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經典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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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幹海落，竭澤而漁，眼看著全國都在吃虧空，最後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這日子還能再過嗎？趙禎想來想去，刀已經砍在了脖骾上，必須得想出改變的辦法來。
在這樣的局面下，歷史迎來了一個經典時刻。
宋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裏的兩府大臣，以及知雜禦史以上的官員都召集進皇宮，一直把他們帶到了天章閣裏。天章閣，這座以前用來安放皇家禦制文集，以及追憶前列皇帝的宮殿，從此在歷史上聲名顯赫的名聲，意義非凡。
那一天，登閣的人除了四人年齡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四位老人，是晏殊、範仲淹，各52歲；章得象、杜衍，各65歲。他們是兩府的首腦。其餘的三司史王堯臣40歲，富弼39歲，歐陽修、王素36歲，韓琦35歲，王拱辰、蔡襄31歲。都是年富力強，心雄天下的年紀。尤其是韓琦和富弼，他們與異族在不同的戰場上肉搏廝殺，堪稱年青才俊，國之精英。
登閣之後，先由皇帝率領，參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禦像，然後來到書桌前，上面已經準備好了筆墨紙硯，大家對國家的現狀都有所了解，現在就把你們看到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都寫出來。
以振興國家！
那一天，範仲淹、韓琦、富弼、王堯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當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後，都寫出了自己的見解。歷史中，根據各自的名聲，以及後來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範仲淹的意見列在首位。他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把問題的所在，及改革的辦法，具體細化在十個方面。
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這十個方面、30個字，看著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會不寒而栗。這樣想——一個國家，難道可以賞罰不明、胡亂恩典，拿官職當賞錢，科考亂七八糟，隨便誰都可以當上司，不種田、不織布、亂派徭役，外加沒有信用，毫無紀律嗎？！
這還是一個國家嗎？
這時的宋朝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逐條細分一下，真正明白範仲淹講的是些什麽事。
第一，“明黜陟”。這條講的是改變宋朝當時做官最重要升遷制度，即“磨勘”。
這是指宋朝的官員，只要不犯錯，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績呈交京城考課院審查。可以官升一級。
毛病顯而易見，考的不是誰有多優秀，而是誰犯了什麽錯誤。於是想升官，就別犯錯。可做事難免會出錯，於是就別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場就變成了佛教《金剛經》裏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荊棘叢中，動即被刺，不動即不刺，所以動不如靜也。”
都這麽靜，國家的事誰去辦？
所以範仲淹第一條就要改這個。從官員的辦事精神上去革新，從獎懲條例上調動積極性。具體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時期的保薦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結合起來。看一官員的優劣，不僅要看他是否出錯，更要看他的成績，這個成績就由上級部門，宰相、樞密們來確定。
同時規定，做官要分出京、外兩種的區別。京官裏，經保薦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請的，要達到5年才準磨勘。這針對的是富家子弟，這些人有門路，就是要壓制他們。
還有就是完善出懲罰條例，無能即是錯，考課院以後會專門評定官員們的才能等級，是凡無能的……別怕，不是罷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僥幸”。
說僥幸，只這兩個字，範仲淹就得罪人了。不僅是官員，還有皇帝。因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從偉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趙恒開始。
從他開始，宋朝官員們每年都熱切地盼望著年關附近的南郊大禮，還有皇帝的生日。那兩天，宋朝從兩府大臣到各路的提點刑獄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請，請恩蔭我的兒子侄子們吧————從此，這些官崽們就正式當官了。
並且恩蔭制度還有豐厚的等級觀念在裏邊。比如翰林學士以上的官員們，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蔭一人。請想象年少中舉，30歲以前就進入兩制的高材生們，只升不降的官場生涯，做個20多年有什麽難處？那就是20多個不經科考就進官場的二世祖！
再憑著老關系往上爬，長此以往，宋朝的官場是個什麽樣呢？
所以要改。範仲淹提議，以後轉運使和邊防上的文官，到任滿兩年才可以提請恩蔭；兩府以及兩制高官，每次大禮時只許申請恩蔭一人，並且必須是親生兒子，連侄子都不行，從此下考場去；閣館要職，也不許兩府、兩制高官的子弟們輕易進入，不僅要考，更要經過保薦才可以。
第三，“精貢舉”。
範仲淹作為過來人，發現在文、武兩途，宋朝現在都人才斷檔了。人才，來自科考；科考，取決於考題。而考題，就決定了人才平時都學什麽。
全國各路，無數的學子們，都還在背誦四書五經，學作詩詞歌賦，這樣的“人才”對治理國家，都能說得頭頭是道，無非都是以仁治國，與民休息，勤政愛民之類的老生常談，說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當年的語錄。對於抵禦新生的胡漢雜交品種的契丹，還有奸詐狡猾的黨項，半點實用價值都沒有。更別提怎樣為國家生產財富，讓民有錢，國有錢，大家都過好日子這樣的終極大問題了。
要改，要從底層教育模式上改。
不過具體詳細起來，就采取了模糊觀念。
