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遠在江南，近在眼前。說江南，此人是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父親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層官員，終生輾轉南北，沒有做到京官。這樣就終定了這個人早年的生活。

一，飄忽不定；二，學業自成。

因飄忽不定，他可以大開眼界，從小就看盡了北宋王朝的利弊興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親早亡，他必須自己研讀詩書，這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根基，處世性格。

他的心靈從來沒有羈絆，孔夫子的儒家學說對他沒有貌似神聖感的那種約束。甚至於他赴京趕考的目的都不那麽“崇高”。他後來明白地告訴世人，是家裏太窮了，得有功名，有工資，才能養活媽媽和眾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爭議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慶歷二年考中了進士，之後的官場之路走得極其獨特，終北宋一朝堪稱絕無僅有。如果要有個參照物的話，比如司馬光，這兩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運的寫照。

司馬光中正博大，中進士、盡孝道、被舉薦做京官、歷經仁宗、英宗兩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議等，處處站在道義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與宰相爭，與皇帝爭，樹立起自己的模範形象，從此被視為君子的代表，正義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謝絕了所有的進京機會，視功名如糞土，在舉國爭名奪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寧可在鄉下偏遠的小地方當官。這其間他放棄了館閣筆試，這是地方官做過一任之後的正常權力，只要進京考試，就有可能成為天子近臣。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筆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費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還放棄了舉薦。請大家回憶前文，從蘇洵的求職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舉薦有多難。而文彥博、歐陽修這樣舉國一二人的舉薦居然被他白白浪費了。

這是為什麽呢？先不忙，繼續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時，他終於進入京城，成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後進入館閣，做到兩制官中的知制誥。於嘉祐八年時因母親去世，離開了京城。

這六年期間，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殺人案件的審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無聞。從那時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閑逛。

再說近在眼前。

這就非常奇妙了，裏面包含著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問題。他是個百分之百純潔無瑕，不使奸詐，甚至不懂奸詐的偉人嗎？

這是歷代讚揚王安石的人的立論根基。

或者還是個大奸似直，大惡似善，一肚子歪門邪道的偽君子？這是歷代打壓王安石的最終目的。這兩個180度大轉彎的評價，都要從他平生一點一滴的作為上分析。這時就可以開始了。從他是怎麽引起神宗註意的這件事上說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他當王子時的親信，前面說過的韓維的功勞。韓維此人嚴正立身，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人，至少經常讓神宗肅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韓維拒口不談，從一開始就掐斷了談話——聖人不談功名，只說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總抱著功名心去做，遲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輕的王子穿了一雙式樣新穎的鞋，沒辦法，開封就是當年最時尚的地區，人不時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韓維看見了，冷冷地說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脫掉扔了。

還有趙曙和曹太後較勁期間，韓維提醒神宗危機到了，奶奶要生氣，趕緊去解釋。神宗立即照辦，替父親去賠罪。這裏稍加一句，神宗與趙曙截然不同，終神宗一世，對曹太後非常禮貌。

總而言之，韓維對神宗的影響很大，屬於嚴侍益友那種。尤其難得的是，他經常對國事發表些獨特見解，每次都讓神宗目瞪口呆豁然開朗，這時韓維總會說。

“這不是我說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時間長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裏紮了根。在這次求言過程中，神宗留了個後手，在帝國眾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趙曙濮議耽誤的政事中，對江寧府下了一條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寧知府。

截止到這裏可以說事了。話說以前那麽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這一次怎麽會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現了，他接到指令沒有半點的遲疑，立即走馬上任，當官去也。

於是反對王安石的人有話說了，王安石是奸詐的，他先是有意結交未來皇帝的親信，天天吹枕頭風一樣的給年輕的神宗洗腦。再派自己的長子，在前一年考中進士的王雱在京城裏隨時和韓維保持聯系。他答應得這樣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強烈的名利心，第二讓他的狐貍尾巴露了出來，為了得到重用，使盡了手段，不僅早有預謀，還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個純潔的人。

