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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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產品的商品化在廣義農業的許多方面均有所表現，不僅表現在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大量銷售和磨粉、釀酒、榨油等農產品的技術加工業方面，而且表現在茶葉、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藥材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產以及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等方面。雖然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商品性發展水平和商品化轉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代表了唐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新的態勢和動向，所顯示出來的經濟意義以及由此推動的社會變遷無疑是值得重視的，不過也不宜評價太高。
關鍵詞：商品性農業；農產品商品化；經濟發展；社會變遷
如所周知，農業是我國封建帝制時代最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廣義的農業不僅包括糧食以及經濟作物的種植業，而且包括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家庭副業等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然仍是封建農業的主導形式，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中有著明確的商品生產目的的成分即商品性農業，以及農產品在各種情況下向商品的轉化即農產品的商品化，也勢必有所增長和發展。本文即從廣義農業的概念出發，來探討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以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總體情形，並對這種發展和轉化做出一點分析和評價。
商品性農業和農產品的商品化是有所區別的，不過也很難截然分開。前者的農產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1](P381)後者的農產品不一定有著這樣明確的商品生產目的，但農產品在各種情況下也實現了向商品的轉化，因此兩者又都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商品性農業以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和轉化情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窺其概要。
一、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及農產品技術加工方面
隨著灌溉水利的興修，耕地面積的擴大，耕作制度的改進，曲轅犁、筒車等先進生產工具的推廣，經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作，唐代農業到玄宗朝發展到了高峰。史載“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2](卷830元結《問進士》，P3860)出現了公私倉廩俱豐實的可喜局面。安史之亂後，北方黃河流域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南方長江流域成為全國糧食主產區和商品糧基地。權德輿稱“江東諸州，業在田畝，每一歲善熟，則旁資數道”；[2](卷486權德輿《論江淮水災上疏》，P4962)杜牧稱浙東一帶“機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3](卷14《崔公行狀》)僖宗詔稱“湖南、江西管內諸郡，出米至多”。[2](卷89《南郊赦文》，P933)唐代農業經濟的較高水平，使得商品性農業發展的趨勢有所增強，農產品的商品化也相當廣泛。
1、糧食的商品性生產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是農業的主要部門，反映唐代糧食生產有著明確的商品糧生產目的的史料已屢見史籍。《太平廣記》卷172《趙和》條引《唐闕史》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賫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文中說淮陰之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可見淮陰地區的糧食商品性生產已形成了一定規模。東鄰經營著數百畝腴田，應屬當地商品糧生產中的大戶。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東鄰膽識、眼光俱佳，敢於以莊宅作為抵押，貸款經營，並且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唐初詩人王梵志說富饒田舍兒“窖內多埋谷，尋常願米貴”。[****346)既“願米貴”，可見富饒之田所產糧食也是為了出賣，而且希望賣得好價錢。李華說潤州練塘周圍四十裏，“其旁大族強家，洩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鐘，富劇淫衍”；[2](卷314李華《潤州丹陽縣覆練塘頌》，P3193)劉允文說蘇州常熟塘“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利，動涉千頃，年登萬箱”。[2](卷713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P7324)這些大族豪家擁有大面積農田，獲糧甚多，自然也不是僅僅為了自食自足，而是“專利上腴”，要出售糧食以營利的。中小地主和個體小農也有從事商品糧生產的，如漳浦人林昌業“有良田數頃，曾欲舂谷為米，載詣州貨之”[5](卷355《林昌業》條引《稽神錄》)；又如洪州胡氏靠農桑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溯流詣州市”。[5](卷374《胡氏子》條引《錄異記》)靈池縣村民“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6](卷8)這些事例都是將所產糧食運往州縣官市出售，屬自產自銷。此外，中唐以後官僚、地主、寺觀的各類田莊走著亦農亦工商的經營路子，生產的大量糧食也是作為商品糧出賣的。《北夢瑣言》卷3《韋宙相足谷翁》條載，“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谷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谷翁也。’”韋宙囤積如山的糧食不可能長期儲存，也是自家怎麽吃也吃不完的，絕大部分是要售賣以獲利的。
唐代糧食的商品性生產還表現在農產品的加工業方面。列寧指出：“當農業同農作物的技術加工（如磨粉、榨油、制馬鈴薯澱粉、釀酒等等）結合在一起……在這種場合下，農業將是商業性的，而不是自然的。”[7](P119－120)唐代磨粉業——碾硙業“首先是作為營利事業而發達的”。[8](P360)碾硙業有著多種所有制形式，唐各級政府部門有官營的碾硙業，一般采用租賃經營方式，政府收取租課、斛鬥、絹、絁、絲、草等實物，或者銅幣現錢，即賃值有實物租和貨幣租兩種形式。這些賃值的獲取雖存有權力強制性成分，但主要屬於商業運作，有著商品性經營的性質。承租者依靠租賃碾硙生活，在交完賃值後所剩的面粉、米粉等自不會全部用於消費，必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要賣出，也有著商品性經營的一定目的。唐代碾硙業主要為有權有勢的統治階層所有。唐都長安是一個擁有百萬人口以上的國際化大都市，糧食需求巨大，從事糧食生意能獲暴利。在長安周圍的河渠上，特別是鄭、白二渠上，貴族官僚、豪家地主、富商大賈興建了許多用水力作為動力的碾硙，進行糧食的粉碎加工，從事磨面磨粉生意。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碨，止溉一萬許頃”。[9](卷1《關內道一》，P11)玄宗時，宦官高力士“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10](卷184《高力士傳》，P4758)宰相李林甫也“京城邸第，田園水硙，利盡上腴”。[10](卷106《李林甫傳》，P3238)代宗“大歷初，李棲筠為工部侍郎，時關中沃野千裏，舊資鄭、白二渠，為豪家貴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餘所，以收末利，農夫所得十奪六、七”。[11](卷497《邦計部.河渠二》)這些權勢富家擁有的碾硙業生產能力很強，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進行商業營利，商品生產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間個體碾硙業一般多使用畜力。《太平廣記》卷363《王愬》條引《幹●子》載德宗建中年間，王愬家住廣陵，“同曲磨家，二牛暴死”。《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臯上》載“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應是磨面業的行業組織。個體碾硙有合夥經營的情況，《對硙分利不平判》判題說吳丙與王丁“共有硙”，吳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與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憲宗元和六年五月，京兆尹奏：“準敕，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並造鬥門及買渠地價，請官中與硙戶分出。”[11](卷497《邦計部.河渠二》)宣宗大中年間，京畿地區“百姓多端以麥造面，入城貿易”，[13](卷90《和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業規模。總體而言，民間個體碾硙業的經濟總量有限，但“磨家”、“硙戶”、“磨行”的出現，說明已有民戶脫離了農作，專門從事磨面，在一些地區還形成了磨面業的行會組織。磨家、硙戶等專事磨面，走專業化生產的路子，必是明確的商品性經營。此外，唐代碾硙可以買賣，也是碾硙業商品性經營的具體表現。
唐代酒主要是糧食發酵酒，也有水果酒，釀酒業的商品性經營取得了顯著發展，營利性的酒樓、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鄉各地，一片繁榮。史載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劉禹錫《堤上行三首》也說：“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估客，軻峨大艑落帆來。”[15](卷365，P4111)大小城市中的酒店更多，唐人詩文中多有反映，不勝枚舉。還有胡姬開的酒店，賀朝《贈酒店胡姬》詩雲：“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毯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膾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15](卷117，P1181)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還記載了各地的名酒，曰：“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幹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宣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共計14個著名品牌。唐代水果酒主要是葡萄酒，主產於河東地區。《新唐書》卷39《地理志三》載太原土貢有葡萄酒。唐代釀酒業的詳細情況可參見王賽時《唐代釀酒業初探》一文。[16]
