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岳發動北伐，而各地也都紛紛對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大加抗議，尤其是以學生們的運動更加激烈！

中國人對日本的憤怒，隨著巴黎和會的進行，內幕的一步步曝光，已經逐漸無可阻擋。

5月7日是國恥紀念日，由於民國4年這一天日本向袁世凱為了廿一條提出最後通牒，因此以後每年這一天全國人民都沈痛的舉行紀念。

此前因為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中的不作為，大批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被捕數百人。

王恒岳的反應是迅速的，在北伐開始之後，立即通電全國，電告全國人民自己的四點主張，此即為“王四條”，這四條分別為：“（一）電達歐洲和會我國專使，對於青島問題，無論如何，必須力爭，萬不獲已，則決不簽字。

（二）電告英、美、法、意四國代表，陳述青島不能為日有之理由，以我國對德宣戰，本為劃除武力主義，若以青島付之日本，無異又在東方樹一德國。非獨中國受其禍，即世界各國之後患，亦正未有已時。

（三）電致各省會，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電京，力爭外交問題，營救被捕學生。

（四）由本日國民大會推代表赴北京，要求從速嚴懲賣國賊，釋放學生。”

王恒岳的通電一出，使得學生們頓時對王恒岳大覺親切，視為自己最強烈的後援，也對王恒岳更加充滿期待。

似乎只有王恒岳統一了全國，才能真正讓中國不再在列強面前低頭。

與此同時，隨著王恒岳通電的出臺，學生們的熱情更被充分的調度起來了！

留日學生的反日愛國情緒尤為高漲，上個月章宗祥由日返國時，在東京東站即被留日學生包圍，倍受侮辱。

在東京，自廿一條約後，每年也在5月7日要舉行國恥紀念會，日本政府當然用各種方法阻止，學生們要租一個會場都很困難。在民國7年的5月7日，留學生因為找不到適當的會場，於是相約裝做食客，到一家中國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館開會，結果被日本警察追蹤而至，於是學生們手無寸鐵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戰，不少學生被打得遍體鱗傷。最後參與開會的全體學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種種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體留日學生罷課回國，進行反日運動。

民國8年的5月7日更是一個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則出全力阻止，留日學生根本找不到會場，於是推派代表去見中國的代理公使莊景珂，要借公使館舉行紀念會儀式，擔保嚴守秩序，決不發生任何意外事件。莊景珂當面並沒有拒絕，可是到了6日晚間，中國公使館的裏裏外外都是日本巡警憲兵，層層密布，如臨大敵，使館內則燈火輝湟，弦管悠揚，學生們一打聽，原來著名的京劇青衣梅蘭芳在使館內演唱天女散花。

學生們睹此情形，知道使館是不會借出會場了，乃於當夜決議，在七日早晨集合，分為兩組，一組從葵橋下車，一組從三宅阪下車，分途向各國駐日公使館投遞意見書，然後在日比谷公園集合散隊。每組都推定糾察員負責維持秩序。

同時推定交涉員，擔任發生故障時的解釋工作。

第一組游行隊接連遇到三次襲擊，時間在下午2時，4時和4時以後，地點在德國公使館側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園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馬隊沖殺過來，脅令解散，學生們解釋這是和平游行，無礙治安，但日警不滿意學生們手持的白布標語：“打破軍國主義”、“維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島”、“五七國恥紀念”等字樣，日警欲上前奪旗，學生們當然拒絕，於是日本警察就舉起刀劍迎頭就砍，馬隊也向游行隊伍沖鋒前進，在刀光劍影和馬蹄蹂躪下，這一組的學生有半數以上被砍傷、踏傷，所持旗幟也被奪去，並有多人被捕。

可是學生們仍冒死前進，抵達英國使館時，只剩下百餘學生了，他們要求謁見英使，英使予以接見，溫言勸學生說：“各位愛國，令人欽佩，我當代為轉達敝國政府，不過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國使館，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數過多，違反日本的法令。”

留學生即將陳述書交出，轉赴法國使館，情形略同於英使館。下午4時學生們轉往日比谷公園等候另一組，不料被日本大批軍警趕來，所有留學生的白布旗幟都被奪取。一位龔姓學生手持國旗被日警搶奪，抵死不放，另一位學生吳英趕來保衛國旗，被日警痛毆，且用繩捆綁拖走。其他學生氣憤萬分，奮不顧身拼死搶救，才將吳英奪回，餘眾奔入中國青年會，已疲困萬分。

另一組在葵橋下車的學生至美國使館求見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書記官代見，學生投遞了陳述書，美使館代表答允立即電達美國政府和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學生們辭出後即轉赴瑞士使館，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內，當即推舉代表進入使館投送陳述書。然後到俄國使館，俄使出見學生說：“本國連巴黎和會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對諸君行動雖極同情，可惜力不從心，勢難相助。”

這一組學生順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個使館請願，大家都激動地說：外國使館還讓我們請願，為什麽中國使館竟閉門不納，不理不睬，實屬可惡，我們到日比谷會合的時間尚早，不如轉去中國公使館請願。此議一出，全體讚成。

於是大家情緒非常激昂，整隊浩浩蕩蕩直趨中國公使館。

不料將抵中國使館不遠，忽然來了大隊日本軍警，馬步蹀踱，刀劍森林，不問情由，奔向學生前隊，索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山東學生杜中，勢孤力弱，竟被擊倒，不但國旗被奪，而且身受重傷。小學生李敬安年才10歲，亦被沖倒，日本警察還跑過來用腳踐踏他的腹部。

這一隊也被沖散，且傷痕累累，學生們且戰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國青年會和另一組會合。可是兇橫的日本警察追蹤而至，闖進了青年會，強迫學生立即解散。

事後查明，兩組學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當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召開一次臨時善後會，籌議辦法，同時向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交涉，請他們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釋放被捕學生。莊、江兩人竟置之不理，學生們氣上加氣，幸而馬伯援願意奔走，親赴日警署探問，查出被捕學生在麯町區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個人，在町警署的有兩人。經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麯町區警署的23名被捕學生被釋，至於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學生，因日本報紙登載有胡俊同學用刀砍傷日警，不應釋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應移東京監獄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釋放。

東京事件震動了國際，對國內的愛國運動尤其是一種鼓勵，愛國運動就是反日運動，而反日行動由留日學生在日本發動，如此壯烈，實在令人感動萬分，所以這一事件更堅定了全國的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總商會且發動不買日貨運動，由王恒岳控制的廣州則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

北京政府的處境真是焦頭爛額，巴黎和會無力應付。

日本對山東問題毫無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學潮遍及全國，加上南北問題，南方的北伐已經開始。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雖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舊交通系聯成一氣，外而拉攏直系甚至南方。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當時的中國是個四分五裂，困難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學潮，在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時授意安福系閣員，必須整頓學風。

段祺瑞憤怒地指責錢內閣無能，應付學潮太過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他的指責開始了安福國會的倒閣運動。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成立了學聯，不久天津、上海、武漢以及全國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並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會。

全國的工商界人士則發起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還成立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後集中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

北京學生們則組織若幹演講隊，以宣傳講演進行反日救國運動。

學潮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

他發動潛力，壓迫北京政府撤換了鎮壓學生運動態度緩和的步軍統領李長泰，而代之以號稱“屠夫”的王懷慶。

段黨本擬改組京畿警備總司令部為京師衛戍總督署，擴大其職權範圍，節制北京軍警，施行長期戒嚴，但因外交團方面頗不謂然而作罷。

而在這個時候，王恒岳也在南方再度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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