對不起，這點證據還不夠。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並不會與心靈的純潔相矛盾。不是說只有邪惡的人才懂得兵書戰策，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王安石這樣做，只能證明一點。他是個有意於發展的人，想做一番事業的人，也是個明白現實狀況，懂得要達到目的，必須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後被召進京城，當上了翰林學士。與他一起進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後半生的死敵司馬光。要說起來，這兩個人實在太有緣也太重要了，他們倆再加上另一位現在還沒有起步，要在兩年後才考中進士的人，就是北宋中後期最有影響的三個人。

就是他們讓宋朝興旺、混亂、糜爛、亡國的。

放下那個人，先說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人都以摯拗、倔強、不妥協著稱，不過一旦比較起來就會發現，司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參照。

第一，在長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進京當官時，曾經和司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內牡丹花盛開，包拯一時高興，請全衙員工喝酒。

席間兩位未來的大佬都聲稱生平從不喝酒。包拯正在興頭上，哪肯放過，親自過來勸酒。幾番堅持之後，司馬光投降了，他舉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領導怎麽說，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馬光的表現在濮議中已經很清楚，此人絕不會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樣，這是個死硬派。第一次進京時，他當知制誥，兼責京城刑獄，當時發生了這樣一個案子。兩個少年是好朋友，一個養了只非常好的鵪鶉，另一個想要。

自然是不給，想要的這個仗著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結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時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開封府判兇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說，按照宋朝法律，註意，是有明文規定的，公然搶奪和偷盜都是賊，兇手的鵪鶉被搶了才去追，才殺人，明顯是捕盜，是合法行為，怎麽能判刑呢？

更何況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開封府不服。這件事被上報到審刑院和大理寺，最後的結論是……王安石是錯的。按規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給出的只是三個字：“我無罪。”不管對面是什麽大佬什麽勢力，我不想低頭，誰也別想勉強！

第三，在皇帝面前。

這點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樣，才能真正體現出一個大臣的風骨。同樣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馬光有什麽不同。剛剛說過司馬光當上了翰林學士，這個過程非常鬧。

神宗讓他當，他就是不。問為什麽，司馬光說，臣寫不出“四六”文。所謂四六文，指的是魏晉以來流行的拼五驪六的賦體，對仗公整內容空洞。神宗一聽就樂了，愛卿說夢話嗎？你不懂四六文，當年的進士是怎麽考中的？

司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當。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宮之前，有個太監追了上來，把任命詔書強塞在司馬光的懷裏，他也就當了。

還是那句老話，司馬光為人凡事必堅持，只是不超過80%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進京時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給皇帝寫日記的美差。別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浹背。為了不升職，他一連寫了14道奏章，可任命的詔書還是送過來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詔書的小吏難為得跪下磕頭，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沒法交差……王安石仍然無動於衷，他轉身躲進廁所，連求饒的機會都不給了。

小吏急了，放下詔書就跑，你不要也得要。這時王安石反應神速，從廁所裏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詔書又塞了回去。

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司馬光的硬度系數差得不是一點半點，可也不能就此肯定兩人的高下怎樣。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剛強，硬則硬矣，小心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味剛硬，沒法持久。而司馬光餘下的20%的妥協中含有一種難得的柔韌，讓他比王安石更加堅忍。

他註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做主的那一天。

綜上所述，不是神宗從一開始就選擇了王安石，而是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選這個人。但就是這樣，王安石仍然沒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權力。神宗不是個一般的人，這個20歲的青年，遠不是大家印象裏那個凡事急於求成，做事毛毛躁躁的毛頭小子，他謹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說，變法之所以會有後來的結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於他的“謹慎”。

他分兩步來了解王安石。一是親自對話，二是向大臣咨詢。

歷史裏留下了很多的對話，比如神宗問韓琦，王安石為何許人也？韓琦搖頭，讓他當個翰林學士綽綽有餘，進入宰執就萬萬不可。

神宗搖了搖頭，沒再問為什麽。其實知情的人都知道，這兩人有過節。韓琦在慶歷新政後被下放到揚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發現王安石上班遲到，衣衫不整，連臉都沒洗。出於愛護，他某次和顏樂色（從容）地說，年青人，有空要多讀書，不要荒廢了光陰。

