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舊是在這兩年時間裏，遠東的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由於內政外交的平穩，由於郭守雲主抓經濟的有效手腕，同時呢，再加上各項經濟決策在策劃上的正確，在施行上的貫徹如一，連續兩年，遠東共和國的GDP增長，都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上，就像塔斯社在九五年年末所發表的一篇社評中所說的那樣：“與我們的中國鄰居一樣，遠東正在創造一個經濟上的奇跡，與之相比，聯邦就像一個負重而行的瘸驢……”

就像郭守雲所構想的那樣，在兩年時間裏，由於政策的扶持，再加上郭氏集團投資的絕對傾向，遠東的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以計算機、軍工、造船、重工機械等高科技產業為龍頭，以能源加工與出口、農副產品再加工、漁業副食為輔助的雙鏈條循環引導模式。在九六年的上半年時間裏，僅僅是計算機產業一項，就為遠東實現利稅近四百億美元，而在這一產業內，遠東的從業人數已經超過了二十萬，其發展為遠東GDP的整體增長，提供了近一個百分點的貢獻。

與此同時，在遠東共和國境內，隨著經濟的長足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另一個金融衍生行業也得到了穩定的發展，而這個行業，就是郭氏集團與美國東部財聯聯合經營的保險業。從九四年開始到九六年初，遠東的保險行業盈利規模大幅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等於是翻了一個倍，而在這其中，郭氏集團的盈利數據絕對是驚人的。

不過令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疑惑不解的是，經過兩年多的建設發展，遠東共和國各行各業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可在這其中，唯一一個特例，就是原本應該得到更大發展的地產行業，在遠東共和國境內，房地產作為一個行業，不僅沒有在兩年的建設時間內得到任何發展，與此相反，它幾乎已經萎縮到了一個瀕臨覆滅的地步。

九四年中，在郭守雲的大力倡導下，遠東共和國部長會議通過了一項《土地所有權租賃及轉讓審核條例》的法令，按照這項法令的規定，任何商業性住宅基地的租賃價格，都向上提升了將近百分之四十，而與此相對的，法令中又創造性的推出了一個所謂公益性住宅基地開發的條款，按照規定，類似公益性的住宅基地批覆，政府部門有權限定成品房的售賣價格，而作為回報，住宅基地的租金也被限制在了一個很低的水平段上。

而在實施這項法令的同時，郭氏集團在九四年八月成立了“公益性住宅開發集團”，該家集團在成立之初，就向遠東民眾提出了一個承諾性的口號：“讓每一個就業年輕人，在十年內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住房。”同年九月，該集團拿下了哈巴羅夫斯克東郊近九俄頃的國有土地租賃權，開始構建屬於集團自己的第一片公益性商業住宅區。九五年七月，住宅區四十棟住宅樓投入市場，其住房均價為每平米三千七百盧布，而按照當時遠東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一個三口雙職工之家，每月就能購買近兩平米的住宅，在十年內，類似這樣一個家庭有足夠的能力償清全部住房貸款。

不過這項政策的實施，在隨後不久就遭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由於房價的普遍拉低，一些積蓄豐厚、財力足夠的家庭，開始打量購買那些地段好、升值潛力大的住宅，有些城市居民甚至擁有四到五處住宅，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問題產生了：其一，是城市宅基地日趨緊張，其二，則是郭氏集團的公益性住房投資建設負擔持續增長。

這一局面的出現，令郭守雲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頗感失落，他認識到，這個世界就是這麽的兒戲，作為一個靠剝奪他人財產起家的奸商，一旦他決定實惠於民、傾囊反哺的時候，那些原本可憐兮兮的人們，就摩拳擦掌的準備來掏取他的腰包了。看看現在，這項公益性住房政策的發布施行，原本就是為全體遠東人謀利的，可現實如何呢？大多數人並不能看到其中的問題，他們把這當成了為自己謀利的契機，炒賣住房的現象開始蓬勃發展。

受此影響，到九四年末，遠東共和國政府再次頒布《公益性住宅購買資格評審》條例，按照這項政策，任何申請購買公益性住宅的居民，必須接受相關部門的嚴格審查，本身擁有兩套以上住宅的居民家庭，一律不準參與新住宅的購買申請。同時，一處公益性住宅在申購之後的五年時間內，不允許以任何形式轉租、交換以及出售。

