制定征服的先後順序，得先清楚這一點，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麽打的，以及這件事的難易。

翻開古地圖，我們向西北方向前進，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鳳四州，以它為中心點，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階州、洮州。再以洮州為中心點，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麽在我們的心裏，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答案——河湟吐蕃不過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斷著它，無論如何它也威脅不到宋朝的腹地。

對不起，這不對。

明白了地圖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勢力範圍。其中河州是他們的大本營，由唃斯羅的二兒子瞎氈的兒子木征占據。湟州是唃斯羅嫡系傳人的根據地，由董氈繼承。在這兩塊區域之外，他們的觸角伸得非常遠，最遠的地方達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階州的上方，再向右一點就是宋朝的秦州，已經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與岷州之間的大片土地裏，漢人的勢力微乎其微，連生存都成問題，根本提不到什麽管理。區域內除了吐蕃人，還布滿了像墻頭草一樣隨時四面倒的羌人。

事後證明，這些羌人比吐蕃人還要難纏，他們幾乎一點原則都沒有，隨時反叛。

這樣的形勢，才能養出來當年唃斯羅的脾氣。我們都知道，當年宋將曹瑋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給他造成了日後獨立的條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瑋的名字，都雙手加額，向東南方伏首。

但他怎樣面對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過來，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禮，最多只是作一個揖，然後微笑著問——“南朝阿舅天子近來還好嗎？”

這就是王韶所面臨的局面。於是我們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兩州收回本土的問題，而是要到達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觸角一個個斬斷，把前進的道路先清掃幹凈。

在熙寧五年五月，真正的戰鬥開打之前，他已經用了兩三年的時光來做這件事。

熙寧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體吐蕃人的眼裏另具一番魅力。簡單地說，真是人見人愛，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珍稀動物。

一年前，熙寧四年時，王韶來到了秦州邊境，在這裏往西北方向望，滿眼的都是異族人。當時他的手下們摩拳擦掌，很有士氣，當然這裏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餵得很肥的原因。

請您指出方向，我們向哪兒砍。

王韶搖頭，他要在真正開戰之前，先樹立起一個形象。宋朝的軍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雖然我們騎著馬，舉著刀，一路殺人，可我們非常可愛——

以這個理念，他選中了第一個目標。青唐（今青海西寧市）勢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龍珂。這個人的勢力有多大，有一個數字可以參考，他的部眾有近二十萬人，以最保守的計算，每十人中有一個騎兵為基數，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況在他的領地裏還有數字不詳的羌人。

面對這樣的異族人，以當時宋朝在當地的勢力真空，王韶居然敢做出下面這樣的事。某一天，他只帶了幾名騎兵，像游山玩水一樣越過了國境，進入了吐蕃人的青唐。

王韶直接找到了俞龍珂，和他談天說地，剖析吐蕃人的未來，兩人說得很融洽，不知不覺間天就黑了，王韶當晚居然就留在了俞龍珂的營帳裏，坦然高臥，直到第二天天亮。

天亮後，一切都解決了。他的口才，尤其是他的膽量讓吐蕃人折服，俞龍珂答應他舉族歸宋，從此做宋朝人的臣子。

縱觀這件事，有人或許會說沒什麽大不了的，以前就有宋朝人這樣做過——青澗城的種世衡。老種相公當年能讓青澗城變成西夏人的噩夢，就是迅速收服了附近的羌人，用的手法和王韶這次的很像。

可是那有區別，一來青澗城雖是初建，但終究在宋朝的西北邊疆附近，宋朝的勢力始終籠罩在那一片；第二，羌人不同於吐蕃和西夏，他們自從五胡亂中華之後，就再也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政權。他們是墻頭草，而青唐的俞龍珂是吐蕃人，他是河湟部吐蕃裏的貴族！

所以王韶這次的危險系數，在北宋史上獨一無二，一定要找到相比擬的史實，可能要追溯到西漢時漢人軍功最強盛時代的一次壯舉。

那由漢人史上最強的將軍霍去病做出。

當時漢武帝連年征戰，匈奴人再也沒有了所謂的驕傲和強悍，他們在兩次河西大敗之後，渾邪王和休屠王決定投降漢朝。

漢武帝不知真假，他派出了王牌將軍霍去病去受降。果然，在霍去病率兵到達黃河岸邊的時候，匈奴人發生了內亂，軍隊開始嘩變，渾邪、休屠兩王也舉棋不定。在這時，霍去病僅帶領了幾個親兵，就沖過了黃河，直抵匈奴人的王帳。