唐代榨油業、制醬業、釀醋業的商品性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太平廣記》卷138《齊州民》條引《玉堂閑話》載“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為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卷395《廬山賣油者》引《稽神錄》載“廬山賣油者……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在油中摻假以謀不義之財。《北夢瑣言》卷1《日本國王子棋》載宣宗時簡州“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靠賣油發家致富，被貪官簡州刺史安重霸刁難，“以中金十鋌獲免”，[17]可見這位鄧姓油客積累了不少財富。唐代幽州有“油行”，[12]形成了同業組織和相當的產售規模，其它城市的官市中也應有固定的油行。《酉陽雜俎》卷15《諾臯記下》記長安宣平坊晚間有張帽驅驢馱桶賣油者，所賣油質優價廉，學界一般認為其商業經營活動已經突破官市限制，反映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有出售麥酢、糠酢、曲、豆黃、酪的“醬□行”，胡如雷先生認為即是“醬醋行”。[18]（P158－172）《太平廣記》卷440《賣醋人》條引《稽神錄》載“建康有賣醋人某者”。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卅買醬，十八買酢”，[19]（P294）即用了三十文銅錢買醬，用了十八文銅錢買醋，醬醋成為尋常百姓家的日用消費品。
當然，農產品的技術加工是以糧食等產量的增多為基礎和前提的，農業所提供的剩餘產品越多，其進一步的加工業也就越發展。西嵨定生先生研究指出，小麥在黃河流域的普遍種植是唐代北方碾硙業大規模流行的原因。[20]（P174）所以，磨粉、釀酒、釀醋、制醬等糧食技術加工業集中反映了糧食的商品性經營情形。
2、糧食商品化情形反映唐代糧食商品化的史料很多，一是表現在糧食的流通販運方面，二是表現在糧食的市場銷售方面，均表明糧食已經成為普通和大宗的商品，糧食的商品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和規模。
唐代糧食的流通販運有短距離的，更有長途的，而且長途的流通販運形成了很大規模。研究表明，唐代糧食的流通販運打破了先前“千裏不販糴”的局面，說明糧食作為商品運銷已具有了相當的營利性。這裏面有政府糴入糶出的地區間的糧價平衡和財政收益，也有商人的大量運營。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載：“尋陽古郡也，地方千裏，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2](卷689，P7057)可證尋陽地區糧運的繁忙。《唐會要》卷90《閉糴》條記載了玄、肅、代、宣、懿諸朝禁止諸道州縣閉糴，方便商人進行糧食販運的敕令。[13](卷90《閉糴》，P1941－1942)文宗《命禦史巡定諸道米價敕》有雲，“江淮物價不等，米商不行”。[21](卷111)既稱“米商”，可見有不少專門從事糧食運銷的商人。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15](卷218杜甫《後出塞五首》，P2293)“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15](卷222杜甫《昔游》，P2358)反映出江淮地區的稻米經海路長途北運。李白在詩中說江河之中“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15](卷232李白《舟中》，P2560)均可證明唐代糧食販運流通的規模之大和運營之忙。
除以上概括性的史籍記載外，具體的糧食運銷也有實例。憲宗元和三年，盧坦出任宣歙觀察使，當地遭遇嚴重旱災，糧價日高，有官吏請求采取措施加以抑制。盧坦不同意，認為“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覆來，益困矣”。後來，“米鬥二百，商旅輔湊”，[22](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條，P7653)大批糧食湧入，糧價遂得以平抑。元和六年，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扶助農桑，“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22](卷238元和六年五月條，P7684)《太平廣記》卷31《李玨》條引《續仙傳》載：“李玨，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玨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玨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玨即授以升鬥，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鬥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鬥，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榷，終莫斷其弊……後父母歿，及玨年八十餘，不改其業。”李玨一家“世居城市，販糴自業”，是一個專門從事糧食買賣的世家，而且經營有道，薄利多銷，效益良好。
糧食的市場銷售既表現在各級官市中的糧食交易，也表現在地方草市、墟市中的糧食交易。京師長安東、西兩市店肆林立，其中就有專門的糧食行。建中元年，德宗下詔強調繼續推行好常平法，說“自今以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10](卷49《食貨志下》，P2125)是將官糧交給兩市糧食行行頭負責平穩糧價。長安糧食行中還有“麩行”，有“賣麩家”經營其中。[23](卷15《諾臯記下》)幽州範陽郡的糧食行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白米行、麩行等。[12]《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載的也有谷麥行、米面行、醬□行等，並記各類糧食“上、次、下”質量三等的官方指導價，其中明確提到的有白面、北庭面等，說明銷售糧食的行已經形成為專門的商業組織，呈現出專業化、規模化的經營特點。《資治通鑒》卷199載高宗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鬥兩錢半，秔米鬥十一錢”；卷212載玄宗開元十三年“東都鬥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到天寶年間，“海內富貴，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24](卷51《食貨志一》，P1346)而“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指的都是官市上的糧價。唐代糧食銷售很普遍，各地都有糧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了登州、萊州、青州、齊州等地不同的粟米、粳米價格，懸殊較大，完全是市場價格。《唐國史補》卷中記載，“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踴貴，圖畫為人，持錢一千買米一鬥，以懸於市”。通過廣告手段以招攬消費者，顯然是為了把囤積起來的米以較高的價格迅速賣出去。《唐大詔令集》卷117《遣使宣撫諸道詔》說：“訪聞江淮諸道，富商大賈，並諸寺冠，多滯積貯，坐求善價，莫就貧人，致令閭裏之間，翔貴轉甚。”許多人從事糧食的囤積居奇以謀利。文宗太和六年，河中晉絳地區發生旱災和蝗災，“粟價暴踴，豪門閉糴，以邀善價。（王）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10](卷164《王播傳附弟王起傳》，P4279)《太平廣記》卷350《浮梁縣令》條引《纂異記》載：“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雲笈七簽》卷121《道教靈驗記》載廬州巢縣人秦萬，“家富，開米、面、彩帛之肆，常用長尺、大鬥以買，短尺、小鬥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太平廣記》卷244《龍昌裔》條引《稽神錄》載，“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五月五日，六十糴面”，[19](P294)即用了六十文銅錢買面。這些都說明糧食作為商品被廣泛出售，糧食運輸繁忙，需求旺盛。
二、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產方面
唐代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開發方面，其中茶葉的商品性生產是最為突出的亮點。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藥材、花卉等的種植生產，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經營和商品化趨勢。
1、茶葉的商品性生產唐代茶葉生產已經完成了從采摘野生茶葉到科學種植茶葉的轉化，生產方式有了質的飛躍，在茶樹栽培、茶園管理及茶葉制作方面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唐代茶葉的商品性生產自唐中期以後異軍突起，不僅表現在茶葉產量的巨大、茶葉名品的湧現上，而且表現在茶葉貿易的繁榮以及龐大茶葉消費市場的形成上。這可從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證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載玄宗開元年間，飲茶風俗迅速從南方長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黃河流域，“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穆宗長慶元年李玨奏疏有雲：“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10](卷173《李玨傳》，P4503－4504)陸羽《茶經》卷下《六之飲》也載飲茶在“兩都荊俞間，以為比屋之飲”，足見飲茶之俗已經風靡全國，貴賤皆好，茶葉迅速成為大宗商品並廣泛流通，南茶北運通暢繁忙，茶葉貿易熱鬧非凡。而這又反過來促使各地產茶區湧現出了眾多名優茶葉，陸羽《茶經》、裴汶《茶述》、李肇《唐國史補》皆有舉列，以《唐國史補》記載最祥，曰：“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真可謂名品繁多，爭香鬥芳。據史籍記載，許多名茶還作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紇地區，德宗貞元以後並出現了大規模的與回紇之間的茶馬貿易。這一切表明茶葉的商品性生產已經作為一門新興行業迅速崛起，生機蓬勃，其中還出現了一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太平廣記》卷37《陽平謫仙》條引《仙傳拾遺》載，“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采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張守珪經營大面積茶園，並使用了出賣勞動力的雇工進行商品生產，具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某些特征。
