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俄羅斯聯邦國內的政局，在一種很微妙的形勢下逐漸趨向平緩的時候，在聯邦以外，國際上的政治局勢卻出現了一種撲朔迷離的景象。

二月初，停滯已久的中東和平進程出現了一個全新的氣象。

四號，以色列議會中聯合執政的第三道路黨議員提出了正式審議以色列軍方從戈蘭高地撤軍的“戈蘭高地議案”，隨後不久，該項議案以五十五票讚成、三十五票反對的結果，在以色列議會中獲得了順利通過，由此，以色列軍隊開始有秩序、有批次的從敘利亞領有的戈蘭高地撤軍，敘以兩國持續了長達若幹年的戰爭狀態正式宣告結束。

而就在此前不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剛剛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在白宮簽署了一項臨時的和平協議，即著名的懷伊協議，而按照這項協議的內容規定，以色列將讓出約旦河西岸約百分之十三的領土，同時呢，將釋放被以色列軍方扣押的數百名巴勒斯坦人，作為交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將在加沙以及大部分約旦河以西地區清剿恐怖組織。不過同樣是在這一份協議中，以色列內閣方面也附加了大量苛刻的政治條件，這其中就包括限制巴勒斯坦單方面宣布獨立建國的不平等內容。

盡管中東方面傳來一系列消息，似乎都表明這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和平，越來越安全，但是實際上呢？真實的情況卻絕非如此，在敘以和談以及巴以之間以“土地換和平”協商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更大的戰爭漩渦，敏感的人都能夠的嗅得出來，以色列以及美國在中東地區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做出的讓步，只不過是為了向華盛頓提供更大的中東斡旋空間，或者說，是為了替將來美國人向中東進一步插手提供便利條件。

在霍多爾科夫斯基與維諾格拉多夫忙著與克裏姆林宮展開協商的時候，郭守雲已經開始將目光有限度的瞄向了國外。

三月六號，他應英裔俄商普洛科林斯基的邀請，參加了一場只有三個人出席的“盛大晚宴”，當然，對於這場晚宴的奢華，無論是郭守雲也好，霍爾尼科娃也罷，都不可能多麽看重，畢竟對於他們這樣的人來說，奢侈已經成為了某種平凡，相對來說，他們顯然對主人所透露的某些消息更加感興趣。

正如波拉尼諾夫所調查的那樣，這位在英國遭受通緝、在俄羅斯被古辛斯基打斷腿，最後又在中東流竄數年的普洛科林斯基，的確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小角色，這個家夥是個商人，而且還是一個手段通天的商人，在過去失蹤的那幾年間，他在德黑蘭可謂是混的風生水起，毫不客氣的說，在伊朗國內，從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到總統哈塔米，乃至軍方的大批要員，諸如國防部長沙姆哈尼、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薩法維，幾乎都與他有著很不錯的私交——當然，私交只是他的自己所說的，至於這份交情究竟是私交還是“公交”，郭守雲不清楚，而且他也不是多麽感興趣。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普洛科林斯基的另一個化名——沙利赫。

郭守雲在當年第三次去往朝鮮的時候，就曾經在部分朝鮮人民軍軍官的口中，聽到過沙利赫這個名字，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朝鮮素來很少接受外來投資，除非是出於政治目的的考慮，任何外來的商人在朝鮮都是寸步難行的，而有著一副白皮膚、藍眼珠的沙利赫，卻是這其中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郭守雲當初對這個沙利赫並不感興趣，他之所以會記住這份名字，是因為這家夥向朝鮮提供了四艘價值超過千萬的貨輪，在這其中，就包括後世相當出名的“江南一號”。

經過幾年的所謂拼搏，普洛科林斯基的生意做得很大，在俄羅斯、在朝鮮，乃至在中國，他都有生意存在，而且這家夥花起錢來似乎從來都沒有什麽顧忌，這從他送給霍爾尼科娃的那串鉆石項鏈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對於一個普通的商人，動輒拿出價值數千萬美元的古董首飾做禮物，那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雖然說當時參加宴會的雙方可謂是各懷鬼胎，但是呢，表面上的氣氛倒是相當熱烈的，就在這種熱烈的宴會氣氛中，郭守雲從普洛科林斯基那裏聽到了很多遮遮掩掩的暗示，而通過對這些暗示的分析，他了解到，這個普洛科林斯基顯然是在試探什麽，而這種試探呢，也極有可能是來自德黑蘭方面的。