“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先取策論次考詩賦，少一些虛誇詞飾之臣。”這讓人看著迷糊，這是方針，而不是細節，怎樣實施，根本找不到依據。
如果非要說細節，倒真是有一個，堪稱魄力非凡。
把彌封卷制度刪除，以後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實名。理由嘛，是看不見名字，就失去了鄉裏舉薦選才的本意了，以後誰還會為朝廷選才，怎樣鼓勵民生士氣呢？
至於作弊，你們考官是幹什麽的，監察院、開封府是幹什麽，只要仔細察，狠處理，就一定能剎住歪風邪氣！
為了節省篇幅，更為了清晰內涵，下面的七項新政，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項為一類，餘下的一項自成一體。
“修武備”。它放到最後才說。
那六項之所以能歸納到一類裏，它們有個共同點，擇人，選什麽人來當官。這件事在中國古代，不僅是宋朝的夢魘，一直到封建社會的晚期，滿清時，都是無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說法，就叫做“吏治。”
怎樣來治理官吏。
這一條基本無解，因為人這種動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拋開物質的享受呢？不必諱言，就算社會發展到了今天，這都是每時每刻都要註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間，它就具體工作表現在了這六項裏。
“擇長官”——選出合格的官員。範仲淹的辦法是以人治人，從上至下，由兩府宰執來選薦轉運使、提點刑獄使等路級幹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兩制官，即翰林學士、知制誥來選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類推，層層推薦，環環相扣，直到最小的知縣。
這樣利害相關，選出來的人應該能靠點譜了吧。
“均公田”——為了讓官員清廉，給他們田產，但是問題也產生，田地有好有壞，你給誰好的？官員的田緊挨著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幾畝、幾頃、幾十頃的，也很正常吧？於是糾紛出現，官員跟百姓打，官員跟官員打，天聖年間劉娥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範仲淹建議恢覆，怎樣消除不公呢，參考上一條，吏治好了，大家才會好。
“厚農桑、減徭役”兩條顧名思義，是農民的事，可官府的責任更大，怎樣讓農民專心種田，國家要有獎勵，更要少折騰，給農民幹活的時間。
最後的兩條“罼恩信、重命令”很讓人無語。人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是做人最起碼的準則。一個國家呢？居然早上說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無處罰，這不是國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們在玩過家家！
怎麽辦？一個字，罰！見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懼，才能認真幹活。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綜上所述，問題很嚴重，解決的辦法很簡單。範仲淹的方案說白了就是“責任制和處罰制。”用舉薦制度把官員層層捆綁，再設立些以前沒有的處罰制度，讓官員們稍微懂點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沒有比原來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從以後的實踐中，才能看出。這時能肯定的，就是處罰的力度不是夠不夠重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力度的問題。
連處罰的具體條款都沒有，你讓犯事的人怎麽害怕啊？！
現在來說“修武備”。這一條，按說範仲淹是最有發言權，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問題，因為他剛剛從戰場歸來。宋朝的邊防問題嚴重到不能再嚴重了，遼國不去說，黨項人已經變成了西夏人，開始和宋朝分庭抗禮了，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難以想象，絕不可能發生的災難！
要怎樣解決？
先要分析問題出在哪兒。範仲淹從實戰出發，歸納出兩點。一，禁軍都擠在京城裏，有事才派往邊疆。這在應急的速度上就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二，從京城養兵、派兵，那麽在邊疆上就始終沒有足夠的糧餉。不論是抵抗，還是殺進敵方腹地，就都得千裏運糧。這一點，其實就是幽燕之戰、雍熙北伐、五路征黨項等外戰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樣改？
範仲淹建議在京師附近招募5萬名民兵，派往邊疆常駐。每年三季種田，一季練兵，自給自足。這樣一舉數得，把前面的問題都解決了。
這個辦法好不好？看著仍舊簡單，似乎還是範仲淹的拍腦袋想法。但這一條自公布時起，就讓宋朝朝野大嘩，一片震驚。所有人一致認定，如果真的這麽辦了，宋朝就會國將不國，很快就會天下大亂。
因為他改變的是宋朝安全設施方面的最基本國策——“募兵制”。這個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在水旱年，農民們沒生活時，政府出面，把災民們都收編成軍人。給他們糧吃，讓他們為國家出力，同時也就沒法造反了。當年趙匡胤得意地說，這樣做，“在造反時，有亂兵而無亂民；在災年時，有亂民而無亂兵。”他的天下，怎樣折騰都出不了大事。
範仲淹的辦法，卻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讓唐朝的軍隊擁有極強的戰鬥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軍人們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養，於是藩鎮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鋪開，問題還要先講。還有些別的事沒有交代清楚，因為每當看到這裏時，我的腦子裏總會冒出一個問號。
如果範仲淹等人說的都是真話，那麽宋仁宗時代，還能被稱為中國五千年封建社會裏“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時代嗎？難道都是亂講的？
這是個問題，涉及到了階級。其本質就像這本書開篇時所寫的那句話一樣，“快樂就像金錢，世上只有那麽多，你多得了，必有別人少得。”