唐代的東西兩川以及長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都產茶，形成了不少名茶產區和茶葉集中生產區，茶葉的種植面積擴大，從業人數增多，呈現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發展特點。《冊府元龜》卷510《邦計部.重斂》載：文宗太和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開成五年，鹽鐵轉運司《禁園戶盜賣私茶奏》載武宗時，“江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業”。[2](卷967，P10043)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說歙州祁門“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裏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蔣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艎，蓋是閶門之險”。懿宗鹹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閶門溪經過修整，行船通暢，“不獨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覆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2](卷802，P4830－4831)李商隱《為京兆公乞留瀘州刺史冼宗禮狀》載，“瀘州所管五縣……郡連戎僰，地接巴黔，作業多仰於茗茶，務本不同於秀麥”。[2](卷772，P8048)孫樵《書何易於》載綿州巴西郡“益昌（縣）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見許多地方出現了一批脫離糧食生產而專門從事茶葉生產的“茶戶”和“園戶”，這些專門戶完全以茶葉的商品生產為生，“專勤是謀”，茶葉成為他們的“衣食之源”，已經廣泛地卷入到商品經濟之中。栽培茶葉代替種植糧食成為這些地區人們的主業，突出反映了當地商品性茶葉生產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茶葉流通和茶葉市場的繁榮。
唐代還出現了許多因為茶葉貿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區域性茶市，同樣反映了茶葉的商品性生產。著名的茶葉市場除上述歙州祁門外，還有饒州浮梁。史載浮梁縣茶葉產量巨大，“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講到商人“前月浮梁買茶去”，是到浮梁購買運銷茶葉。晚唐楊華《膳夫經手錄》記載浮梁茶行銷各地，“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陳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於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則“自瀟湘達於五嶺，皆仰給焉”。[25](P131－134)劉津《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載，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葉集散地。
經營茶葉的茶商在唐代已經成為一支人數眾多、資金雄厚的商人隊伍。前引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指出，江淮一帶，“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2](卷751,P7788)《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條引《廣異記》載，玄宗天寶年間劉清真“與其徒二十餘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向北方運銷茶葉。《太平廣記》卷172《崔碣》條引《唐闕史》載唐末洛陽商人王可久，“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歲，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作亂”雲雲。《太平廣記》卷290《呂用之》條引《妖亂志》記呂用之的父親呂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游。”能夠與富商大賈交游為伍，說明呂璜的茶葉生意做得很大。許渾《送人歸吳興》詩，以“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15](卷531，P6069)形容湖州茶葉外銷數量之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詩，用“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15](卷300，P3406)形容汴州茶商之多。唐代劍南三川也是重要的產茶區，許多北方商人前來運銷茶葉，直到唐末，“西川富強，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贍彼軍儲”,[26]（卷2《請巡幸江淮表》）地方政府通過向茶商征稅而大獲利益。
2、桑麻棉花的種植生產唐代均田令有雲，“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24](卷51《食貨志一》，P1342)把農作物的種植和用材林及經濟林木的種植結合起來，規定永業田內要種植一定數量的榆樹、桑樹和棗樹（也種植柳樹等樹種）。唐律還規定由鄉村裏正監督各戶依法種植，即“諸裏正，依令：‘授人田，課農桑’……（若）應課植桑、棗而不植……合笞四十”。[27](卷13《戶婚律》裏正授田課農桑違法條，P249)這就突破了單一種植生產農作物的局限，反映出唐代廣大農村農林間作、亦農亦林的種植模式和農林並重的經濟特色。
唐代養蠶絲織的地區幾乎遍布全國，可劃分為三大主要地區：一是河東區，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區，包括劍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吳越區，包括淮南、江南兩道的大部分，[28](P297－298)分別屬於黃河下游、長江上游和長江下游。張廷珪《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就說“河南、（河）北，桑蠶倍多”。[2](卷269，P2733)三大區外，京城長安以西的廣大地區也盛產桑麻。玄宗朝，“中國強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裏，閭閻相望，桑麻翳野”。[22](卷216天寶十二載，p6919)北方地區同樣種桑養蠶，王昌齡《塞上曲》雲，“秋風夜渡河，吹卻雁門桑”。[15](卷140，P1421)可見植桑絲織分布東西南北，幾遍全國。《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國各地絹的質量分為八等，宋州、亳州所產位列第一，反映的是唐前期的情況。中唐以後，南方絲織業水平超過北方，以浙西所產絹帛最為著名。
唐代麻有大麻、苧麻、蕉麻、葛麻、檾麻等許多品種，長成收割經漚制後可以制成麻絲、麻織品和麻衣。從《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所載諸道貢麻情況以及卷20《太府寺》所列諸州麻布質量等級（分為九等）來看，唐代大多數地區均產麻，其中江南地區麻布產量較多，並大量用於賦稅折納。《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載右藏暑有益州之“弓弩弦麻”和“涇丹鄜坊等州之麻”，可證這些地區的麻屬精品。唐代益州的麻質量上乘，最受歡迎，時稱“蜀麻”。除了進貢以外，蜀麻成為暢銷江淮地區的大宗商品，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15](卷229杜甫《夔州歌十絕句》，P2508)“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15](卷221杜甫《柴門》，P2336)“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15](卷221杜甫《客居》，P2331)就反映了蜀麻的大量外銷。嶺南地區則是棉、麻的混合栽植區，中唐詩人王建說嶺南“白氎家家織，紅蕉處處栽”。[15](卷299王建《送鄭權尚書南海》，P3400)白氎指的是白棉布，紅蕉指的是蕉麻。《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載嶺南道“厥賦蕉、纻、落麻”，看來嶺南麻產質量也不錯。嶺南的白葛夏布也是上品，屬唐廷征調之物。中唐詩人鮑溶《采葛行》雲：“春溪幾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損，鉤刀一一牽柔長。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裊裊聲高機。織成一尺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可證白葛夏布制作精良，有剩餘時，“蠻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15](卷487鮑溶《采葛行》，P5538)進行一些商業買賣活動。
種植桑麻棉花，養蠶絲織成布是農民家庭耕織結合經濟的重要組成，所得綾絹絁等絲織品和布等棉麻織品（或棉麻原產品）要向政府交納丁調或者以庸代調，即唐賦役法所雲“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10](卷48《食貨志上》，P2088)所餘絲麻產品，尤其是絲織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為商品出賣是在所必然的。胡如雷先生指出，從全國農民普遍植桑可以證明，“唐代市場上出現的絹帛，絕大多數都是農民經濟中家庭織婦的產品”。[29]鄭學檬先生也指出，“隋唐時期，絲麻棉織物一直是交換中的重要商品，是官民私有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30]京城長安西市就有“絹行”，[5](卷363《王訴》條引《幹●子》)也有“帛肆”，[2](卷692白行簡《紀夢》，P7102)宣陽坊還有專門的“彩纈鋪”。[31]玄宗天寶年間，東西兩京“絹一匹二百一十文”，[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價格相當便宜。《唐語林》卷4《賢媛》載玄宗時采用夾纈法印染的織物，“遍於天下，乃為至賤所服”。研究表明，由於各地紡織品的價格差較大，從事紡織品販運銷售的商人很多，市場上的絲行、絹行、帛肆、衣肆等很多，品種也劃分得很細。幽州等地工商行有22行，其中絹帛行有12行，即絹行、大絹行、小絹行、新絹行、小彩行、彩帛行、絲綿彩帛絹行、絲絹彩帛行、□□帛行、□□綿行、總棉絲絹行、襆頭行。[12]《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有帛練行、彩帛行等絹帛行，還有□布行，經營的商品有常州布、維州布、火麻布、貲布、小水布等，均載有各種絹帛、布匹的“上、次、下”三種官方指導價。值得註意的是，絹帛中提到的如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陜州絁以及布行中提到的常州布、維州布均非交河郡本地所產，說明了這些產品的長途運銷，絹、布的原產地很多，又反映了長途運銷的範圍之廣和規模之大。
絲絹、麻布、棉布等的具體販運和銷售情形也多有記載。《新唐書》卷50《兵志》載玄宗天寶年間，“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梁肉”。《太平廣記》卷485《東城老父傳》載玄宗朝賈昌在長安，“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又載德宗朝賈昌之子賈至德，“販繒洛陽市，往來長安間”。《太平廣記》卷105《陳哲》引《廣異記》載臨安商人陳哲，“家住餘杭，精一練行……富於財”；卷261《柳氏婢》引《北夢瑣言》載CD通衢有鬻綾羅者”，還有“賣綾絹牙郎”從中促合交易。就是桑葉也有被作為商品出賣的情形。《太平廣記》卷133《王公直》條引《三水小牘》記懿宗鹹通十一年洛陽一帶饑荒嚴重，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數十株，當時桑葉“一斤值一鍰”，價格很高，他乃“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皮日休詩雲：“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15](卷613《西塞山泊漁家》，P7065)反映的也是農村賣桑葉的情況。學界認為唐代已出現了專門植桑賣桑的專業戶，反映出唐代桑葉種植的商品化傾向。白居易詩“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雪”，[15](卷435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P4823)盛讚桂管地區所產棉布。《玉泉子》載左拾遺夏侯孜“常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衣衫太粗，夏侯孜說“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文宗“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仿之，此布為之驟貴也”。杜甫《新制布裘》雲：“桂布白似雪，吳錦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15](卷42***4668)說明“桂布”或“桂管布”已經成為一個知名品牌，並千裏轉運，遠銷京城長安。唐代西州地區盛產棉花，棉織業十分發達。《舊唐書》卷198《高昌傳》載西州“有草名白氎，國人采其花，織以為布”，說的就是棉布，也稱紲布。《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記西州貢白氎，吐魯番出土文書多有記載西州種紲、以紲布交納庸調、借貸以及官府和市紲布等情形，證明了西州植棉業的普遍和棉織品的商品化。王仲犖先生還撰有專文闡述西州種植棉花以及銷售棉布的廣泛性。[32]唐代中原地區的棉織業也開始發展，唐末韓鄂的《四時纂要》卷2詳細記載了落種、施肥、疏土等“種棉法”，總結的就是中原地區的植棉技術。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雲：“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帛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指出絲織棉麻品消量巨大，成為了大宗的和普通的商品。
