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大獨裁者王恒岳，開始了恢覆中國神聖領土那個國家的收覆。而在西方的一個的獨裁者也在悄悄出現！

“頭戴卍字盔，臂戴黑白紅袖章，希特勒沖鋒隊，我們的名字多響亮！”

在這歌聲之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沖鋒隊出現在了德國！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動引起了盟國興趣。在美國駐德國大使的建議下，美國指派杜魯門·史密斯——耶魯大學學生，西點軍校畢業生，駐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

“對據稱正不斷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作出估價。”史密斯被指示去見希特勒，“對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點”作一估計。他也要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和潛力作一調查。

更具體點說，史密斯必須設法為下列問題找到答案：“巴伐利亞是否有可能宣布從德國獨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發共產黨起義的危險？希特勒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否有可能奪取巴伐利亞的政權？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第七師是完全忠於帝國呢，還是分別忠於柏林和巴伐利亞？如果發生右派或左派騷亂或叛亂，它是否可用來鎮壓他們？”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達慕尼黑。在瑪利安巴德飯店安頓好後，他立即前往設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國領事館，拜見了代領事羅伯特·墨菲。28歲的墨菲告訴史密斯，巴伐利亞的新總理“並不是個強硬人物”，因為他僅是前總理卡爾的“一個工具而已”。他說，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其領袖雖“是個單純的冒險家”，但仍不愧“是個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潛在的不滿”。

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亞人的心理狀態，但是否“足以領導德國的民族運動”，這還是值得懷疑的。

在爾後的數天裏，他與陸軍將領，政府官員，繼位王子盧普科希特，一個自由派報紙編輯，以及梅克斯·埃文，馮·舒本納·裏希特進行了交談。舒本納·裏希特是羅森堡之密友，已開始對希特勒產生相當影響。他向史密斯保證說，黨的反猶主義“純粹是為了宣傳”。

之後，他便邀請史密斯到黨的新總部前參觀沖鋒隊的檢閱。

“確實壯觀……”當晚史密斯在旅館的客房內作了這樣的記錄。“1200名我從未見過的壯漢打著舊帝國國旗，帶著鮮紅的卍字臂章，操著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過，接受他的檢閱。檢閱完畢後，希特勒發表了講話……然後高呼‘讓猶太人死亡！’等口號。人們瘋狂地歡呼。我一生都未見這種場面。”

1923年初，英法兩國在“賠款委員會”內發生爭吵，英國代表團退出了該委員會。這便給了法國用武力解決賠款問題以可乘之機。1月11日，法軍與比利時軍以德國未履行義務為借口開進了魯爾區。

這一行動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義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馬克的貶值。不到兩星期，馬克對美元的比價便從6750∶1跌至50000∶1。

為一次柏林之行，魏瑪政府支付給“保證委員會”的火車票款就“需用數個大字紙簍裝滿面額為20馬克的紙幣，由7個辦公室人員擡著，從辦公室一直擡到火車站”。現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擡動。

魯爾區被侵占，通貨膨脹，以及失業的增加，不單拓寬了民族主義的基礎，而且也為希特勒帶來了更多的追隨者。

希特勒不屑於與包括“社會主義多數派”在內的其他黨派合作，獨自組織抗議集會，還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一個生日，舉行7個公眾集會。

雖然巴伐利亞的警局局長早已通知他這些集會將會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懼。他高喊說，如果警方想開槍，那就請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

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車子，匆匆從這一會場趕赴另一會場。

當希特勒大步走進過道時，全場起立，高喊“萬歲！”

次日，他們再次置警方之禁令於不顧。6000名沖鋒隊員，打著旗幟，來到馬斯弗爾德。他們站在雪中，全身凍得發抖！

有些人頭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著綁腿，其他人則穿商人服。他們打的旗幟各式各樣，卍字也有大有小。這群人衣著雖然五花八門，但立正口令一下，他們一個個筆直地站著，好像他們是德皇的精銳師團似的。警察雖然作好了搗亂的準備，卻沒有出現混亂情形。事實上，這兩天的集會並不令人怵目。沒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現公開的騷亂，但其反響卻是重大的。希特勒對警方的蔑視，使許多持中立的領袖倒向他的一邊，並驅使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們沿著更加激進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亞政府的威信。