王安石什麽都沒說，默默退了出來。他清楚，韓琦是誤會了，以為他尋歡作樂，通宵達旦。但他不解釋，“韓公非知我者。”這是他當時留下來的話。

在之後，韓琦當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奮好學，想收為門下學生。按說兩人相差近20歲，隔了整一代人，以韓琦當年名滿天下，這是王安石的殊榮。可他拒絕了。非知我者也，怎麽可以朝夕相處？

說得高傲自負，其實內裏很簡單，就是一個槽子栓不了兩頭叫驢，都是一樣的狠人，誰也不服誰。

接下來又詢問了孫固、吳奎、唐介，內容大同小異。一致認定王安石學識過人，氣量狹窄，只可做具體工作負責人，絕對當不了大領導。

關於王安石的氣量，我們在下面涉及到具體事件時，再詳細討論。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進行了好多次的單獨對話。比如兩人初見面時，神宗問，怎樣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個字：“擇術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當法堯、舜，李世民算什麽？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只是後來學者沒學會，才以為高不可及。”

“卿對朕的期望太高了，我們共同努力，達到這個願望。”

這是互相談理想。神宗以李世民為偶像，卻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傳說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兒，讓年輕的皇帝驚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實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實施階段。

神宗說，“李世民有魏征，劉備有諸葛亮，才有後來的成就。這兩個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搖頭，“陛下能像堯、舜，自然有臯、夔、稷、禼等賢臣出現，至於魏征和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來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傑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誠到了哪個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賢臣，也會被小人蒙蔽，離您而去。”

“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兇。”神宗不同意。

“正因為能看出誰是四兇，再殺掉，所以才是堯、舜。要是讓四兇隨意枉為，臯、夔、稷、禼這樣的君子還能正常工作嗎？”

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環境，神宗得像堯舜支持臯、夔、稷、禼一樣支持他，並且除掉所謂的四兇，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華。

再接下來發生了那次熙寧變法前最著名的辯論。它起源於一次河朔地區的大水災，當時曾公亮提議，眼下財政緊張，全力救災。宰執人員們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禮的賞賜，就都省了吧。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請各位學士大人們執筆。

結果司馬學士和王學士各抒己見，完全相反。

司馬光讚同，節儉從官員開始，這很好。

王安石反對，說這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形象工程。想當年唐朝的宰相常袞節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譏笑，辭飯還不如辭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況現在國用不足，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這兒。

司馬光搖頭，常袞減少俸祿，總比屍位素餐的廢物們好。現在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物資不足，王安石講得不對。

王安石高深莫測的一面露了出來：“知道是怎麽造成的國用不足嗎？核心問題是沒找到真正善於理財的人。”

這句話是宋朝開天辟地頭一次被提出來，就算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經隱約地做到過，卻從來沒有上升到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來。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馬光卻不信邪，他的的確確是位不世出的歷史學大師，所有的事都別想騙過他。他立即就指出來：“你所說的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按照戶口、人頭數目盡情搜刮民財而已。百姓窮困，就會淪為盜賊，這不是國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靜，他下面說的這句話，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從古至宋，乃至於滿清，最了不起的國家管理魔術師。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我可以不加稅率，就讓國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動了，司馬光憤怒了。王安石這句話，簡直就是在挑戰他的智商他的學識。有他在場，還敢說出這樣的話，是對他最大的侮辱！

司馬光說：“天地間的財物有定數，只有那麽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說的不加賦而國用充足，不過是暗地裏做手腳搶奪民財，那比加賦更惡劣，加賦至少還有根據和具體數字！何況這招數很早以前就有人用過了，漢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過漢武帝，後果低劣不堪，當誰不知道嗎？”