因為當時大家都是初次見面，彼此間的接觸還處在試探階段，因此，郭守雲對這些暗示沒有做出任何表態，轉過來，他倒是開始暢談莫斯科的政治局勢以及中東地區剛剛出現的和平跡象。在這個時候，普洛科林斯基似乎也敞開了話匣子，他將自己對中東和平以及科索沃戰爭的部分看法，逐一表述了出來，也正是通過這一番談話，郭守雲才對中東所存在的問題，有了一個較為詳盡的了解，而這些東西，顯然都是將來他用的上的。

無論是巴以和談還是敘以和談，真的就是中東所有國家都願意看到的嗎？亦或者說，真的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願意看到的嗎？很顯然，這個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至少，這種局面德黑蘭不願意看到，北京不願意看到，平壤不希望看到，莫斯科也不應該希望看到。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隨著國際各方勢力向中東地區的滲透，號稱“天下兄弟是一家”的伊斯蘭人群落，早已變得四分五裂，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方方面面的勢力群體，都選擇了一個自己認為可以依靠的“大樹”，而在這其中，像敘利亞、伊朗、黎巴嫩這樣的國家，顯然對美國人沒有太大的好感，甚至可以說，他們同華盛頓的對峙相當嚴重，是所謂的“邪惡軸心”。

自從一九七九年，美國所支持的伊朗巴列維王朝被霍梅尼推翻之後，奉行原教旨主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走到了同華盛頓對抗的路線上，當時，為了打擊伊朗的霍梅尼政權，華盛頓選擇支持此前不久才在巴格達奪取統治權，並開始實行獨裁統治的伊拉克總理薩達姆.侯賽因，並唆使其對政局動蕩的伊朗發動戰爭。隨後不久，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爆發，伊拉克軍隊在戰場上進展順利，相繼占領了大片的伊朗領土，在當時，對於華盛頓來說，他們要顛覆伊朗伊斯蘭政權的目的顯然就要達到了。

但是呢，就在渴望已久的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華盛頓突然發現他們所支持的那個獨裁者開始變的不聽話了，在很多問題上，巴格達突然開始倒向了深陷於阿富汗戰爭之中的最大對手——蘇聯人，更不可想象的是，一向信奉獨裁統治的薩達姆.侯賽因，驟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篤信者，或許是為了證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前程，這個大軍閥甚至還整出了兩本著作，比如說什麽《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再比如說什麽《關於革命、婦女和青年》等等等等。

這樣的局勢變化，顯然令華盛頓深感不安，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老對手正在加緊對中東地區的滲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還占據了上風，而要想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他們必須盡快想出更好的舉措，以應對來自莫斯科的緊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恰逢大馬士革人質事件困擾的華盛頓裏根政府，派出了以麥克法蘭為代表的秘密談判小組奔赴伊朗，希望同伊朗恢覆關系，並借助德黑蘭的力量抵制莫斯科對中東問題的介入。只不過呢，這件事裏根做得很不恰當，他太小氣了，沒有如數答應伊朗人提出來的要求，最終，這件事被當時的伊朗外長拉夫桑賈尼曝光，從而引發了美國政壇上的一場暴風雨，後世所謂的“伊朗門事件”也就是這麽回事了。

總而言之，在對待中東問題的過程中，華盛頓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相當失敗的，如果不是前蘇聯驟然解體，他們在中東的影響力早晚會被莫斯科掃得一幹二凈。不過呢，如果畢竟只是如果，這個世界是不講究假設的，它只看重事實。

在蘇聯解體之後，中東的格局已經完全不為華盛頓所控制了，兩伊戰爭結束與八八年，隨後不久，剛剛具備雛形的歐盟，開始想中東蔓延勢力，大批來自歐洲的石油公司開始在中東各國大筆投資，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也開始在這一地區蔓延。這樣的局面已經引發了華盛頓的不安，為了鉗制自己的盟友，華盛頓主導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從而重新將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中東的部分伊斯蘭國家。只不過他們萬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們認為中東短期內不會出現什麽問題的時候，一筆來自中國的投資，突然出現在中東，緊隨而至的，就是整個中東政治格局再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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