對某些人來說，這時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應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後一種人，是武官，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奴隸，像奴隸一樣的佃農等等等等。前一種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們必須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會清楚窮的有多窮，怒的有多怒，範仲淹等人的所謂新政，又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我們暫且認為所有條款都完美無缺地被執行。
說富裕，先說文官。這要找出一個合適的個案來，他不僅要說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襯托出大商人們有多囂張。這樣一些極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準、呂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們的圈子還是太窄，並且事跡也太人所周知了，總拿他們說事，讓人煩得慌。
我舉出的這個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並不太大，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實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東、陜西練了幾十萬民兵，防備西夏和遼國。他出名的地方，在於他的詩詞非常美，畫也很高雅，但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點。
他最為世人所傳頌的，是酒量。
宋朝官員喝酒享樂，花樣真是太多了。寇準包起大幕，喝到燭淚流滿地，跘人跟頭，一場酒局下來，賞給舞女們的錢，是普通人家幾年的積蓄；呂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歡獨飲，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歡雞舌。
呂府後巷裏天天遍地雞毛，雞屍成片……宋祁、晏殊兩人很風雅，富得不露痕跡，沒幾個人看過他們喝酒的樣子。石曼卿則不同，他的喝法在人類史上也不多見。
披頭散法，赤腳戴枷喝，叫囚飲；爬大樹上蹲在樹杈上喝，叫巢飲；全身脫光光，跳進一大捆稻草裏，在裏面躲好了，伸出頭來喝，喝完了再把頭縮回去，叫鱉飲。各種動物喝法都玩膩了之後，他也能像神仙那樣飄逸瀟灑。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壇大將劉潛去酒店，脫落痕跡，舉杯即幹，喝了一整天。天晚後，兩人站起，一揖相別，終局沒交談一句話。第二天，開封全城轟動，該酒店昨日有二仙對飲。
這樣他喝酒的名聲就傳出去了，常在河邊走，終究要濕鞋，一個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著他。
事情最先從住宅說起。這就要先說說宋朝的城市規劃特點，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樣。從前，先秦時代開始，中國的城市特點，就兩個字。
封閉。
以偉大的唐朝為例，長安、洛陽這兩大最著名的大都會，其實就是兩座超大型的集中營。它們由最外圍的高大堅實的城墻圍起，最裏面又是更加堅固且豪華的圍墻——皇宮。在外城與皇宮之間的，就是100多個居民區，叫“坊”。外加兩三個商業區，叫“市”。
坊與坊之間，有若幹條橫直交織的大街，看著可以通行，但是有嚴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圍墻隔斷，各自成為獨立的分離體。在唯一可以走動的大街上，道旁沒有任何商店，也沒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級官僚府第，才有資格臨街開門。
很苛刻嗎？不，這已經非常進步了。在漢朝，想臨街開門，您至少得是萬戶侯。至於買東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腳得快些。市，每個商業區都只營業小半天，黃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須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覺。
這樣的生活，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了。冷漠。人與人之間等級森嚴，幾乎沒有交流的機會，而商業，更談不到發展。精神和物質都被一道道高墻所禁錮，這才能體現出那些“五陵少年”們的倜儻，只有這麽一夥人，是瘋瘋癲癲，玩得盡興的。
宋朝不是這樣，她是中國所有朝代裏最開放，最自由的時代。她是之前的漢、唐、五代等沒法比似的，更是之後的元、明、清所沒能達到的。我們隨便舉出個例子，就以開封城裏禦街北段，自州橋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門這段路為例，就會知道宋朝的風氣是怎樣的。
這段路上衙門林立，有超級大衙門，比如樞密院、秘書省、門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進奏院、都亭驛，再向前還有神聖無比的景靈東宮、景靈西宮，這是皇家的家廟，裏面供奉著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這樣的地方，百姓們就見縫插針地開著各種店鋪，每天從早到晚，從晚到半夜，不停地迎來送往，吆喝叫賣，就是這麽的鬧。
但是官府不趕跑店鋪，店鋪不避讓高官，雙方和平共處，就是個和諧。更不用說離他們不遠的附近街區，就有宋朝的最高學府，太學，那裏隨時都保持著至少2000名學生，朗朗的讀書聲簡直就是大合唱。更絕的是，太學的附近，就是個紅燈區，他們的大合唱裏總是會摻進去些鶯歌燕語，打情罵俏，生動……活潑。
石延年的事就是這麽發生的，他身為朝廷大官，可是鄰居沒法挑選，甚至不知道對方是何許人也。話說他那時住在蔡河下曲，旁邊是座大宅院，高墻大門，看著那叫個森嚴，裏邊天天傳出來鐘鳴鼎食之聲，輕歌曼舞之樂。
石大人聽得心裏很癢。
但是不敢隨便登門，就算經常喝醉了，也沒敢借著酒膽放肆。因為對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幾十個錦衣奴仆出出進進，那派頭在當時就是階層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終於要害死貓了，他攔住一個錦衣奴仆問，“你家主人何許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20歲，無兄弟，家裏侍妾曳羅綺者數十人。”
竟然如此奢華！敢情外邊幾十個男仆，裏面還有更多的佳麗……石延年把N多的問號都扔開，不顧身份，向一個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見見你們主人。”