對話到這裏達到高潮，可也結束了。史書裏，註意，是南宋紹興四年範沖版的《神宗實錄》裏，沒有王安石的回答。

以王安石當時的狀態，和事情的重要性，他會選擇閉嘴認輸嗎？絕對不會！但就是沒有了……接下來的是神宗的結論。他說，我的意見和司馬光接近，但是關於兩府是否減掉賞賜，以王安石的見解為準。

自相矛盾，還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歷代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贅述，留下篇幅說說自己的淺見。首先，司馬光的“萬物有數，不在官即在民。”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時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賦而國用足”簡直就是變戲法，十足十的是用異端邪說引誘年輕的神宗去犯罪。

討論王安石，總是要和現代的經濟調控聯系起來，拋開“道德”，就以經濟論事，司馬光的理論可以歸納為兩個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

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號，用各種手段，包括政府調控、降低利率等辦法來刺激市場，加快周轉速度，就會在同樣的利率下，產生更高的稅值。說得覆雜，其實就一句話，像小商販，只要貨走得快，價錢不變，也照賺大錢。

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時代的限制。那麽問題出現，他都超出時代了，至少就不被時代所理解。那麽為什麽神宗還會聽他的呢？

這一方面是被他的“戲法”所引誘，不加賦而國用足耶！多誘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對話的內幕含義了。

神宗問唐介，王安石當宰相怎樣？他是“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到底哪點不達標？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學，但拘泥於古法，議論很迂闊，要是讓他當宰相，一定會變更現有的法律，讓天下不得安寧。

轉過身來神宗問王安石，別人都說你只懂經術，不曉世務，你怎麽看？

王安石說，經術，正是用來治理社會的妙藥良方。後世的一些所謂學者，他們迂闊蠢笨，根本沒學會，才會說經術無用。

到這裏為止，是比較常見的文人對掐，互罵你傻的一般表現。下面的才是重點。

神宗再問，那麽，讓你來治理國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麽？

王安石斬釘截鐵一句話：“變風俗，立法度，當前最大的急務！”

談話結束，從此之後神宗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是中國古代歷史裏最為合契的一對君臣。請問，這是咋搞的？變風俗，立法度，這六個字有什麽魔力？

魔力超級大，這是中國古代劉邦建立漢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種學術的暗示。這種學術讓春秋戰國時一個個國家只要想富強，想在弱肉強食的環境中屹立不倒，發展壯大，就必須要遵從它，甚至於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都以它為根本。

那就是光耀後世，卻只能隱藏在儒家學說陰影裏的法家。

翻歷史書吧，不管誰有什麽樣的見解，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卻被儒家學說摘了桃子。沒辦法，法家講究實效，所以能創世。儒家教人守禮，讓既得利益者喜歡。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邊讓統者們深深地忌憚，一邊又讓他們無法舍棄，於是造成了一個現象。很多有為的君主，都是“外儒內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他在治平二年，還是穎王時，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韓非子》，抄完後拿給自己的幕僚看，檢查有沒有錯處。不巧，被當時的侍讀孫永看見了，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臉，哪怕對方是皇子，也撇著嘴冷笑一聲。“韓非險薄，無足觀。”

儒家學說多博大精深，仁義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條條的人生語錄之外，沒半點治國創業的具體辦法！

神宗當時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給書架多添本書，並不是喜歡它。

這時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鳴。王安石是個很妙的人，根據以往各種史書裏的描寫，人們總把他當成一個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須達到，堅定執著到油鹽不進的程度，同時純潔到天真。不對，王安石很會耍花招。他開口閉口都是古代聖賢怎樣，堯舜禹怎樣，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內裏所做的都是法家行為。

“變風俗”，儒家學說最大的目的就是讓風俗純樸，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從來都是以籠統的仁義道德來“治國”，從來都鄙視“術”。想想王安石後來一條條的具體法令，那是什麽呢？

這次談話讓君臣兩人心有靈犀，也註定了後來和朝廷裏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們，後期變成死敵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調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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