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還未結束，人禍隨即又可怕的降臨了！

面對著空前大地震，日本政府猝不及防。

此時，日本經濟正處在低迷時期。在大正“天皇”掌權的短短15年之間，日本內閣更疊達10次之多，幾乎一年一換。

地震爆發之時，日本正處在新舊內閣的交接空當之中，日本各地的起義暴動此起彼伏。候任首相山本權兵衛還未確定內閣成員名單，前任首相加藤友三郎仍在擔任看守內閣首相。

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將矛盾由地震轉移到別的地方……

當天深夜，“朝鮮人暴動了，到處放火”、“大火是社會主義者與朝鮮人所放”、“他們在水井投毒，搶劫、強奸、無惡不作”……種種說法彌漫了從東京到橫濱的冒煙廢墟。

一夜之間，“天皇遜位”、問責政府的聲浪平息了。

在街頭巷尾，無數青年、退伍軍人組織了自警團。他們設立關卡，嚴密盤查過往行人。在大刀、竹槍與棍棒的武裝中。

而在日本的華人也同樣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浙江人黃子蓮惴惴不安地擠在江東區大島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棧裏。與他一起的，總共有174名浙江老鄉，他們都來自浙南地區的溫州、處州。黃子蓮的老家是永嘉縣二十三都坑源村。

餘震還不時地發生著，大地依然在顫抖。

晚上9點多鐘，林合吉客棧的寧靜被蜂擁而至的日本人打碎了。數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團”團員、警察和軍人，沖進了這家小小的客棧，要求中國人立即起身，送他們回國。

黃子蓮們被趕出了客棧，日本人引領著他們在店外的空地上集合。

突然，日本人高喊：“地震！臥倒！”

174名中國人乖乖地臥倒在顫抖的大地上。日本人蜂擁而上，斧劈、刀砍、劍刺、鉤紮，中國人的慘嚎聲響徹天際，與大地的隆隆聲呼應著。

黃子蓮昏死了過去，他的頭部及右耳後被打開了一個大洞。同伴們垂死前掙紮扭動，一些人爬到了他的身上。在這些屍首的遮蓋下，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命懸一線之時，黃子蓮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過，大聲求救。警察將他救了下來，送交給日軍戒嚴部隊。日軍如同對待戰俘一般，將黃子蓮關押進了下千葉的習志野集中營。那裏，已經聚集了不少幸存的中國人。

黃子蓮被關押到習志野集中營後，他才知道，類似他這樣的悲慘故事，還發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甌海潘瑞發回憶說道：“我們3人乘電纜車，到三河島站了，要下車，前面一個人一下來，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紮的鐵鉤鉤死了，嚇得我們兩個人就不敢下車。”

甌海陳崇帆回憶說道：“我住在大島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幾天後回來，原來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們坑村就有6個人被日本人殺了。我的堂兄陳銀壽在路上被抓，後來在千葉縣關了一個月才放出來。”

青田朱木坤說道：“我遠遠看到日本人扛著東西來打人，他們拿棍子、大刀、槍、長桿鐵鉤，追著打朝鮮人和中國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來殺掉，甚至見到後腦是平的就殺。”

……

實際上，自從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對華僑大肆屠殺、1704年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對華僑大肆屠殺以來，這是華僑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殺。

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華人，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負傷83人。在這些遇難者中，來自浙江溫州、處州的共658人，死605人、傷53人。另有溫處籍華工42人，雖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詳，未統計在內。合計浙江華工遇害總人數為700人，其中死639人、傷61人。

消息傳回溫州、處州，從通衢大道到鄉野小村，幾乎處處哭聲！

黃子蓮被打昏死過去後，他身上的30元錢被日本人奪走，而幾乎所有的中國遇難者，財物均被搶劫一空，屍首或被拋入河塘，或被放火焚毀。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幼男婦，態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淒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栗。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恒易受感情之沖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

比華人更慘的，是朝鮮人。

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

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裏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臺。

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短短幾天時間，數以千計的朝鮮人慘遭殺害。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事後宣稱，共有231名朝鮮人、3名中國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處決，其中“本國公民多屬誤殺”。

但是，不僅那些犯罪事實純屬捏造，無論朝鮮籍、中國還籍是日本本國的被害人數，都被大大地縮水了。

那麽，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難道它僅僅出於裕仁的一個投機性手筆？大難來臨之時，日本人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後，包含了這個民族怎樣的心靈密碼？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

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華巖瀑布旁，年僅18歲的大學生藤村操削下一塊桴樹樹皮，寫出“巖頭之感”後沈潭自盡。在後來轟傳一時的這份遺書裏，藤村操反覆追問著人生的意義。他並且寫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

他說，“我懷此恨而煩悶，終至決死”……

不久，“煩悶”一詞成為日本大學生最流行的詞匯了。和“煩悶”同時出現的，則是“成功”。如果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以“脫亞入歐”、富國強兵為追求，幾千萬國民匍匐在這個目標之下，忍饑受餓、視死如歸，從而締造了“明治精神”的話，那麽，從這裏開始，這種精神不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靈角落，在紛紜浩蕩、不斷嬗變的市井間，漸漸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與父輩們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國家無關。

幾乎是日俄戰爭剛剛落幕，千萬青年就生長著新的日本意識：大國地位已經實現，“現在該追求與國家目標無關的個人目標了”。

為此，他們刻苦用功、考入大學，並漸漸接受了自由主義思想；隨即，他們步入公司、成為中產階級，開始了效仿歐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這個人群是如此孤立：成為“新市民”、領取可觀薪水的青年，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農村、或者家境貧寒的那些青年，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依舊是從軍！

換而言之，他們不僅在觀念上與父輩、與“明治精神”對立，他們在身份上也與自己的同齡人、特別是青年軍人們對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西洋的、城市的、中產階級的和代議政治的，另一個則是東方的、村社的、赤貧農夫和天皇制度的。

與青年軍人們相比，他們優越、富有學識、飽受社會青睞。以他們為載體，現代政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憲政運動。所謂“大正民主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的產物。然而，這種代議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們與日本社會的關系：從原敬內閣、高橋內閣到加藤內閣，日本的政黨政治始終籠罩在古老傳統的陰影下；幾乎可以說，它不過是老人們特別是西園寺公望元老的恩賜。以幾任首相為例，他們大多出身軍人，只是在需要政黨支持時，他們才加入了政友會或者憲政會。

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無比“煩悶”、始終煩悶。在他們的煩悶中，一個對抗的、分崩離析的日本出現了：尊王和攘夷、覆古和維新、鎖國與開國、保存國粹還是文明開化，乃至代議制還是軍國化、戰爭還是和平……舊的“明治精神”已經死去，新的大正信仰未誕生。這個分裂的、碎片化的觀念世界，正是關東大地震的表情來源。

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黨政治的頂峰、也是它的尾聲那樣，1923年，日本站立在時代的夾縫處。

而在這個時候，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王恒岳也決定要給日本再燒上一把“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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