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當選的總理在向國會、總統、各州和教會保證不侵犯他們的任何權利後，希特勒卻又以強硬措詞結束其講話，將這些保證一筆勾消。如國會拒絕給予他“友好合作的機會”，新政權則準備為其自身的原則而鬥爭。

“議員先生們，是戰是和，這就有勞諸君作決了。”

中間休息時，反對這一措施的敵人動員起來了。會議一恢覆，社會民主黨領袖便在發自走廊上的褐衫黨徒的有節奏的喊聲中發言，勇敢地提出抗議。

雖有巴本的力諫，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憶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館起義時之情景。他用諷刺加謾罵攻擊了社會民主黨人。

“我並不需要你們的選票。德國會自由的，但不是通過你們。別把我們誤作是資產階級。德國之星正在上升，你們的確在沒落。你們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希特勒的突然襲擊，不但擊毀了社會民主黨人的徒勞的反叛，而且嚇壞了中央黨。投票開始了。當戈林宣布選舉結果時，441票讚成，94票反對，遠遠超過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後，國社黨人同時一躍而起，大聲歡呼，好像一場足球賽終場前幾秒鐘他們的隊踢進決勝的一球似的。他們伸開雙臂，高唱《維塞爾森林之歌》：“高舉旗幟！

緊密地站在一起，

沖鋒隊員向前挺進，

步伐穩健，平靜……”

在幾乎未遭反對的情況下，民主便被從德國國會中一筆勾消了。只有社會民主黨人投了反對票。其它黨派將希特勒誓不放棄的權力拱手交給了他。而交給了對他有用的權力，也很少被放棄不用。

中央黨領袖收到了興登堡的來函，表示支持希特勒。

“本人擬告訴您，總理已明確表示，即使在沒有正式憲法義務的情況下，也願意在與本人磋商後，才在授權法的基礎上采取措施。”這些話系出自真心誠意，使暫時受到出賣的中央黨人恢覆了信心。大部分德國人都急於恢覆信心，許多人爭先恐後加入納粹黨。還有不少人用較隱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務員與官員們堅守崗位，使政權機器得以順利轉動，好像最保守的黨已獲勝似的。

國會內所獲勝利，使許多原來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業家們公開了身份。鋼鐵大王克虜伯公開在街頭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寫給希特勒的賀信中說，他與他的同事們堅信，德國終於取得了“建立穩定的政府的基礎”。作為報答，克虜伯被選為德國工業界的沙皇，從而批準了大企業與國家社會主義聯姻。

希特勒選擇赫加爾瑪·沙希特出任帝國銀行總裁也非偶然。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協助希特勒與工業界取得聯系，與他一樣，也憎恨民主和議會主義。

在這一選擇之前，希特勒曾問沙希特，銀行能拿出多少錢來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計劃和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劃。沙希特拒絕說出具體數字。但宣布，“將最後一個失業者從街頭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錢，帝國銀行就能提供多少錢。他取得了這個職位，一上任便發行了“梅福”券——這是由四家軍械商聯合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屬研究有限公司”的簡稱——由國家負責其債責。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實際上與本票無不同之處，系一種短期借貸，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計劃之本意是無限地為政府提供貸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規模地武裝德國。

願意為元首效勞的不僅有官員和工業家。許多知識分子和文人也在為德國的覆興效勞。這些人中有哲學家克裏克和保姆勒，詩人勃隆克和賓丁，以及德國最傑出的戲劇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不管哪個政府在位，他都拒絕拋棄其榮譽。

那年春初，魯道夫·賓丁寫道：“我們應為祖國服務，沒有理由因政府的更疊而離開學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興。學院應保護創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

出於這種合作精神，豪普曼於數星期後在窗外掛起了卍字旗；又幾個月後，他向哈羅德·尼科爾遜保證說，德國將一如意大利之所為，“解放自己”。

革命在進行。但由於表面看來沒有流血，許多德國人並不理解，或不想理解，這場“褐色革命”的初期有個很不惹人註目的名字叫“協調”。

看來，統一祖國的過程進展順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為，不外乎是將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置於納粹統治之下，並為獨裁統治播下種子。

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為希特勒堅持法律。由此，反對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個類似魏瑪共和的政府。

在授權法開始實施當天，社會民主黨向各地分部發出了一套指示，該指示表明，社會民主黨是何等遲鈍。關於應如何回答各種問題及其它世俗問題，該指示作了詳細的說明，唯獨對正在進行的納粹革命應如何看待，裏邊只有一段文字。正當納粹夜間在他們的領導人家裏搜查武器時，正當數以千計的共產黨黨人和共產黨黨嫌疑分子被拋進監獄時，原應作為保衛民主的堡壘的社會民主黨。卻在告誡黨員，不要再記錯帳了！

