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弗拉基米爾的說法，久加諾夫與維克托、索布恰克之間的關系之所以會崩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一個蘇聯是否應該被分裂的問題上，在這個問題上，久加諾夫持堅決的反對意見，他認為聯盟的解散，將意味著整個俄羅斯大國地位的淪喪與為未來前景的徹底渺茫。基於這一點考慮，他認為現在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繼續同白宮妥協，已經不是辦法了，他們必須集結力量，對白宮實施卓有成效的打擊。

而維克托和索布恰克，則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沈默，他們更加現實，能夠很清醒意識到蘇聯作為一個國家聯盟的解體，已經無可挽回了，目前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中，除了白俄羅斯的立場較為堅定之外，其它的都在做著離心的打算。布爾什維克黨就像是蘇聯這個聯盟國家的父母，它死了，那麽十幾個兄弟的分家也就在所難免了。

就在蘇維埃擴大會議進行的這段時間裏，三個政治巨頭在列寧格勒展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辯論，其結果是誰也沒能說服誰，於是，就在這個蘇聯即將陷入分裂的子夜，由老牌布爾什維克黨殘餘力量所組構起來的精英團體，提前一步走向了分裂。

三位隱性政治巨頭的分裂，預示著一個新的政治環境將要出現了，久加諾夫要糾合布爾什維克黨的剩餘力量，向白宮發起挑戰，那麽毫無疑問，現有的莫斯科局勢，將會進一步趨向覆雜。作為曾經擔任過蘇維埃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意識形態部副部長職務的強力人物，久加諾夫在黨內的影響力很大，而隨著布爾什維克黨的轟然倒塌，圍聚在他身邊的政治力量也很強大，因此，他的另起爐竈，勢必會引來維克托等人的深層顧慮。沒的說，也許一場醞釀中的政治風暴，很快就要來到了。

想想不久前自己同久加諾夫的那一次會面，想想老頭對妮娜的關愛，郭守雲的心裏難免會有幾分感慨，幾十年的深交、無數次的把酒言歡、彼此間坦蕩無欺的開誠布公，就這麽輕輕松松付諸東流了，政治的殘酷性或許就在於此吧。

弗拉基米爾等人沒有按照預先說的那樣留在莊園吃晚飯，他們在不到六點鐘的時候就離開了，而在那之後，郭守雲就一直把自己鎖在書房裏，誰也不見，晚飯也沒吃。

盡管在得知久加諾夫“離家出走”的消息時，郭守雲表現的波瀾不驚，但是實際上，這個消息還是給了他很大的觸動，而這個觸動最先帶來的，是一陣兒發自內心的感慨，在感慨過後，則是對一系列問題的深層次思考。這種思考方式，郭守雲已經很久沒有用過了，那就是正反兩面區別對待的思考方式，而這種思考方式所帶來的收獲，則是進一步拓寬了他的視線——政治色彩很濃的視線。

一盞明亮的臺燈，一方寬敞的書桌，一道孤零零的身影，就在這麽一個環境裏，郭守雲肚子枯坐了長達四個半小時，其間，沒有人來打擾他，也沒有人敢來打擾他。

在這一段時間裏，郭守雲將自己到達遠東之後所接觸的一切，包括人，包括事，從頭到尾、詳詳細細的思考了一遍，而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一個關於蘇聯，或者說是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結論。

分裂，一切都是分裂惹的禍。

蘇聯實行布爾什維克黨一黨專政幾十年，其黨團內部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而在以黨代政作風的引導下，政治權力的因素一直處在領導者的地位，而那些較為專業的經濟工作者，則是處在一個被支配、被領導的地位上。這些經濟工作者維系著整個蘇聯的國家經濟發展，但是在政權上卻沒有什麽發言權，長此以往，這些人的心裏必然淤積了強大的不忿，但是由於國家體制的問題，他們不敢說話，甚至不敢發任何牢騷。而就在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到來了，他提倡人性化、民主化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並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合二為一，來了個雙手齊放的大撒把。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布爾什維克黨官僚體系，迅速發生蛻變，一個以黨內政治精英為主的黨政官僚集團與一個以經濟工作者為主要力量的經濟官僚集團很快形成，而隨之發生的，便是布爾什維克黨黨團機構的徹底分裂。