那個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來不結交士大夫。不過，他喜歡飲酒。早就聽說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見您，請大人稍候聽信。”
不多一會兒，仆人回來，有請您過府飲宴。
石延年很高興，為了鄭重，第一次登門嘛，他全套冠帶打扮，雖然不是官服，已經靴帽俱全。終於進了這座大宅，裏邊廳堂高大，設施豪華，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會兒，主人才出來。卻見這位姓李的20歲青年沒戴帽子，只系了塊頭巾，腰間是一條勒帛，腳下是一雙拖鞋。見面之後，更沒有行禮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帶到了另一間館舍裏。
這間館舍絲帷錦帳重重疊疊，不見其深處怎樣，陳設珠光寶氣，極盡紛華富麗。兩人坐了好一會兒，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環境，放松心情。之後，才有兩位俏麗佳人走了進來，看裝扮，她們是侍女，手上也托著些什麽，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嗎？石延年開始奇怪，喝遍開封全城，還沒見過這樣待客的場面。
走近之後，石延年才看清她們手上托著兩個小木盤，上面碼放著許多塊紅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當時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裏的經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選5種。
片刻之後，香氣襲來，10多位歌妓侍妾托著果品酒菜，絲竹樂器進來了，可是沒有桌子，她們就站在主客之間。歌聲響起，笙管鳴奏，羅綺叢中，香艷襲人，這些美女向石延年緩緩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麽，難道宴席就是這樣開始了？
的確開始了，這在當時叫“軟盤酒”。不用桌椅擺設，侍女們輕移款步，游行於主客之間，纖手奉送，難道還不如無知的木頭？當天石延年就在這樣的溫香軟玉叢中飲酒，侍女們忽聚忽散，共有5次，他飲酒舉杯5次。之後侍女們魚貫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結束了。
石延年好長時間沒返過勁來，與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麽呢？所謂海量，所謂囚飲、巢飲、鱉飲，都不過是怪癖之飲、牛飲！只供解渴，哪來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眾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慚愧，慚愧！
由此萌發出愛慕親近的感覺，他事後鄭重寫帖，派人送去，要與李郎君結交。卻不料人家閉門不納，根本就不再來往。石延年很受傷，對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問，才知道對方的身份。
不是權貴子弟，而是富商大賈，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沒把讀書、當官、光宗耀祖，掙國家工資那套事放在眼裏。宋朝的有錢人就是這麽的牛。至於要說，他們為什麽這麽牛，難道在古代經商，就不用與權貴階級打好關系嗎？
要知道在清朝時，經商的不世天才胡學巖也要掙到個紅頂商人的身份，才能讓自己的銀行商行風行全國。那麽在宋朝為什麽就這麽的反常呢？這個事以後再說，因為在範仲淹新政的時代，並沒有對商業、商人的限制在裏面。
現在提到這些，只是要說明一件事。即範仲淹的新政，還是徹底地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全是用於改善宋朝當時的政府職能，就算觸犯了官場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輕微。他沒法像30年之後的那場真正改革性質的變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達到的激烈對抗程度。
順便說一下，那個人就在此時的一年前，考中了進士，名次蠻高的，是一甲第4名。現在正在南方的一個小地方當個芝麻小官，教攜諸弟，奉養母親，日子過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綜上所述，範仲淹的出發點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決心也很大，一個月之後，新政就開始在全國實行。這個形勢是多麽的喜人啊，那麽請問，為什麽就出了岔子呢？
問題就出在新政推行的頭一條，“擇官長”上。
首先，這是個歷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級別是“路”，官職叫轉運使，名義是可以管錢、管糧、管軍隊。這就很要命，因為跟唐朝的節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趙匡胤和趙普玩了個小花樣，就是讓後代子孫一片哀號的“冗官”。
他們給官職來了個疊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轉運使的權力暗地裏分散了，最起碼沒有了監督管理權，這份權力派給了一個叫“按察使”的官。於是就造成了轉動使名義上最大，可沒人怕的現象。
範仲淹提議，讓轉運使和按察使合而為一，把下屬各部門、各官吏的工作情況全面向中央匯報，這樣看誰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奮。不過最振奮的人不是各路的轉運使大哥，而是開封城裏的當時最有名的大才子歐陽修。這時他升官了，是知諫院的院長，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彈劾權。而掌握這份權力的過程，就是他畢生引以為傲的業績。
給宋朝官場洗澡。
呂夷簡死後，他和蔡襄、餘靖等君子們同心協力，把呂夷簡例年來安插進兩府、兩制、禦史臺、知諫院的同黨們都趕下了臺。20多年的汙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個爽字了得！
結果他愛幹凈就成了習性。慶歷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開天章問策，十月“擇官長”開始實行，十一月時他就接連上書。兩封信，一個是彈劾兩制官，也就是翰林學士和知制誥，說“今兩制之中，奸邪者未能盡去。”還得繼續清洗。