3、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產甘蔗在南北朝時期已有種植，主要用榨汁法制作蔗漿。唐太宗和唐高宗時曾兩次派人去印度學習制糖法，並取得了成功。劍南、嶺南和江南是唐代蔗糖的主要產區，有冰糖和白糖之分，為進貢之物。襄州種植甘蔗的技術領先，向來貢種蔗蒻之工，大歷十四年十月才停罷。[10](卷12《德宗紀上》，P323)中唐以後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相互促進，王灼《糖霜譜》載：“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傘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傘山在縣北二十裏，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谷以息之。”可見遂寧已有種蔗制糖的專業戶，所產蔗糖要作為商品出售無疑。直到宋代，劍南遂寧仍是全國蔗糖業中心之一。江南一帶的甘蔗種植也很普遍，呂渭用“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15](卷307呂渭《狀江南》，P3488)的詩句加以描述。
甘蔗和蔗糖產量較多，已成為唐人日常消費品。《唐大和上東征傳》載天寶初年鑒真東渡日本，所帶物品中有“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唐中晚期，蔗糖的商品性生產還發展到了北方。唐人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李環餳》載：“蘇乳煎之輕餳，鹹雲十年來始有，出河中。餘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餘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裏，方見夜作，問之，雲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餘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唐末詩人陸龜蒙詩雲“江商賈蔗餳”,[15](卷623陸龜蒙《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P7169)可見蔗糖已被大量運銷。《清異錄》卷上《清灰蔗》載，“糖坊中人盜取未煎液，盈碗啜之”，看來也有了專門的制糖作坊。糖坊煎液制糖，其商品性生產的性質自無疑問。
4、蔬菜、水果的種植生產唐代專門種植蔬菜的專業戶已經出現。《太平廣記》卷16《張老》條引《續玄怪錄》載張老為“揚州六合縣園叟也”，自稱“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張叟老年新婚後，“園業不廢，負穢鐝地，鬻蔬不輟”，完全依靠種菜賣菜生活，屬個體蔬菜種植的小商品生產。陸龜蒙《江邊》詩記蘇州某菜農種菜達十畝之多，[15](卷629，P7225)也應是個體小商品蔬菜生產。《太平廣記》卷232《張存》條引《酉陽雜俎》載，“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是專種蓮藕以求利。詩人高適途經鄴縣，感嘆縣城以西的林慮山“秋韭何青青”，[15](卷629高適《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P2202)則是大面積種菜。文宗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崔戎奏曰：“西川稅科，舊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類，每畝或七、八百文，征斂不時，煩擾頗甚”，[11](卷488《邦計部.賦稅門》)可證西川廣泛地種植茄子等蔬菜，並要向政府交納青苗稅，其商業種菜形成了相當規模。《全唐文》卷971《議覆收買京城坊戶菜園條例奏》說京城坊市人戶的“菜園”，“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為業，固多貧簍”，已有租佃菜園而種菜賣菜的經營情形。日本學者大澤正昭探討了唐代蔬菜生產中的商品性經營現象，[33]可以參看。
唐代專門出售蔬菜的菜市、菜行也已出現，表明了蔬菜銷售的廣泛和普遍。《太平廣記》卷159《定婚店》條引《續幽怪錄》載貞觀二年宋城“菜市”有“賣菜家”陳姓老婦，“鬻蔬以給朝夕”、專靠賣菜謀生。幽州則有“椒筍行”,[12]說明菜市已經按照蔬菜品種分為若幹行。具體的蔬菜銷售也見諸史端。《清異錄》卷上載，“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禊池產巨藕，貴重一時”。鄭谷《峽中寓止二首》雲“江春鋪網闊，市晚鬻蔬遲”[15](卷67***7712)。杜荀鶴《送人游吳》雲“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15](卷691，P7925)《太平廣記》卷152《鄭德璘》條引《德璘傳》、《傳奇》載“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買菜用九文”，[19](P294)即買菜花費了九文銅錢。薺菜成為兩京地區人們喜食的蔬菜。高力士晚年被流放到巫州，見到當地生長著許多薺菜但無人采食，因感嘆道：“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10](卷184《高力士傳》，P4759)這則史料不僅說明長安、洛陽都有菜市，而且有野菜出售。野生竹筍、蕨菜也是人們喜愛的菜肴，白居易《食筍》詩：“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15](卷430，P4745)《雲仙雜記》卷3載，“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譏色，憫之，乃以千錢買蕨”。人們采集野生蔬菜以出售，實現了蔬菜的商品化。
唐代蔬菜生產以種植蓮藕為普遍，凡湖泊池沼所在皆產。白居易《餘杭形勝》雲“繞郭荷花三十裏，拂城松樹一千株”[15](卷443，P4961)，盛讚杭州植蓮景色。杜荀鶴《送友游吳越》雲“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15](卷691，P7926)說的是蘇州種植蓮藕柑橘的情形。越州、洪州等地也盛產蓮藕。徐彥伯《采蓮曲》詩：“妾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折藕絲能脆，開花葉正圓。”[15](卷76，P824)李頎《采蓮》詩雲：“越溪女，越溪蓮，齊菡萏，雙嬋娟。嬉游向何處？采摘且同船。”[15](卷133，P1355)杜牧《懷鐘陵舊游四首》說洪州“一聲明月采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15](卷523，P5877)
柑桔是唐前期產量很高的水果，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種植廣泛。張籍《江南行》有：“江南人家多桔樹，吳姬舟上織白苧”；[15](卷382，P4288)李紳《桔園》說：“江城霧斂輕霜早，園桔千株欲變金”；[15](卷481，P5478)張九嶺《初入湘中有喜》雲：“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州。”[15](卷48，P589)中唐詩人呂溫《送僧歸漳州》曰：“溪雲黃橙熟，沙田紫芋肥”[15](卷371，P4176)；《對桔奴判》的判文說“江臯芊眠，盧桔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2](卷985，P10188)越州、杭州、蘇州、湖州、洪州、荊州等地都進貢柑桔，說明這些地區是著名產地。杭州所屬富陽縣所產柑桔為“江東之最”，[9](卷25《江南道一》，P604)質量上乘。唐代西川、嶺南也產柑桔。杜甫說梓州“秋日野亭千桔香”，令人垂涎。[15](卷227杜甫《章梓州桔亭餞CD竇少尹》，P2468)劉恂《嶺表錄異》卷下載嶺南種植柑桔采用了生物防蟲技術，人們竟相從市場購買“蟻子窠”，利用螞蟻防治蟲害。進行水果商品性種植的實例也見於記載，《太平廣記》卷12《董奉》條引《神仙傳》載：“（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谷，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太平廣記》卷415《崔導》條引《瀟湘錄》載，“唐荊州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獨異志》卷下載：“李衡，江陵種桔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為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全唐文》卷985《對盜稻桔判》判題雲：“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今訪知，收辨科罪。訴楊真盜辨木奴，覆合科罪。”是一場稻農與桔農的官司。梨的產地很多，崔國輔有“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覆齊”之詩。[15](卷119崔國輔《白纻辭二首》，P1204)洛陽報國寺產的梨特別碩大，“重六斤”，[5](卷411《六斤梨》條引《酉陽雜俎》)讓人驚奇。《酉陽雜俎續集》卷9《支植上》載“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河南道是棗的盛產區，開元時人張鷟說河南道的壽安、永寧“桑棗成林，逆旅分區”。[2](卷173張鷟《奏新安谷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並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P1762)
水果的長途運銷已有記載。《對梨橘判》判題雲：“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宏執信載桔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沖俱破，犁及桔並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2](卷985，P10189)反映出蘇州的柑桔被大量運銷北方，而鄭州的梨則被運銷南方，貿遷有無。唐代還有了專門的水果市場。有的在官市中，幽州有“果子行”；[12]《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交河郡也有“果子行”，尚保留“幹蒲陶”、“大棗”兩項，已有幹果加工。水果販運也有具體記載，《太平廣記》卷401《龔播》條引《河東記》載三蜀大賈龔播，“其初甚窮，以販鬻果蔬自業”，是水果蔬菜的個體商業經營。據學界研究，真定、山陽之梨，荊、洪、虔州之梅，郢州之棗，山南之枇杷等等，也都是唐代市場上著名的果品。