永遠無法想像，霍去病當年怎麽會有那樣大的勇氣，敢單身犯險，命令兩個匈奴王平息叛變。要知道他是匈奴人的死敵，殺了他或者扣留他，都是匈奴人做夢都想不到的勝利。

可他居然就鎮住了近五萬個匈奴人，帶著他們回到長安。那一年，霍去病年僅19歲。

遙想當年，西漢雄風、盛唐氣象早已經是過眼雲煙，但整體的萎靡，無法掩飾某個時段裏特殊人物的崛起，比如說這時的王韶。當年霍去病以全勝戰績成為匈奴人的克星，從心底裏就壓服著異族人，可王韶呢。北宋到了神宗時期，漢人的戰績在西北方面是個笑話，殺了他，對俞龍珂來說，簡直沒有任何後遺癥。

甚至可以否認見過王韶這個人，宋朝有什麽辦法？誰讓你只帶幾個跟班的就跑來送死。

但是後面發生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來王韶的本質。這個人根本就不做沒把握的事。俞龍珂去了開封城，面見宋神宗，在官職待遇都有了之後，提了一個額外的要求。

——聽說包中丞是朝廷的忠臣，請賜姓包氏。

包中丞，指的是包拯。這位在正史裏一般，野史裏神仙的人物，是俞龍珂的偶像。神宗答應了他，賜了一個名字，叫包順。

這是問題的關鍵，王韶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之所以敢去見俞龍珂，是看準了這個人有宋朝情結，可招降的可能性。

熙寧四年就這樣過去了，王韶在慢慢地消化著收編過來的異族人口。一年之後，他做出來的事跡，依稀仿佛讓人們看到千年以前霍去病的影子。

王韶的根據地遠在秦鳳路的通遠軍，由這裏起，他將孤軍殺入千裏茫茫異域，沒有友軍，更沒有援軍，每前進一步，都是吉兇莫測，無法反悔的。

他選的第一個敵人，非常講究，不是吐蕃人，而是羌人。這就顛覆了一個傳統概念。不是都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嗎？為什麽放著正牌的河湟部吐蕃人不打，卻去打跟班的羌人？

這就是王韶的特殊智慧。

請問，戰局初開，就先直奔要害，和吐蕃人你死我活，局勢會變成怎樣。那時吐蕃人會糾集起羌人，抱成一團來對抗宋軍。可要是先動羌人呢？

吐蕃人的心理會有微妙的變化，為了奴才，主子不會輕易拼命，甚至還會坐壁上觀，看一下敵人的真正實力。

戰局的發展完全印證了王韶的觀念。他揮兵直入，迅速侵入了位於秦州以北，洮水附近的抹邦山、竹牛嶺一帶，那裏有人數眾多的蒙角羅、抹耳、水巴等羌人。

到了地頭了，王韶和手下兵將的差別也顯了出來。宋朝的標準士兵們按習慣，就準在山腳下的平原地帶列陣，等著山上邊的敵人沖下來。

列陣……等待……王韶覺得很頭暈，看來宋軍真的是被李元昊的部隊打出心理障礙了，無論什麽時候等的都是防守！

這時的局勢是宋軍主動進攻，來入侵了，尤其是要趁著吐蕃人不明虛實，不願、甚至是來不及出兵時，先把這裏的羌人打垮。這就必須得爭分奪秒。如果在山下邊列陣，不說到底能不能打敗羌人，對方只需要不下山，坐在山上看你擺陣玩，宋朝人都耗不起！

擺在宋軍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強攻上山。為此王韶下令——“兵置死地，敢言退者斬！”宋軍的攻勢開始了，翻開地理圖冊，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當時的情況。

陜西、青海、四川三省之間的山都是什麽樣子的，生長在內地平緩地帶的中原人，要身披全副鎧甲，舉著兵器，冒著箭雨檑石向上仰攻，這幾乎是完不成的任務。而更要命的是攻到一定坡度時發生的事。

羌人很狡猾，生長在這片山地裏，他們知道什麽情況下宋軍才會最狼狽，就是等宋軍攻到一定位置時，前進很累、後退有點遠，這時他們才突然沖下去。

沒辦法，宋軍立即就支持不住，開始敗退。這時在陣後面，王韶開始換衣服，他脫下了文官的袍子，穿上了一身鎧甲。古今中外無數次戰役都證明了一個真理，不管軍隊的裝備怎樣，戰局如何，最重要的是士氣。

指揮官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弟兄們，給我沖！”，一個是“弟兄們，跟我上！”哪個大兵都知道，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命令裏，哪個才是真把他們當弟兄的人。