“全市都處在恐怖的傳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謹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寫到柏林時說道：“我骨子裏感覺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整個城市“都在竊竊私語，說那裏在晚間非法抓人，還說沖鋒隊又在兵營內吊打犯人，強其他們往列寧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舊襪等等。它們被政府的憤怒喊聲淹沒。政府通過其萬口千人進行反駁。”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鎮上，人們被一系列的群眾集會，游行和壯觀的場景搞得眼花繚亂。群眾組織，被自願“協作”進了國社黨的組織。

慢慢地，每個公民都發現自己與當局有了牽連。人們熟悉的老街被換上了新名。例如，在赫爾納，拉道斯廣場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貝貝爾大街成了赫爾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幾乎都有新組織出現：什麽母親鄉間學校、母子福利組織、兒童野營團、食品供應福利組織，等等，真是層出不窮。

在希特勒勸說選民投票選他的努力失敗後一月，他采用漸進協作的方法，暫時贏得了大多數德國人的信任。伊舍伍德看到，這些友善的公民們，以讚許的目光註視著年輕的沖鋒隊員們。這些年輕人腳穿大皮靴，大搖大擺地穿街走巷，決心推翻凡爾賽條約，他們滿心歡喜，因為夏季又快到了，因為希特勒曾保證保護小商小販，因為他們的報紙告訴過他們好日子正在來臨：“……他們像小學生一樣，偷偷地快樂和激動，因為他們的買賣對手猶太人，以及被稱為少數、與他們毫不相幹的馬克思主義者，犯有使國家失敗和通貨膨脹的罪行，且要受到懲罰。”

自政權更疊後，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受到系統的迫害。由於在室內發現有一把面包刀，被武斷地說成一把兇器。

在德國，這些都被誣為外國的宣傳，而在美國，美國國務卿赫爾則對美國猶太人的領袖保證說，對德國猶太人的人身迫害“實際上已結束”。

即使如此，國外自由派人士的呼聲仍使希特勒更加煩惱。他宣布，除非英國和美國的猶太人停止他們的惡意宣傳，否則，德國的猶太商界就要大吃苦頭。

然而，呼聲並未終止。

4月1日，希特勒用這句話予以抵制：“我認為，本人今天的行動是與上帝的旨意相符的：反對猶太人是為上帝而戰。”

這僅是一個試探性步驟。希特勒好像在試探，看他的同胞會讓他走得多遠。在抵制的前夕，意大利大使塞魯提曾以墨索裏尼的名義勸他軟化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希特勒回答說，在意大利的猶太人屈指可數，總統並不了解猶太人的問題，而他本人對這個問題“已從各個角度作過多年的研究，誰也沒有這樣研究過。”他“絕對肯定地”預言，在五百至六百年後，希特勒這個名字將在每個國家受到崇敬，“因為此人一舉將猶太人從全球永遠消滅！”

在大部分猶太商店和辦公室門口都布有褐衫黨徒。暴力事件不多；年青的沖鋒隊員們在提醒顧客他們光顧的是一家猶太商店時，也大都彬彬有禮。

興登堡本人對繼續采取反猶措施也表示反對。他給總理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譴責對參加過戰爭的猶太老兵進行歧視。

“如果他們值得為德國而戰和流血，他們也值得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而獻身。”

然而，老頭子卻不是那人的對手。希特勒回答說，壟斷了法律界和醫務界百分之八十的猶太人，現正朝政府部門鉆。

“古老的普魯士州之所以如此幹凈，其原因之一是，在公務部門只允許有限的猶太人棲身。軍官團幾乎是絕對純潔的。”

這個論點是無法不使這位老元帥信服的。

這點，以及他對戰爭老兵會作某些考慮的含混的許諾，使他得於在4月7日實施法令，解除猶太人在各公務部門的職務，並限制他們在法律部門任職的自由。同一天，希特勒告訴醫生聯盟，他本人了解他們目前的困難處境，尤其是青年醫生。

這樣一來，他便巧妙地暴露了他的雙重的世界觀。

“恰恰是為了這些年輕人，我們才有必要用強硬的鎮壓異族的辦法，為他們行醫就業創造生存空間和可能性……這項正在進行的民族凈化工作，也許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重要的是我們要為未來的政治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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