在經濟與政治的角逐中，政治是處在相對弱勢地位的，而在蘇聯這個地方，這一點體現的尤為突出。百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曾經有過對俄國的專門論述，在他們口中，俄國的社會形態被稱之為“半亞細亞社會”，而所謂亞細亞社會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那就是除了當權階層與被統治之外，缺少一個必要的中間階層，也就是少了中產階級那一說。這一特點是很危險的，它意味著國家的兩種發展道路，一個是集權，一個是動亂，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當年的導師列寧，顯然意識到這一危險，他采取過措施，力圖扭轉這種局面，但是很可惜，他的新經濟政策實行時間太短，而他的接任者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於是列寧故去之後，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剛剛展露萌芽的那一批中產階級，很快被連根拔除。經濟因素在刀槍的脅迫下，踏著一路血泊，重新回到了受政治支配的道路上。

此後，風風雨雨幾十年，蘇聯的大批經濟精英表面上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大權，可實際上，卻一直處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他們像耕牛一樣為這個國家的經濟流汗賣力，但是所得的，卻僅僅一把幹草，至於說大部分的收獲，則被政治官僚集團所掌握。至於說影子經濟的出現，則是在這種環境下必然會誕生的一個衍生物。

無論是挈爾年科還是安德羅波夫，他們都聽到了來自經濟層面的反對聲，這種聲音很強烈，令整個蘇聯的國家體系都為之震動，因此他們推行改革，但是卻不敢動搖以政治經的根本，因為他們知道，那是會出大問題的。因為政治官僚集團的特點是“腐敗”，而相比之下，經濟官僚集團的特點便是“貪婪”，腐敗的蔓延需要依靠關系網絡逐漸的侵蝕，而貪婪的蔓延則不需要任何媒介，因為它會吞噬。

挈爾年科、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收效不大，但是在一手打擊腐敗，一手力壓經濟官僚的措施下，蘇聯的經濟在短期內也有了一定的恢覆，可就應了那句話，精明的人活不長，挈爾年科與安德羅波夫兩人當政時間太短了，他們那病秧子的身材扛不住碩大的腦袋，最終還是在短短一兩年內相繼倒在了崗位上。經過連續兩任領導人的更疊，蘇維埃中央意識到一點，那就是選領導人千萬別選腦袋大的，他們活不長啊，因此呢，小腦袋的戈氏就被推上了臺。

此後一切的發展也就順理成章了，剛一上任的戈氏便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也許是對勃列日涅夫給自己頒發勳章的做法不滿，戈氏將目光投向了國外，他要拿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來告慰平生。於是，短短幾年時間，腐敗的政治官僚集團失去了對貪婪的經濟官僚集團的有效控制，大批脫身經濟官僚群體中的政治家，抑或是受經濟官僚集團支配的政治家竄到了前臺，他們一手舉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一手拿著“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匕首，面色猙獰的撲向了壓迫他們幾十年之久的老冤家。至此，局勢徹底失控，擺脫鐐銬束縛的經濟因素開始鳥槍換炮，稀裏嘩啦的將政治力量砸了個粉碎，像霍多爾科夫斯基之流，他們就是在經過了這一場演化之後脫胎出來的，他們與其說是幾個經濟巨頭，不如說是經濟官僚集團的代表抑或是核心人物，而失去了集權控制的政治官僚集團，再也壓不住他們了，至少在下一個集團團體出現之前，沒有人能夠鎮得住他們。

百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的論述，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得到了鐵一般的論證：俄國，要嘛集權，要嘛動亂，沒有另一條路可走。

而郭守雲在想明白這一切之後，得到的一個結論，便是在這個世界上，永遠都不能讓經濟的權力淩駕於政治至上，因為放開對經濟力量的控制，那就等於是人為地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釋放出了那一股來自九幽地獄的吞噬能量，這股能量的危害遠過於蝗蟲，他們掃過地的地方，別說是枯木腐草，就連一塊碎石也剩不下。

四個半小時的思考之後，郭守雲提起筆，在一沓整整齊齊的稿紙上寫下了一段長達兩萬七千餘字的論述。老實說，之所以寫這段論述，郭守雲純粹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但是就是這心血來潮時一揮而就的簡要論述，也沒有得到什麽面世的機會，因為在這區區的不到三萬字裏，涉及到了太多的人物，太多的內幕，所以，這份手寫的稿件便在若幹年後，進入了俄羅斯聯邦安全部門的秘密檔案庫裏，歷史留給世人的，仍舊是一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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