一個是瞄準了由兩制官推薦的禦史臺，掌管著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彈劾權的同級部門，“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沒有一個人是合格的，不是當時，而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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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局面下，歷史迎來了一個經典時刻。
宋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裏的兩府大臣，以及知雜禦史以上的官員都召集進皇宮，一直把他們帶到了天章閣裏。天章閣，這座以前用來安放皇家禦制文集，以及追憶前列皇帝的宮殿，從此在歷史上聲名顯赫的名聲，意義非凡。
那一天，登閣的人除了四人年齡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四位老人，是晏殊、範仲淹，各52歲；章得象、杜衍，各65歲。他們是兩府的首腦。其餘的三司史王堯臣40歲，富弼39歲，歐陽修、王素36歲，韓琦35歲，王拱辰、蔡襄31歲。都是年富力強，心雄天下的年紀。尤其是韓琦和富弼，他們與異族在不同的戰場上肉搏廝殺，堪稱年青才俊，國之精英。
登閣之後，先由皇帝率領，參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禦像，然後來到書桌前，上面已經準備好了筆墨紙硯，大家對國家的現狀都有所了解，現在就把你們看到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都寫出來。
以振興國家！
那一天，範仲淹、韓琦、富弼、王堯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當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後，都寫出了自己的見解。歷史中，根據各自的名聲，以及後來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範仲淹的意見列在首位。他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把問題的所在，及改革的辦法，具體細化在十個方面。
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這十個方面、30個字，看著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會不寒而栗。這樣想——一個國家，難道可以賞罰不明、胡亂恩典，拿官職當賞錢，科考亂七八糟，隨便誰都可以當上司，不種田、不織布、亂派徭役，外加沒有信用，毫無紀律嗎？！
這還是一個國家嗎？
這時的宋朝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逐條細分一下，真正明白範仲淹講的是些什麽事。
第一，“明黜陟”。這條講的是改變宋朝當時做官最重要升遷制度，即“磨勘”。
這是指宋朝的官員，只要不犯錯，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績呈交京城考課院審查。可以官升一級。
毛病顯而易見，考的不是誰有多優秀，而是誰犯了什麽錯誤。於是想升官，就別犯錯。可做事難免會出錯，於是就別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場就變成了佛教《金剛經》裏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荊棘叢中，動即被刺，不動即不刺，所以動不如靜也。”
都這麽靜，國家的事誰去辦？
所以範仲淹第一條就要改這個。從官員的辦事精神上去革新，從獎懲條例上調動積極性。具體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時期的保薦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結合起來。看一官員的優劣，不僅要看他是否出錯，更要看他的成績，這個成績就由上級部門，宰相、樞密們來確定。
同時規定，做官要分出京、外兩種的區別。京官裏，經保薦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請的，要達到5年才準磨勘。這針對的是富家子弟，這些人有門路，就是要壓制他們。
還有就是完善出懲罰條例，無能即是錯，考課院以後會專門評定官員們的才能等級，是凡無能的……別怕，不是罷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僥幸”。
說僥幸，只這兩個字，範仲淹就得罪人了。不僅是官員，還有皇帝。因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從偉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趙恒開始。
從他開始，宋朝官員們每年都熱切地盼望著年關附近的南郊大禮，還有皇帝的生日。那兩天，宋朝從兩府大臣到各路的提點刑獄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請，請恩蔭我的兒子侄子們吧————從此，這些官崽們就正式當官了。
並且恩蔭制度還有豐厚的等級觀念在裏邊。比如翰林學士以上的官員們，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蔭一人。請想象年少中舉，30歲以前就進入兩制的高材生們，只升不降的官場生涯，做個20多年有什麽難處？那就是20多個不經科考就進官場的二世祖！
再憑著老關系往上爬，長此以往，宋朝的官場是個什麽樣呢？
所以要改。範仲淹提議，以後轉運使和邊防上的文官，到任滿兩年才可以提請恩蔭；兩府以及兩制高官，每次大禮時只許申請恩蔭一人，並且必須是親生兒子，連侄子都不行，從此下考場去；閣館要職，也不許兩府、兩制高官的子弟們輕易進入，不僅要考，更要經過保薦才可以。
第三，“精貢舉”。
範仲淹作為過來人，發現在文、武兩途，宋朝現在都人才斷檔了。人才，來自科考；科考，取決於考題。而考題，就決定了人才平時都學什麽。
全國各路，無數的學子們，都還在背誦四書五經，學作詩詞歌賦，這樣的“人才”對治理國家，都能說得頭頭是道，無非都是以仁治國，與民休息，勤政愛民之類的老生常談，說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當年的語錄。對於抵禦新生的胡漢雜交品種的契丹，還有奸詐狡猾的黨項，半點實用價值都沒有。更別提怎樣為國家生產財富，讓民有錢，國有錢，大家都過好日子這樣的終極大問題了。
要改，要從底層教育模式上改。
不過具體詳細起來，就采取了模糊觀念。
“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先取策論次考詩賦，少一些虛誇詞飾之臣。”這讓人看著迷糊，這是方針，而不是細節，怎樣實施，根本找不到依據。
如果非要說細節，倒真是有一個，堪稱魄力非凡。