在與當局的首次嚴重對壘中，得勝的是希特勒。

“他是個非凡人物”，幾天後參加了希特勒的集會的美國記者盧德威爾·丹尼報道裏說：“他的演講簡短而強烈。他不停地攥緊拳頭，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與我單獨在一起的簡短的時間裏，他似乎很不正常；奇異的雙眼，神經質的雙手，奇怪地擺動著的頭。”

以通貨膨脹為偽裝面目出現的命運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於希特勒及其向柏林進軍。到10月初，戰前的一馬克已值現時的6014300馬克。一個雞蛋的價格約值1913年的3000萬個。

許多城市和工商企業都自行印制“緊急貨幣”以應付支出。帝國銀行無法拒絕接受這種緊急貨幣，或以與他們的貨幣等值處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貨幣成了大笑話：去年12月印的平面額為1000馬克的紙幣，現在給打上了紅印：10億馬克；巴伐利亞州銀行幾個星期前發行的平面額5億馬克的鈔票，現被蓋上了200億馬克。這200億馬克，假定當時能兌換800美元，但是，待這張帶天文學數字的、不怎麽漂亮的鈔票的持有者來到兌換處時，它只值一個零頭了……假定有人願將硬通貨兌換給他的話。

人們瘋狂了。他們不敢持有鈔票一小時。要是錯過一輛去銀行的電車，一個人的月薪便可能減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

自1月以來，希特勒吸收了約3.5萬名新黨員。

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進行另一次革命的準備。“當我的狂想和對整個德國人民的熱愛要我這樣做的時候……”希特勒對紐倫堡的聽眾說道：“我只能采取行動了。”

“講演時，他從未這樣動過感情……你真無法想象，這人開始演講時，聽眾有多安靜。”那年10月，一個熾熱的追隨者在她的家書中寫道。全體聽眾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時候，我幾乎覺得，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無條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個入迷的聽眾離希特勒之近，幾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橫飛。“對我們說來，此人是個旋風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們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辯論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講中是不靈的，而是用狂熱地高聲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還是震耳欲聾的重覆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節奏。這他學會了。這種方法能強有力地鼓動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蠻的效果。”

在巴伐利亞，這種煽動性演講所帶來的壓力，使馮·卡爾無法執行其公務，盡管他有獨裁的權力。雖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亞的許多領導人都向他施加壓力，要他溫和地對待希特勒。

巴伐利亞的和平原是民族主義的和保守的，對希特勒之粗暴行徑和激憤言論，雖然許多人表示遺憾，但他們也與他一樣，夢想德國強大和恢覆青春。

“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卻誤將人們引上納粹的岐途……”巴伐利亞民主黨一個自由派黨員說道：“這些人原也想真誠地為國為民服務。”

出於這個原因，巴伐利亞警方人士雖然滿腔怒火，卻未怎麽幹預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亞的陸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在柏林來令要制裁希特勒並封閉其報紙時，抗拒了這一要求！

由於洛索夫繼續違令，遂被解職，但這一行動激怒了巴伐利亞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亞州國防軍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亞駐軍集體違令，幾乎等於叛亂。

他們向巴伐利亞政府宣誓與魏瑪共和國脫離關系，“待巴伐利亞與帝國的關系重新得到調整時，本人才恢覆服從上級軍官的原則”。

這是合法的、正式的沒有暴力的反叛——盡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

“不會發生國內戰爭的”，巴伐利亞一內閣成員私下對羅伯特·墨菲說，“只不過是國家這條航船太偏向左邊一些罷了。糾正這種情形，過去是，現在仍是巴伐利亞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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