王韶就是這樣，他穿上鎧甲，擠進了沖鋒的隊伍裏。在整個戰局中，他是最清醒的一個，此戰不勝，多年來的準備會變成烏有，甚至京城裏的王相公都會被連累，變得一無所成！

殊死的搏鬥開始了，沒有什麽計謀，沒有半點的僥幸，王韶帶領隊伍反攻得手，沖上了山頂。由此乘勝追擊，“獲首領器甲，焚其族帳。”

使“洮西大震”。

可沒時間高興，大震的結果就是真正的敵人殺過來了。吐蕃人已經明白了自己面對的是什麽人，河州方向的吐蕃之王木征火速派來了援軍。王韶剛剛強攻得手，就面臨著一個問題——防守。當然，也可以不防，在敵軍到來前迅速退回秦州，那樣毫發無損。

但是打了這一仗，爬了這麽高的山，還死了那麽多的人，為的是什麽呢？

這時王韶給出的答案與之前宋朝所有的戰例都不同，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入侵一片土地，不管是繁華密集的燕雲十六州，還是荒涼廣闊的河湟之地，最重要的都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如果註重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會像宋太宗趙光義那樣，圍城不下，被敵軍集結後一戰潰敗；相反，看遼國入侵北宋，總是尋找宋軍主力對決，殺倒一片，當地就會出現真空狀態，遼軍可以為所欲為。

城？

當城裏只剩下老百姓時，就只是敵人的金庫，再沒有什麽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這種軍事理念，他選擇了一條看似驚險的光明大道。為什麽要防守，為什麽要撤退，我是來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將景泰的兒子景思立率領宋朝西軍中的精銳涇原兵在竹牛嶺虛張聲勢，而他本人，率領主力人馬悄悄轉向西方，向武勝的方位前進。

大地茫茫，為什麽偏偏選中了武勝？前面的《平戎策》裏說了，它是宋朝與西夏勢力消漲的契機所在，同樣的，在宋朝與吐蕃的河湟之戰裏，它也一樣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這一點，他派來的援軍，就從武勝遠遠地兜了過來，想打王韶個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將領們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戰，便決戰，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軍事生涯裏，從來沒錯過和敵人主力對決的機會。

兩軍在武勝附近遭遇，木征派來的人名叫瞎藥，大家要記住這個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並不是說他會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會有後遺癥……武勝之戰，來偷襲的瞎藥被宋軍反偷襲，他怎麽也沒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盤上，會突然間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揮軍力戰，史書裏給出的記載是瞎藥大敗，率軍逃跑。可這太片面了，把當年的戰況徹底淡化。有一個事實得註意到，王韶此行的風險有多高。

不是說吐蕃人有地利，他們的騎兵多強悍，而是瞎藥有個占決定性的優勢——武勝堡。它當時已經是個堡壘，它在吐蕃人的手裏！

王韶不僅要大面積迂回，尋找敵人主力對決，更要防止瞎藥和武勝堡聯合起來。實戰的結果是他不僅把瞎藥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勢直逼武勝堡，把吐蕃人從據點裏趕了出去！

從此武勝落入了宋朝的手裏。王韶立即就開始了建城，它有了個新名字，叫鎮洮軍。首戰大捷之後，王韶沒有乘勝追擊，他停了下來，因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辦。

給朝廷寫奏章。

報功是必須的，但卻是次要的。在這封奏章裏，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寫了一句額外的話——皇帝以及各位宰相註意了，俺得說明下。這次打仗，沒用朝廷一紋銅錢，都是俺開荒經商自己賺的。

參照一下宋朝的以往歷史，就會知道王韶這是在沒事找事。比如太宗時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給邊關士兵打賞，就被貶官處理；看仁宗朝，張亢、滕宗諒在邊關打了那麽多勝仗，可是一點點的財務賬面不清，也得丟官罷職。

前車之鑒不遠，為什麽王韶會頂風作案，哪壺不開提哪壺？答案分前因、後果兩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涇上下兩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間，有上萬頃一直荒廢，沒有開墾的良田。國家應該派人開荒，同時實行市易法，農商兩手抓，把當地的經濟搞起來。

看著無論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發展非常奇妙，充分地體現了指鹿為馬，指驢是豬的封建官場卑鄙性。

首先當時西北軍隊主帥李師中反對，他說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麽良田，只是當地弓箭手們的土地罷了。不信可以來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較真，下邊有人要求了，那還等什麽。於是派人去，查出來的結果超級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頃！而且所有權還有爭議，幾個地主正在打官司呢……這個結果讓人無話可說，對此，我只能以“指驢為豬”來形容。

如果不是豬，怎麽會給出這樣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陜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頃土地，難道李元昊當年是只螞蟻，在一頃地裏敵我雙方十幾萬人廝殺玩命；或者當地突然間人口暴增，每人都擁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國家都沒法強占？

估計最郁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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