把彌封卷制度刪除，以後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實名。理由嘛，是看不見名字，就失去了鄉裏舉薦選才的本意了，以後誰還會為朝廷選才，怎樣鼓勵民生士氣呢？
至於作弊，你們考官是幹什麽的，監察院、開封府是幹什麽，只要仔細察，狠處理，就一定能剎住歪風邪氣！
為了節省篇幅，更為了清晰內涵，下面的七項新政，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項為一類，餘下的一項自成一體。
“修武備”。它放到最後才說。
那六項之所以能歸納到一類裏，它們有個共同點，擇人，選什麽人來當官。這件事在中國古代，不僅是宋朝的夢魘，一直到封建社會的晚期，滿清時，都是無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說法，就叫做“吏治。”
怎樣來治理官吏。
這一條基本無解，因為人這種動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拋開物質的享受呢？不必諱言，就算社會發展到了今天，這都是每時每刻都要註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間，它就具體工作表現在了這六項裏。
“擇長官”——選出合格的官員。範仲淹的辦法是以人治人，從上至下，由兩府宰執來選薦轉運使、提點刑獄使等路級幹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兩制官，即翰林學士、知制誥來選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類推，層層推薦，環環相扣，直到最小的知縣。
這樣利害相關，選出來的人應該能靠點譜了吧。
“均公田”——為了讓官員清廉，給他們田產，但是問題也產生，田地有好有壞，你給誰好的？官員的田緊挨著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幾畝、幾頃、幾十頃的，也很正常吧？於是糾紛出現，官員跟百姓打，官員跟官員打，天聖年間劉娥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範仲淹建議恢覆，怎樣消除不公呢，參考上一條，吏治好了，大家才會好。
“厚農桑、減徭役”兩條顧名思義，是農民的事，可官府的責任更大，怎樣讓農民專心種田，國家要有獎勵，更要少折騰，給農民幹活的時間。
最後的兩條“罼恩信、重命令”很讓人無語。人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是做人最起碼的準則。一個國家呢？居然早上說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無處罰，這不是國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們在玩過家家！
怎麽辦？一個字，罰！見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懼，才能認真幹活。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綜上所述，問題很嚴重，解決的辦法很簡單。範仲淹的方案說白了就是“責任制和處罰制。”用舉薦制度把官員層層捆綁，再設立些以前沒有的處罰制度，讓官員們稍微懂點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沒有比原來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從以後的實踐中，才能看出。這時能肯定的，就是處罰的力度不是夠不夠重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力度的問題。
連處罰的具體條款都沒有，你讓犯事的人怎麽害怕啊？！
現在來說“修武備”。這一條，按說範仲淹是最有發言權，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問題，因為他剛剛從戰場歸來。宋朝的邊防問題嚴重到不能再嚴重了，遼國不去說，黨項人已經變成了西夏人，開始和宋朝分庭抗禮了，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難以想象，絕不可能發生的災難！
要怎樣解決？
先要分析問題出在哪兒。範仲淹從實戰出發，歸納出兩點。一，禁軍都擠在京城裏，有事才派往邊疆。這在應急的速度上就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二，從京城養兵、派兵，那麽在邊疆上就始終沒有足夠的糧餉。不論是抵抗，還是殺進敵方腹地，就都得千裏運糧。這一點，其實就是幽燕之戰、雍熙北伐、五路征黨項等外戰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樣改？
範仲淹建議在京師附近招募5萬名民兵，派往邊疆常駐。每年三季種田，一季練兵，自給自足。這樣一舉數得，把前面的問題都解決了。
這個辦法好不好？看著仍舊簡單，似乎還是範仲淹的拍腦袋想法。但這一條自公布時起，就讓宋朝朝野大嘩，一片震驚。所有人一致認定，如果真的這麽辦了，宋朝就會國將不國，很快就會天下大亂。
因為他改變的是宋朝安全設施方面的最基本國策——“募兵制”。這個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在水旱年，農民們沒生活時，政府出面，把災民們都收編成軍人。給他們糧吃，讓他們為國家出力，同時也就沒法造反了。當年趙匡胤得意地說，這樣做，“在造反時，有亂兵而無亂民；在災年時，有亂民而無亂兵。”他的天下，怎樣折騰都出不了大事。
範仲淹的辦法，卻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讓唐朝的軍隊擁有極強的戰鬥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軍人們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養，於是藩鎮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鋪開，問題還要先講。還有些別的事沒有交代清楚，因為每當看到這裏時，我的腦子裏總會冒出一個問號。
如果範仲淹等人說的都是真話，那麽宋仁宗時代，還能被稱為中國五千年封建社會裏“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時代嗎？難道都是亂講的？
這是個問題，涉及到了階級。其本質就像這本書開篇時所寫的那句話一樣，“快樂就像金錢，世上只有那麽多，你多得了，必有別人少得。”
對某些人來說，這時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應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後一種人，是武官，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奴隸，像奴隸一樣的佃農等等等等。前一種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們必須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會清楚窮的有多窮，怒的有多怒，範仲淹等人的所謂新政，又能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我們暫且認為所有條款都完美無缺地被執行。