唐代還出現了一些蔬菜、水果的綜合種植銷售專業戶。《茅亭客話》卷4載劉氏“植果種蔬……每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曲、鹽酪”，屬自產自銷。唐末洪州陳陶在東湖南岸開辟園圃，“植花竹，種蔬芋，兼植柑橘，課山童賣之”，[25](P147)已經采用雇工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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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產品的商品化在廣義農業的許多方面均有所表現，不僅表現在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大量銷售和磨粉、釀酒、榨油等農產品的技術加工業方面，而且表現在茶葉、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藥材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產以及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等方面。雖然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商品性發展水平和商品化轉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代表了唐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些新的態勢和動向，所顯示出來的經濟意義以及由此推動的社會變遷無疑是值得重視的，不過也不宜評價太高。
關鍵詞：商品性農業；農產品商品化；經濟發展；社會變遷
如所周知，農業是我國封建帝制時代最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廣義的農業不僅包括糧食以及經濟作物的種植業，而且包括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家庭副業等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然仍是封建農業的主導形式，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中有著明確的商品生產目的的成分即商品性農業，以及農產品在各種情況下向商品的轉化即農產品的商品化，也勢必有所增長和發展。本文即從廣義農業的概念出發，來探討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以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總體情形，並對這種發展和轉化做出一點分析和評價。
商品性農業和農產品的商品化是有所區別的，不過也很難截然分開。前者的農產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就是說，是作為商品，而不是作為使用價值來生產的”。[1](P381)後者的農產品不一定有著這樣明確的商品生產目的，但農產品在各種情況下也實現了向商品的轉化，因此兩者又都成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商品性農業以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和轉化情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窺其概要。
一、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及農產品技術加工方面
隨著灌溉水利的興修，耕地面積的擴大，耕作制度的改進，曲轅犁、筒車等先進生產工具的推廣，經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作，唐代農業到玄宗朝發展到了高峰。史載“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2](卷830元結《問進士》，P3860)出現了公私倉廩俱豐實的可喜局面。安史之亂後，北方黃河流域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南方長江流域成為全國糧食主產區和商品糧基地。權德輿稱“江東諸州，業在田畝，每一歲善熟，則旁資數道”；[2](卷486權德輿《論江淮水災上疏》，P4962)杜牧稱浙東一帶“機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間繭稅魚鹽，衣食半天下”；[3](卷14《崔公行狀》)僖宗詔稱“湖南、江西管內諸郡，出米至多”。[2](卷89《南郊赦文》，P933)唐代農業經濟的較高水平，使得商品性農業發展的趨勢有所增強，農產品的商品化也相當廣泛。
1、糧食的商品性生產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產是農業的主要部門，反映唐代糧食生產有著明確的商品糧生產目的的史料已屢見史籍。《太平廣記》卷172《趙和》條引《唐闕史》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賫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文中說淮陰之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可見淮陰地區的糧食商品性生產已形成了一定規模。東鄰經營著數百畝腴田，應屬當地商品糧生產中的大戶。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東鄰膽識、眼光俱佳，敢於以莊宅作為抵押，貸款經營，並且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唐初詩人王梵志說富饒田舍兒“窖內多埋谷，尋常願米貴”。[****346)既“願米貴”，可見富饒之田所產糧食也是為了出賣，而且希望賣得好價錢。李華說潤州練塘周圍四十裏，“其旁大族強家，洩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鐘，富劇淫衍”；[2](卷314李華《潤州丹陽縣覆練塘頌》，P3193)劉允文說蘇州常熟塘“左右惟強家大族，疇接壤利，動涉千頃，年登萬箱”。[2](卷713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P7324)這些大族豪家擁有大面積農田，獲糧甚多，自然也不是僅僅為了自食自足，而是“專利上腴”，要出售糧食以營利的。中小地主和個體小農也有從事商品糧生產的，如漳浦人林昌業“有良田數頃，曾欲舂谷為米，載詣州貨之”[5](卷355《林昌業》條引《稽神錄》)；又如洪州胡氏靠農桑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溯流詣州市”。[5](卷374《胡氏子》條引《錄異記》)靈池縣村民“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6](卷8)這些事例都是將所產糧食運往州縣官市出售，屬自產自銷。此外，中唐以後官僚、地主、寺觀的各類田莊走著亦農亦工商的經營路子，生產的大量糧食也是作為商品糧出賣的。《北夢瑣言》卷3《韋宙相足谷翁》條載，“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谷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谷翁也。’”韋宙囤積如山的糧食不可能長期儲存，也是自家怎麽吃也吃不完的，絕大部分是要售賣以獲利的。
唐代糧食的商品性生產還表現在農產品的加工業方面。列寧指出：“當農業同農作物的技術加工（如磨粉、榨油、制馬鈴薯澱粉、釀酒等等）結合在一起……在這種場合下，農業將是商業性的，而不是自然的。”[7](P119－120)唐代磨粉業——碾硙業“首先是作為營利事業而發達的”。[8](P360)碾硙業有著多種所有制形式，唐各級政府部門有官營的碾硙業，一般采用租賃經營方式，政府收取租課、斛鬥、絹、絁、絲、草等實物，或者銅幣現錢，即賃值有實物租和貨幣租兩種形式。這些賃值的獲取雖存有權力強制性成分，但主要屬於商業運作，有著商品性經營的性質。承租者依靠租賃碾硙生活，在交完賃值後所剩的面粉、米粉等自不會全部用於消費，必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要賣出，也有著商品性經營的一定目的。唐代碾硙業主要為有權有勢的統治階層所有。唐都長安是一個擁有百萬人口以上的國際化大都市，糧食需求巨大，從事糧食生意能獲暴利。在長安周圍的河渠上，特別是鄭、白二渠上，貴族官僚、豪家地主、富商大賈興建了許多用水力作為動力的碾硙，進行糧食的粉碎加工，從事磨面磨粉生意。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碨，止溉一萬許頃”。[9](卷1《關內道一》，P11)玄宗時，宦官高力士“於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日碾麥三百斛”。[10](卷184《高力士傳》，P4758)宰相李林甫也“京城邸第，田園水硙，利盡上腴”。[10](卷106《李林甫傳》，P3238)代宗“大歷初，李棲筠為工部侍郎，時關中沃野千裏，舊資鄭、白二渠，為豪家貴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餘所，以收末利，農夫所得十奪六、七”。[11](卷497《邦計部.河渠二》)這些權勢富家擁有的碾硙業生產能力很強，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進行商業營利，商品生產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間個體碾硙業一般多使用畜力。《太平廣記》卷363《王愬》條引《幹●子》載德宗建中年間，王愬家住廣陵，“同曲磨家，二牛暴死”。《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臯上》載“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應是磨面業的行業組織。個體碾硙有合夥經營的情況，《對硙分利不平判》判題說吳丙與王丁“共有硙”，吳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與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憲宗元和六年五月，京兆尹奏：“準敕，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並造鬥門及買渠地價，請官中與硙戶分出。”[11](卷497《邦計部.河渠二》)宣宗大中年間，京畿地區“百姓多端以麥造面，入城貿易”，[13](卷90《和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業規模。總體而言，民間個體碾硙業的經濟總量有限，但“磨家”、“硙戶”、“磨行”的出現，說明已有民戶脫離了農作，專門從事磨面，在一些地區還形成了磨面業的行會組織。磨家、硙戶等專事磨面，走專業化生產的路子，必是明確的商品性經營。此外，唐代碾硙可以買賣，也是碾硙業商品性經營的具體表現。
唐代酒主要是糧食發酵酒，也有水果酒，釀酒業的商品性經營取得了顯著發展，營利性的酒樓、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鄉各地，一片繁榮。史載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範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劉禹錫《堤上行三首》也說：“春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估客，軻峨大艑落帆來。”[15](卷365，P4111)大小城市中的酒店更多，唐人詩文中多有反映，不勝枚舉。還有胡姬開的酒店，賀朝《贈酒店胡姬》詩雲：“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紅毯鋪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盤初膾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歌樂世娘。”[15](卷117，P1181)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還記載了各地的名酒，曰：“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幹和蒲萄，嶺南之靈溪、博羅，宣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共計14個著名品牌。唐代水果酒主要是葡萄酒，主產於河東地區。《新唐書》卷39《地理志三》載太原土貢有葡萄酒。唐代釀酒業的詳細情況可參見王賽時《唐代釀酒業初探》一文。[16]