而令郭守雲感到哭笑不得的是，隨著公益性住房限購措施的出臺，另一個腐敗問題的滋生點也隨之出現了，那些本身掌握著購房資格審查的政府官員，利用他們手上掌握的權力，大肆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從而也將這一限購措施變成了白紙一張，在該條例頒布施行的三個月後，《遠東瞭望》周刊上這方面的投訴接連不斷的出現，遠東社會中的民怨出現了擴大的趨勢。

最後，郭守雲不得不給波拉尼諾夫下了命令，讓他的專務司抽出主要精力，嚴打、嚴抓相關方面的涉腐涉貪問題……

就這樣，在兩年時間的自主治政過程中，郭守雲真實地感受到了國家建設的覆雜性與高難度性：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乃至是一個地區，政府部門以及決策者，就不得不嘗試一些全新的政策、全新的方案，而每一個政策、方案的施行，都會連帶著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問題，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會衍生出一些更加覆雜，更加難以解決的問題——就在這種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反覆過程中，一個施政者，或者說是一個施政集團，才能逐漸的成熟起來，才能將他們自己的道路走好，走堅實。

就在郭守雲大力建設遠東政治、經濟的時候，聯邦尤其是莫斯科的政局，也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裏，出現了一個較為平和的發展局面。

就像郭守雲在莫斯科流血事件結束之後所作出的推斷那樣，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的覆滅，代表會議反對派的終結，並沒有徹底解決聯邦國內政壇的鬥爭問題，不過相對來說，後起的反對派要比他們的前輩收斂了很多，至少來說，“街頭鬥爭”出現的頻率縮減了，由政治鬥爭所引發的暴力沖突也被杜絕了。

從九四年開始，隨著哈斯布拉托夫所領導代表會議反對派的覆滅，隨著維克托的去世以及列寧格勒左派的分解，另一個強大的左翼反對派出現在聯邦政壇上，而這個反對派的核心力量，就是由久加諾夫所領導的俄共新勢力。

九五年初，久加諾夫所領導的俄共與安德烈耶娃所領導的全俄聯邦共產黨展開全方位合作，隨後，俄共七大隆重召開，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久加諾夫提出：“在當前政治環境下，由於工人階級四分五裂，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階級性，因此，同工會合作，成為全黨在新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民族的、愛國的實業家以及中小企業者，尤其是成百上千萬的小商小販，都應成為黨的聯合力量。同時，為了進一步加大俄共的影響力，久加諾夫還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提議，那就是俄共的聯盟者中，還應包括各民族的、各文化的、各宗教流派的團體組織，從而吸引信教者入黨。

正是在這一決策的引導下，俄共在七大結束之後，迎來了一個飛速甚至堪稱是驚人的發展期，九五年十二月聯邦杜馬大選，俄共一舉奪取了四百五十個杜馬議席中的一百五十七個，占杜馬總議席的三分之一強，從而一躍成為聯邦第一大政黨。而在隨後的杜馬內部推選中，俄共另一位領導人謝列茲尼奧夫出任杜馬主席，同時，俄共議員在杜馬的二十八個委員會中，占據了整整九個委員會的直接控制權。

而就在俄共重新控制俄羅斯聯邦杜馬議會的同時，在整個東歐地區，左翼的覆興也成為了一種趨勢，在此前一年，也就是九四年，脫胎於匈牙利共產黨的社會黨，在全國議會選舉中一舉擊敗所有對手，奪取了議會全部席位的半數以上。就在俄共全面覆興的同一年，也就是九五年年中，在波蘭共產黨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博覽社民黨，一舉控制了包括政府、總統、議會三者在內的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從而建立起了一個鐵錚錚的“紅旗大三角”。

就在這種左翼力量全面覆興的時期裏，郭守雲敏感地察覺到了什麽叫大勢所趨，因此，在處理莫斯科方面的問題上，他不願意與久加諾夫等人針鋒相對，在更多的問題上，他采取了一種回避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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