說富裕，先說文官。這要找出一個合適的個案來，他不僅要說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襯托出大商人們有多囂張。這樣一些極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準、呂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們的圈子還是太窄，並且事跡也太人所周知了，總拿他們說事，讓人煩得慌。
我舉出的這個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並不太大，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實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東、陜西練了幾十萬民兵，防備西夏和遼國。他出名的地方，在於他的詩詞非常美，畫也很高雅，但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點。
他最為世人所傳頌的，是酒量。
宋朝官員喝酒享樂，花樣真是太多了。寇準包起大幕，喝到燭淚流滿地，跘人跟頭，一場酒局下來，賞給舞女們的錢，是普通人家幾年的積蓄；呂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歡獨飲，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歡雞舌。
呂府後巷裏天天遍地雞毛，雞屍成片……宋祁、晏殊兩人很風雅，富得不露痕跡，沒幾個人看過他們喝酒的樣子。石曼卿則不同，他的喝法在人類史上也不多見。
披頭散法，赤腳戴枷喝，叫囚飲；爬大樹上蹲在樹杈上喝，叫巢飲；全身脫光光，跳進一大捆稻草裏，在裏面躲好了，伸出頭來喝，喝完了再把頭縮回去，叫鱉飲。各種動物喝法都玩膩了之後，他也能像神仙那樣飄逸瀟灑。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壇大將劉潛去酒店，脫落痕跡，舉杯即幹，喝了一整天。天晚後，兩人站起，一揖相別，終局沒交談一句話。第二天，開封全城轟動，該酒店昨日有二仙對飲。
這樣他喝酒的名聲就傳出去了，常在河邊走，終究要濕鞋，一個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著他。
事情最先從住宅說起。這就要先說說宋朝的城市規劃特點，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樣。從前，先秦時代開始，中國的城市特點，就兩個字。
封閉。
以偉大的唐朝為例，長安、洛陽這兩大最著名的大都會，其實就是兩座超大型的集中營。它們由最外圍的高大堅實的城墻圍起，最裏面又是更加堅固且豪華的圍墻——皇宮。在外城與皇宮之間的，就是100多個居民區，叫“坊”。外加兩三個商業區，叫“市”。
坊與坊之間，有若幹條橫直交織的大街，看著可以通行，但是有嚴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圍墻隔斷，各自成為獨立的分離體。在唯一可以走動的大街上，道旁沒有任何商店，也沒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級官僚府第，才有資格臨街開門。
很苛刻嗎？不，這已經非常進步了。在漢朝，想臨街開門，您至少得是萬戶侯。至於買東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腳得快些。市，每個商業區都只營業小半天，黃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須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覺。
這樣的生活，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了。冷漠。人與人之間等級森嚴，幾乎沒有交流的機會，而商業，更談不到發展。精神和物質都被一道道高墻所禁錮，這才能體現出那些“五陵少年”們的倜儻，只有這麽一夥人，是瘋瘋癲癲，玩得盡興的。
宋朝不是這樣，她是中國所有朝代裏最開放，最自由的時代。她是之前的漢、唐、五代等沒法比似的，更是之後的元、明、清所沒能達到的。我們隨便舉出個例子，就以開封城裏禦街北段，自州橋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門這段路為例，就會知道宋朝的風氣是怎樣的。
這段路上衙門林立，有超級大衙門，比如樞密院、秘書省、門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進奏院、都亭驛，再向前還有神聖無比的景靈東宮、景靈西宮，這是皇家的家廟，裏面供奉著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這樣的地方，百姓們就見縫插針地開著各種店鋪，每天從早到晚，從晚到半夜，不停地迎來送往，吆喝叫賣，就是這麽的鬧。
但是官府不趕跑店鋪，店鋪不避讓高官，雙方和平共處，就是個和諧。更不用說離他們不遠的附近街區，就有宋朝的最高學府，太學，那裏隨時都保持著至少2000名學生，朗朗的讀書聲簡直就是大合唱。更絕的是，太學的附近，就是個紅燈區，他們的大合唱裏總是會摻進去些鶯歌燕語，打情罵俏，生動……活潑。
石延年的事就是這麽發生的，他身為朝廷大官，可是鄰居沒法挑選，甚至不知道對方是何許人也。話說他那時住在蔡河下曲，旁邊是座大宅院，高墻大門，看著那叫個森嚴，裏邊天天傳出來鐘鳴鼎食之聲，輕歌曼舞之樂。
石大人聽得心裏很癢。
但是不敢隨便登門，就算經常喝醉了，也沒敢借著酒膽放肆。因為對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幾十個錦衣奴仆出出進進，那派頭在當時就是階層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終於要害死貓了，他攔住一個錦衣奴仆問，“你家主人何許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20歲，無兄弟，家裏侍妾曳羅綺者數十人。”
竟然如此奢華！敢情外邊幾十個男仆，裏面還有更多的佳麗……石延年把N多的問號都扔開，不顧身份，向一個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見見你們主人。”
那個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來不結交士大夫。不過，他喜歡飲酒。早就聽說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見您，請大人稍候聽信。”