唐代榨油業、制醬業、釀醋業的商品性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太平廣記》卷138《齊州民》條引《玉堂閑話》載“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為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卷395《廬山賣油者》引《稽神錄》載“廬山賣油者……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在油中摻假以謀不義之財。《北夢瑣言》卷1《日本國王子棋》載宣宗時簡州“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靠賣油發家致富，被貪官簡州刺史安重霸刁難，“以中金十鋌獲免”，[17]可見這位鄧姓油客積累了不少財富。唐代幽州有“油行”，[12]形成了同業組織和相當的產售規模，其它城市的官市中也應有固定的油行。《酉陽雜俎》卷15《諾臯記下》記長安宣平坊晚間有張帽驅驢馱桶賣油者，所賣油質優價廉，學界一般認為其商業經營活動已經突破官市限制，反映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有出售麥酢、糠酢、曲、豆黃、酪的“醬□行”，胡如雷先生認為即是“醬醋行”。[18]（P158－172）《太平廣記》卷440《賣醋人》條引《稽神錄》載“建康有賣醋人某者”。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卅買醬，十八買酢”，[19]（P294）即用了三十文銅錢買醬，用了十八文銅錢買醋，醬醋成為尋常百姓家的日用消費品。
當然，農產品的技術加工是以糧食等產量的增多為基礎和前提的，農業所提供的剩餘產品越多，其進一步的加工業也就越發展。西嵨定生先生研究指出，小麥在黃河流域的普遍種植是唐代北方碾硙業大規模流行的原因。[20]（P174）所以，磨粉、釀酒、釀醋、制醬等糧食技術加工業集中反映了糧食的商品性經營情形。
2、糧食商品化情形反映唐代糧食商品化的史料很多，一是表現在糧食的流通販運方面，二是表現在糧食的市場銷售方面，均表明糧食已經成為普通和大宗的商品，糧食的商品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和規模。
唐代糧食的流通販運有短距離的，更有長途的，而且長途的流通販運形成了很大規模。研究表明，唐代糧食的流通販運打破了先前“千裏不販糴”的局面，說明糧食作為商品運銷已具有了相當的營利性。這裏面有政府糴入糶出的地區間的糧價平衡和財政收益，也有商人的大量運營。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載：“尋陽古郡也，地方千裏，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2](卷689，P7057)可證尋陽地區糧運的繁忙。《唐會要》卷90《閉糴》條記載了玄、肅、代、宣、懿諸朝禁止諸道州縣閉糴，方便商人進行糧食販運的敕令。[13](卷90《閉糴》，P1941－1942)文宗《命禦史巡定諸道米價敕》有雲，“江淮物價不等，米商不行”。[21](卷111)既稱“米商”，可見有不少專門從事糧食運銷的商人。杜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15](卷218杜甫《後出塞五首》，P2293)“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15](卷222杜甫《昔游》，P2358)反映出江淮地區的稻米經海路長途北運。李白在詩中說江河之中“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15](卷232李白《舟中》，P2560)均可證明唐代糧食販運流通的規模之大和運營之忙。
除以上概括性的史籍記載外，具體的糧食運銷也有實例。憲宗元和三年，盧坦出任宣歙觀察使，當地遭遇嚴重旱災，糧價日高，有官吏請求采取措施加以抑制。盧坦不同意，認為“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覆來，益困矣”。後來，“米鬥二百，商旅輔湊”，[22](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條，P7653)大批糧食湧入，糧價遂得以平抑。元和六年，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扶助農桑，“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22](卷238元和六年五月條，P7684)《太平廣記》卷31《李玨》條引《續仙傳》載：“李玨，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玨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玨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玨即授以升鬥，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鬥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鬥，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榷，終莫斷其弊……後父母歿，及玨年八十餘，不改其業。”李玨一家“世居城市，販糴自業”，是一個專門從事糧食買賣的世家，而且經營有道，薄利多銷，效益良好。
糧食的市場銷售既表現在各級官市中的糧食交易，也表現在地方草市、墟市中的糧食交易。京師長安東、西兩市店肆林立，其中就有專門的糧食行。建中元年，德宗下詔強調繼續推行好常平法，說“自今以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10](卷49《食貨志下》，P2125)是將官糧交給兩市糧食行行頭負責平穩糧價。長安糧食行中還有“麩行”，有“賣麩家”經營其中。[23](卷15《諾臯記下》)幽州範陽郡的糧食行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白米行、麩行等。[12]《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載的也有谷麥行、米面行、醬□行等，並記各類糧食“上、次、下”質量三等的官方指導價，其中明確提到的有白面、北庭面等，說明銷售糧食的行已經形成為專門的商業組織，呈現出專業化、規模化的經營特點。《資治通鑒》卷199載高宗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鬥兩錢半，秔米鬥十一錢”；卷212載玄宗開元十三年“東都鬥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到天寶年間，“海內富貴，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24](卷51《食貨志一》，P1346)而“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指的都是官市上的糧價。唐代糧食銷售很普遍，各地都有糧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了登州、萊州、青州、齊州等地不同的粟米、粳米價格，懸殊較大，完全是市場價格。《唐國史補》卷中記載，“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踴貴，圖畫為人，持錢一千買米一鬥，以懸於市”。通過廣告手段以招攬消費者，顯然是為了把囤積起來的米以較高的價格迅速賣出去。《唐大詔令集》卷117《遣使宣撫諸道詔》說：“訪聞江淮諸道，富商大賈，並諸寺冠，多滯積貯，坐求善價，莫就貧人，致令閭裏之間，翔貴轉甚。”許多人從事糧食的囤積居奇以謀利。文宗太和六年，河中晉絳地區發生旱災和蝗災，“粟價暴踴，豪門閉糴，以邀善價。（王）起嚴誡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致之於法，由是民獲濟焉”。[10](卷164《王播傳附弟王起傳》，P4279)《太平廣記》卷350《浮梁縣令》條引《纂異記》載：“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雲笈七簽》卷121《道教靈驗記》載廬州巢縣人秦萬，“家富，開米、面、彩帛之肆，常用長尺、大鬥以買，短尺、小鬥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太平廣記》卷244《龍昌裔》條引《稽神錄》載，“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五月五日，六十糴面”，[19](P294)即用了六十文銅錢買面。這些都說明糧食作為商品被廣泛出售，糧食運輸繁忙，需求旺盛。
二、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產方面
唐代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開發方面，其中茶葉的商品性生產是最為突出的亮點。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藥材、花卉等的種植生產，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經營和商品化趨勢。
1、茶葉的商品性生產唐代茶葉生產已經完成了從采摘野生茶葉到科學種植茶葉的轉化，生產方式有了質的飛躍，在茶樹栽培、茶園管理及茶葉制作方面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唐代茶葉的商品性生產自唐中期以後異軍突起，不僅表現在茶葉產量的巨大、茶葉名品的湧現上，而且表現在茶葉貿易的繁榮以及龐大茶葉消費市場的形成上。這可從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證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載玄宗開元年間，飲茶風俗迅速從南方長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黃河流域，“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穆宗長慶元年李玨奏疏有雲：“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10](卷173《李玨傳》，P4503－4504)陸羽《茶經》卷下《六之飲》也載飲茶在“兩都荊俞間，以為比屋之飲”，足見飲茶之俗已經風靡全國，貴賤皆好，茶葉迅速成為大宗商品並廣泛流通，南茶北運通暢繁忙，茶葉貿易熱鬧非凡。而這又反過來促使各地產茶區湧現出了眾多名優茶葉，陸羽《茶經》、裴汶《茶述》、李肇《唐國史補》皆有舉列，以《唐國史補》記載最祥，曰：“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真可謂名品繁多，爭香鬥芳。據史籍記載，許多名茶還作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紇地區，德宗貞元以後並出現了大規模的與回紇之間的茶馬貿易。這一切表明茶葉的商品性生產已經作為一門新興行業迅速崛起，生機蓬勃，其中還出現了一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太平廣記》卷37《陽平謫仙》條引《仙傳拾遺》載，“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采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張守珪經營大面積茶園，並使用了出賣勞動力的雇工進行商品生產，具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某些特征。
唐代的東西兩川以及長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都產茶，形成了不少名茶產區和茶葉集中生產區，茶葉的種植面積擴大，從業人數增多，呈現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發展特點。《冊府元龜》卷510《邦計部.重斂》載：文宗太和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開成五年，鹽鐵轉運司《禁園戶盜賣私茶奏》載武宗時，“江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業”。[2](卷967，P10043)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說歙州祁門“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裏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蔣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艎，蓋是閶門之險”。懿宗鹹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閶門溪經過修整，行船通暢，“不獨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覆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2](卷802，P4830－4831)李商隱《為京兆公乞留瀘州刺史冼宗禮狀》載，“瀘州所管五縣……郡連戎僰，地接巴黔，作業多仰於茗茶，務本不同於秀麥”。[2](卷772，P8048)孫樵《書何易於》載綿州巴西郡“益昌（縣）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見許多地方出現了一批脫離糧食生產而專門從事茶葉生產的“茶戶”和“園戶”，這些專門戶完全以茶葉的商品生產為生，“專勤是謀”，茶葉成為他們的“衣食之源”，已經廣泛地卷入到商品經濟之中。栽培茶葉代替種植糧食成為這些地區人們的主業，突出反映了當地商品性茶葉生產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茶葉流通和茶葉市場的繁榮。
唐代還出現了許多因為茶葉貿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區域性茶市，同樣反映了茶葉的商品性生產。著名的茶葉市場除上述歙州祁門外，還有饒州浮梁。史載浮梁縣茶葉產量巨大，“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講到商人“前月浮梁買茶去”，是到浮梁購買運銷茶葉。晚唐楊華《膳夫經手錄》記載浮梁茶行銷各地，“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陳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於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則“自瀟湘達於五嶺，皆仰給焉”。[25](P131－134)劉津《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載，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葉集散地。
經營茶葉的茶商在唐代已經成為一支人數眾多、資金雄厚的商人隊伍。前引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指出，江淮一帶，“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2](卷751,P7788)《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條引《廣異記》載，玄宗天寶年間劉清真“與其徒二十餘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向北方運銷茶葉。《太平廣記》卷172《崔碣》條引《唐闕史》載唐末洛陽商人王可久，“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歲，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作亂”雲雲。《太平廣記》卷290《呂用之》條引《妖亂志》記呂用之的父親呂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游。”能夠與富商大賈交游為伍，說明呂璜的茶葉生意做得很大。許渾《送人歸吳興》詩，以“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15](卷531，P6069)形容湖州茶葉外銷數量之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詩，用“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15](卷300，P3406)形容汴州茶商之多。唐代劍南三川也是重要的產茶區，許多北方商人前來運銷茶葉，直到唐末，“西川富強，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贍彼軍儲”,[26]（卷2《請巡幸江淮表》）地方政府通過向茶商征稅而大獲利益。
2、桑麻棉花的種植生產唐代均田令有雲，“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24](卷51《食貨志一》，P1342)把農作物的種植和用材林及經濟林木的種植結合起來，規定永業田內要種植一定數量的榆樹、桑樹和棗樹（也種植柳樹等樹種）。唐律還規定由鄉村裏正監督各戶依法種植，即“諸裏正，依令：‘授人田，課農桑’……（若）應課植桑、棗而不植……合笞四十”。[27](卷13《戶婚律》裏正授田課農桑違法條，P249)這就突破了單一種植生產農作物的局限，反映出唐代廣大農村農林間作、亦農亦林的種植模式和農林並重的經濟特色。
唐代養蠶絲織的地區幾乎遍布全國，可劃分為三大主要地區：一是河東區，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區，包括劍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吳越區，包括淮南、江南兩道的大部分，[28](P297－298)分別屬於黃河下游、長江上游和長江下游。張廷珪《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就說“河南、（河）北，桑蠶倍多”。[2](卷269，P2733)三大區外，京城長安以西的廣大地區也盛產桑麻。玄宗朝，“中國強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裏，閭閻相望，桑麻翳野”。[22](卷216天寶十二載，p6919)北方地區同樣種桑養蠶，王昌齡《塞上曲》雲，“秋風夜渡河，吹卻雁門桑”。[15](卷140，P1421)可見植桑絲織分布東西南北，幾遍全國。《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國各地絹的質量分為八等，宋州、亳州所產位列第一，反映的是唐前期的情況。中唐以後，南方絲織業水平超過北方，以浙西所產絹帛最為著名。
唐代麻有大麻、苧麻、蕉麻、葛麻、檾麻等許多品種，長成收割經漚制後可以制成麻絲、麻織品和麻衣。從《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所載諸道貢麻情況以及卷20《太府寺》所列諸州麻布質量等級（分為九等）來看，唐代大多數地區均產麻，其中江南地區麻布產量較多，並大量用於賦稅折納。《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載右藏暑有益州之“弓弩弦麻”和“涇丹鄜坊等州之麻”，可證這些地區的麻屬精品。唐代益州的麻質量上乘，最受歡迎，時稱“蜀麻”。除了進貢以外，蜀麻成為暢銷江淮地區的大宗商品，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15](卷229杜甫《夔州歌十絕句》，P2508)“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15](卷221杜甫《柴門》，P2336)“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15](卷221杜甫《客居》，P2331)就反映了蜀麻的大量外銷。嶺南地區則是棉、麻的混合栽植區，中唐詩人王建說嶺南“白氎家家織，紅蕉處處栽”。[15](卷299王建《送鄭權尚書南海》，P3400)白氎指的是白棉布，紅蕉指的是蕉麻。《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載嶺南道“厥賦蕉、纻、落麻”，看來嶺南麻產質量也不錯。嶺南的白葛夏布也是上品，屬唐廷征調之物。中唐詩人鮑溶《采葛行》雲：“春溪幾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損，鉤刀一一牽柔長。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裊裊聲高機。織成一尺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可證白葛夏布制作精良，有剩餘時，“蠻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15](卷487鮑溶《采葛行》，P5538)進行一些商業買賣活動。
種植桑麻棉花，養蠶絲織成布是農民家庭耕織結合經濟的重要組成，所得綾絹絁等絲織品和布等棉麻織品（或棉麻原產品）要向政府交納丁調或者以庸代調，即唐賦役法所雲“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10](卷48《食貨志上》，P2088)所餘絲麻產品，尤其是絲織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為商品出賣是在所必然的。胡如雷先生指出，從全國農民普遍植桑可以證明，“唐代市場上出現的絹帛，絕大多數都是農民經濟中家庭織婦的產品”。[29]鄭學檬先生也指出，“隋唐時期，絲麻棉織物一直是交換中的重要商品，是官民私有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30]京城長安西市就有“絹行”，[5](卷363《王訴》條引《幹●子》)也有“帛肆”，[2](卷692白行簡《紀夢》，P7102)宣陽坊還有專門的“彩纈鋪”。[31]玄宗天寶年間，東西兩京“絹一匹二百一十文”，[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價格相當便宜。《唐語林》卷4《賢媛》載玄宗時采用夾纈法印染的織物，“遍於天下，乃為至賤所服”。研究表明，由於各地紡織品的價格差較大，從事紡織品販運銷售的商人很多，市場上的絲行、絹行、帛肆、衣肆等很多，品種也劃分得很細。幽州等地工商行有22行，其中絹帛行有12行，即絹行、大絹行、小絹行、新絹行、小彩行、彩帛行、絲綿彩帛絹行、絲絹彩帛行、□□帛行、□□綿行、總棉絲絹行、襆頭行。[12]《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有帛練行、彩帛行等絹帛行，還有□布行，經營的商品有常州布、維州布、火麻布、貲布、小水布等，均載有各種絹帛、布匹的“上、次、下”三種官方指導價。值得註意的是，絹帛中提到的如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陜州絁以及布行中提到的常州布、維州布均非交河郡本地所產，說明了這些產品的長途運銷，絹、布的原產地很多，又反映了長途運銷的範圍之廣和規模之大。
絲絹、麻布、棉布等的具體販運和銷售情形也多有記載。《新唐書》卷50《兵志》載玄宗天寶年間，“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梁肉”。《太平廣記》卷485《東城老父傳》載玄宗朝賈昌在長安，“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又載德宗朝賈昌之子賈至德，“販繒洛陽市，往來長安間”。《太平廣記》卷105《陳哲》引《廣異記》載臨安商人陳哲，“家住餘杭，精一練行……富於財”；卷261《柳氏婢》引《北夢瑣言》載CD通衢有鬻綾羅者”，還有“賣綾絹牙郎”從中促合交易。就是桑葉也有被作為商品出賣的情形。《太平廣記》卷133《王公直》條引《三水小牘》記懿宗鹹通十一年洛陽一帶饑荒嚴重，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數十株，當時桑葉“一斤值一鍰”，價格很高，他乃“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皮日休詩雲：“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15](卷613《西塞山泊漁家》，P7065)反映的也是農村賣桑葉的情況。學界認為唐代已出現了專門植桑賣桑的專業戶，反映出唐代桑葉種植的商品化傾向。白居易詩“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雪”，[15](卷435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P4823)盛讚桂管地區所產棉布。《玉泉子》載左拾遺夏侯孜“常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衣衫太粗，夏侯孜說“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文宗“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仿之，此布為之驟貴也”。杜甫《新制布裘》雲：“桂布白似雪，吳錦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15](卷42***4668)說明“桂布”或“桂管布”已經成為一個知名品牌，並千裏轉運，遠銷京城長安。唐代西州地區盛產棉花，棉織業十分發達。《舊唐書》卷198《高昌傳》載西州“有草名白氎，國人采其花，織以為布”，說的就是棉布，也稱紲布。《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記西州貢白氎，吐魯番出土文書多有記載西州種紲、以紲布交納庸調、借貸以及官府和市紲布等情形，證明了西州植棉業的普遍和棉織品的商品化。王仲犖先生還撰有專文闡述西州種植棉花以及銷售棉布的廣泛性。[32]唐代中原地區的棉織業也開始發展，唐末韓鄂的《四時纂要》卷2詳細記載了落種、施肥、疏土等“種棉法”，總結的就是中原地區的植棉技術。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雲：“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帛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指出絲織棉麻品消量巨大，成為了大宗的和普通的商品。