不多一會兒，仆人回來，有請您過府飲宴。
石延年很高興，為了鄭重，第一次登門嘛，他全套冠帶打扮，雖然不是官服，已經靴帽俱全。終於進了這座大宅，裏邊廳堂高大，設施豪華，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會兒，主人才出來。卻見這位姓李的20歲青年沒戴帽子，只系了塊頭巾，腰間是一條勒帛，腳下是一雙拖鞋。見面之後，更沒有行禮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帶到了另一間館舍裏。
這間館舍絲帷錦帳重重疊疊，不見其深處怎樣，陳設珠光寶氣，極盡紛華富麗。兩人坐了好一會兒，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環境，放松心情。之後，才有兩位俏麗佳人走了進來，看裝扮，她們是侍女，手上也托著些什麽，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嗎？石延年開始奇怪，喝遍開封全城，還沒見過這樣待客的場面。
走近之後，石延年才看清她們手上托著兩個小木盤，上面碼放著許多塊紅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當時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裏的經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選5種。
片刻之後，香氣襲來，10多位歌妓侍妾托著果品酒菜，絲竹樂器進來了，可是沒有桌子，她們就站在主客之間。歌聲響起，笙管鳴奏，羅綺叢中，香艷襲人，這些美女向石延年緩緩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麽，難道宴席就是這樣開始了？
的確開始了，這在當時叫“軟盤酒”。不用桌椅擺設，侍女們輕移款步，游行於主客之間，纖手奉送，難道還不如無知的木頭？當天石延年就在這樣的溫香軟玉叢中飲酒，侍女們忽聚忽散，共有5次，他飲酒舉杯5次。之後侍女們魚貫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結束了。
石延年好長時間沒返過勁來，與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麽呢？所謂海量，所謂囚飲、巢飲、鱉飲，都不過是怪癖之飲、牛飲！只供解渴，哪來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眾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慚愧，慚愧！
由此萌發出愛慕親近的感覺，他事後鄭重寫帖，派人送去，要與李郎君結交。卻不料人家閉門不納，根本就不再來往。石延年很受傷，對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問，才知道對方的身份。
不是權貴子弟，而是富商大賈，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沒把讀書、當官、光宗耀祖，掙國家工資那套事放在眼裏。宋朝的有錢人就是這麽的牛。至於要說，他們為什麽這麽牛，難道在古代經商，就不用與權貴階級打好關系嗎？
要知道在清朝時，經商的不世天才胡學巖也要掙到個紅頂商人的身份，才能讓自己的銀行商行風行全國。那麽在宋朝為什麽就這麽的反常呢？這個事以後再說，因為在範仲淹新政的時代，並沒有對商業、商人的限制在裏面。
現在提到這些，只是要說明一件事。即範仲淹的新政，還是徹底地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全是用於改善宋朝當時的政府職能，就算觸犯了官場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輕微。他沒法像30年之後的那場真正改革性質的變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達到的激烈對抗程度。
順便說一下，那個人就在此時的一年前，考中了進士，名次蠻高的，是一甲第4名。現在正在南方的一個小地方當個芝麻小官，教攜諸弟，奉養母親，日子過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綜上所述，範仲淹的出發點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決心也很大，一個月之後，新政就開始在全國實行。這個形勢是多麽的喜人啊，那麽請問，為什麽就出了岔子呢？
問題就出在新政推行的頭一條，“擇官長”上。
首先，這是個歷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級別是“路”，官職叫轉運使，名義是可以管錢、管糧、管軍隊。這就很要命，因為跟唐朝的節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趙匡胤和趙普玩了個小花樣，就是讓後代子孫一片哀號的“冗官”。
他們給官職來了個疊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轉運使的權力暗地裏分散了，最起碼沒有了監督管理權，這份權力派給了一個叫“按察使”的官。於是就造成了轉動使名義上最大，可沒人怕的現象。
範仲淹提議，讓轉運使和按察使合而為一，把下屬各部門、各官吏的工作情況全面向中央匯報，這樣看誰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奮。不過最振奮的人不是各路的轉運使大哥，而是開封城裏的當時最有名的大才子歐陽修。這時他升官了，是知諫院的院長，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彈劾權。而掌握這份權力的過程，就是他畢生引以為傲的業績。
給宋朝官場洗澡。
呂夷簡死後，他和蔡襄、餘靖等君子們同心協力，把呂夷簡例年來安插進兩府、兩制、禦史臺、知諫院的同黨們都趕下了臺。20多年的汙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個爽字了得！
結果他愛幹凈就成了習性。慶歷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開天章問策，十月“擇官長”開始實行，十一月時他就接連上書。兩封信，一個是彈劾兩制官，也就是翰林學士和知制誥，說“今兩制之中，奸邪者未能盡去。”還得繼續清洗。
一個是瞄準了由兩制官推薦的禦史臺，掌管著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彈劾權的同級部門，“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沒有一個人是合格的，不是當時，而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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