3、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產甘蔗在南北朝時期已有種植，主要用榨汁法制作蔗漿。唐太宗和唐高宗時曾兩次派人去印度學習制糖法，並取得了成功。劍南、嶺南和江南是唐代蔗糖的主要產區，有冰糖和白糖之分，為進貢之物。襄州種植甘蔗的技術領先，向來貢種蔗蒻之工，大歷十四年十月才停罷。[10](卷12《德宗紀上》，P323)中唐以後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相互促進，王灼《糖霜譜》載：“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傘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傘山在縣北二十裏，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谷以息之。”可見遂寧已有種蔗制糖的專業戶，所產蔗糖要作為商品出售無疑。直到宋代，劍南遂寧仍是全國蔗糖業中心之一。江南一帶的甘蔗種植也很普遍，呂渭用“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15](卷307呂渭《狀江南》，P3488)的詩句加以描述。
甘蔗和蔗糖產量較多，已成為唐人日常消費品。《唐大和上東征傳》載天寶初年鑒真東渡日本，所帶物品中有“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唐中晚期，蔗糖的商品性生產還發展到了北方。唐人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李環餳》載：“蘇乳煎之輕餳，鹹雲十年來始有，出河中。餘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餘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裏，方見夜作，問之，雲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餘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唐末詩人陸龜蒙詩雲“江商賈蔗餳”,[15](卷623陸龜蒙《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P7169)可見蔗糖已被大量運銷。《清異錄》卷上《清灰蔗》載，“糖坊中人盜取未煎液，盈碗啜之”，看來也有了專門的制糖作坊。糖坊煎液制糖，其商品性生產的性質自無疑問。
4、蔬菜、水果的種植生產唐代專門種植蔬菜的專業戶已經出現。《太平廣記》卷16《張老》條引《續玄怪錄》載張老為“揚州六合縣園叟也”，自稱“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張叟老年新婚後，“園業不廢，負穢鐝地，鬻蔬不輟”，完全依靠種菜賣菜生活，屬個體蔬菜種植的小商品生產。陸龜蒙《江邊》詩記蘇州某菜農種菜達十畝之多，[15](卷629，P7225)也應是個體小商品蔬菜生產。《太平廣記》卷232《張存》條引《酉陽雜俎》載，“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是專種蓮藕以求利。詩人高適途經鄴縣，感嘆縣城以西的林慮山“秋韭何青青”，[15](卷629高適《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P2202)則是大面積種菜。文宗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崔戎奏曰：“西川稅科，舊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類，每畝或七、八百文，征斂不時，煩擾頗甚”，[11](卷488《邦計部.賦稅門》)可證西川廣泛地種植茄子等蔬菜，並要向政府交納青苗稅，其商業種菜形成了相當規模。《全唐文》卷971《議覆收買京城坊戶菜園條例奏》說京城坊市人戶的“菜園”，“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為業，固多貧簍”，已有租佃菜園而種菜賣菜的經營情形。日本學者大澤正昭探討了唐代蔬菜生產中的商品性經營現象，[33]可以參看。
唐代專門出售蔬菜的菜市、菜行也已出現，表明了蔬菜銷售的廣泛和普遍。《太平廣記》卷159《定婚店》條引《續幽怪錄》載貞觀二年宋城“菜市”有“賣菜家”陳姓老婦，“鬻蔬以給朝夕”、專靠賣菜謀生。幽州則有“椒筍行”,[12]說明菜市已經按照蔬菜品種分為若幹行。具體的蔬菜銷售也見諸史端。《清異錄》卷上載，“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禊池產巨藕，貴重一時”。鄭谷《峽中寓止二首》雲“江春鋪網闊，市晚鬻蔬遲”[15](卷67***7712)。杜荀鶴《送人游吳》雲“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15](卷691，P7925)《太平廣記》卷152《鄭德璘》條引《德璘傳》、《傳奇》載“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買菜用九文”，[19](P294)即買菜花費了九文銅錢。薺菜成為兩京地區人們喜食的蔬菜。高力士晚年被流放到巫州，見到當地生長著許多薺菜但無人采食，因感嘆道：“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10](卷184《高力士傳》，P4759)這則史料不僅說明長安、洛陽都有菜市，而且有野菜出售。野生竹筍、蕨菜也是人們喜愛的菜肴，白居易《食筍》詩：“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15](卷430，P4745)《雲仙雜記》卷3載，“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譏色，憫之，乃以千錢買蕨”。人們采集野生蔬菜以出售，實現了蔬菜的商品化。
唐代蔬菜生產以種植蓮藕為普遍，凡湖泊池沼所在皆產。白居易《餘杭形勝》雲“繞郭荷花三十裏，拂城松樹一千株”[15](卷443，P4961)，盛讚杭州植蓮景色。杜荀鶴《送友游吳越》雲“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15](卷691，P7926)說的是蘇州種植蓮藕柑橘的情形。越州、洪州等地也盛產蓮藕。徐彥伯《采蓮曲》詩：“妾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折藕絲能脆，開花葉正圓。”[15](卷76，P824)李頎《采蓮》詩雲：“越溪女，越溪蓮，齊菡萏，雙嬋娟。嬉游向何處？采摘且同船。”[15](卷133，P1355)杜牧《懷鐘陵舊游四首》說洪州“一聲明月采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15](卷523，P5877)
柑桔是唐前期產量很高的水果，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種植廣泛。張籍《江南行》有：“江南人家多桔樹，吳姬舟上織白苧”；[15](卷382，P4288)李紳《桔園》說：“江城霧斂輕霜早，園桔千株欲變金”；[15](卷481，P5478)張九嶺《初入湘中有喜》雲：“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州。”[15](卷48，P589)中唐詩人呂溫《送僧歸漳州》曰：“溪雲黃橙熟，沙田紫芋肥”[15](卷371，P4176)；《對桔奴判》的判文說“江臯芊眠，盧桔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2](卷985，P10188)越州、杭州、蘇州、湖州、洪州、荊州等地都進貢柑桔，說明這些地區是著名產地。杭州所屬富陽縣所產柑桔為“江東之最”，[9](卷25《江南道一》，P604)質量上乘。唐代西川、嶺南也產柑桔。杜甫說梓州“秋日野亭千桔香”，令人垂涎。[15](卷227杜甫《章梓州桔亭餞CD竇少尹》，P2468)劉恂《嶺表錄異》卷下載嶺南種植柑桔采用了生物防蟲技術，人們竟相從市場購買“蟻子窠”，利用螞蟻防治蟲害。進行水果商品性種植的實例也見於記載，《太平廣記》卷12《董奉》條引《神仙傳》載：“（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谷，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太平廣記》卷415《崔導》條引《瀟湘錄》載，“唐荊州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獨異志》卷下載：“李衡，江陵種桔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為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全唐文》卷985《對盜稻桔判》判題雲：“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今訪知，收辨科罪。訴楊真盜辨木奴，覆合科罪。”是一場稻農與桔農的官司。梨的產地很多，崔國輔有“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覆齊”之詩。[15](卷119崔國輔《白纻辭二首》，P1204)洛陽報國寺產的梨特別碩大，“重六斤”，[5](卷411《六斤梨》條引《酉陽雜俎》)讓人驚奇。《酉陽雜俎續集》卷9《支植上》載“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河南道是棗的盛產區，開元時人張鷟說河南道的壽安、永寧“桑棗成林，逆旅分區”。[2](卷173張鷟《奏新安谷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並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P1762)
水果的長途運銷已有記載。《對梨橘判》判題雲：“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宏執信載桔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沖俱破，犁及桔並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2](卷985，P10189)反映出蘇州的柑桔被大量運銷北方，而鄭州的梨則被運銷南方，貿遷有無。唐代還有了專門的水果市場。有的在官市中，幽州有“果子行”；[12]《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交河郡也有“果子行”，尚保留“幹蒲陶”、“大棗”兩項，已有幹果加工。水果販運也有具體記載，《太平廣記》卷401《龔播》條引《河東記》載三蜀大賈龔播，“其初甚窮，以販鬻果蔬自業”，是水果蔬菜的個體商業經營。據學界研究，真定、山陽之梨，荊、洪、虔州之梅，郢州之棗，山南之枇杷等等，也都是唐代市場上著名的果品。
唐代還出現了一些蔬菜、水果的綜合種植銷售專業戶。《茅亭客話》卷4載劉氏“植果種蔬……每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曲、鹽酪”，屬自產自銷。唐末洪州陳陶在東湖南岸開辟園圃，“植花竹，種蔬芋，兼植柑橘，課山童賣之”，[25](P147)已經采用雇工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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