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來自大英帝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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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度路利將軍閣下：
感謝您遙遠的問候，我們在遙遠的東方的一切都很好。
在過去這一年，我們東印度公司與清帝國的生意遠超過去的年歲，一年之中的交易額達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這樣的成績，是以前所不能達到的，將會給我們大英帝國帶來更多的絲綢、瓷器以及茶葉。只是非常可惜，我們所期待改變的貿易逆差至今未能改變，哪怕是我們已經通過部分中國官員，輸入了相當數量的鴉片，也依然未能改變這一現狀。
在與中國商人的交易之中，我們主要通過清政府朝廷所批準的十三家——哦，不對，現在只剩下九家了，但廣州人仍然習慣於稱之為‘十三行’的——商行進行。這九家商行大部分位於廣州灣的白鵝潭附近，這裏是我們停泊的港口，我們居住地地方也在此處。
不得不抱怨一聲，我們在廣州灣這裏居住的地方受到了十分嚴厲的限制，至今為止我們甚至不被允許進入城市，只能在郊區靠海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我們甚至不被批準學習中國話，曾經有一個中國人由於教外國人中國話，而被滿清皇帝處以死刑。這種不利的處境，實在希望有一天大英帝國能夠改變它。
上述所說的那九家商行經過乾隆皇帝的特批，才準予和我們東印度公司進行交易，乾隆皇帝至少在表面上似乎並不在意與我們交易所得的白銀，只是以一種施舍的態度出具這九家交易的準許。
乾隆皇帝的這種態度是由於中國的物產極勝而來的，中國人日常所需已經由中國自己生產所供足，甚至還有結餘，我們東印度公司所提供的白銀也只是充填一部分本就充盈的國庫，對乾隆皇帝而言這點錢幾乎是不值一提的。
中國所占地區廣大，各種產品豐富得眼花繚亂。我們英國人所喜愛的瓷器與絲綢，多數是江南地區盛產的，江浙地區與景德鎮市在這方面久有盛名，至於茶葉，則福建、安徽兩省出產的比較多。”
——————
寫到這裏，米爾頓停住，想起了兩個人，一個是精明而嚴肅的吳承鈞，另外一個是永遠笑嘻嘻的吳承鑒。
這兄弟兩人真的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吳承鈞的嚴肅不茍很容易取得別人的信任，這是米爾頓這幾年願意與之加深合作關系、甚至預付大筆茶款的重要原因；而吳承鑒是一個給人帶來快樂的人，從幾年前第一次見面開始他和吳承鑒成了朋友，這個年輕人喜歡玩樂，也在這個遙遠的東方之國給他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樂子，然而做生意夥伴麽……他原本是沒想過的。
米爾頓收住思緒，將信件寫了下去。
——————
“……至於我們居住的廣州灣地區，在中國原本並不以商業而聞名。相反，這個區域發展出來的桑基魚塘，得到了中國其他的地區的關註，由於可以大量的生產蠶絲和生產魚獲，商業和生意只能算是這個地區一個添頭、一個特色——中國的很多官僚都認為只是這樣而已。
距離廣州灣很近有兩個現在還相對荒蕪的地方，一個名叫香港，另一個名叫澳門。澳門已經被葡萄牙人所占據並開了埠，而香港這個離島現在還是人很少，但是和廣州灣來往還算比較便利，如果可以發展起來的話，應該會大大增加我們東印度公司的收入。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像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一樣，取得這個島港的統治權。
長期來講，香港肯定比澳門更加適合作為我們在遠東貿易的中轉港，因為這裏面積更大，而且擁有一個十分優良的深水港——當然，由於人口稀少，我們必須花很大的資金投入和很多年才能完成基礎建設工作。如果香港不能取得的話，那麽取代葡萄牙成為澳門的統治者，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他們統治的方式還是十分落後的制度，所有的決策都來源於京城的乾隆皇帝和他身邊的侍從。
我聽遠在京城的傳教士朋友說，乾隆皇帝是一位十分獨斷專行的統治者，對在北京的朋友多有限制，連書信溝通也必須經過特別部門的審批。但是我們這裏距離北京十分地遙遠，根據我的估計，如果從倫敦出發走同樣的距離，大概可以穿過法國和地中海，直接到達非洲的另一岸。
因此，廣州灣的監管相對較為寬松，中國人有一句諺語：‘山高皇帝遠’，十分適合用來形容這一種狀況。也正因為這種距離導致政治上的領導變得松懈，不註重商業發展的清政府朝廷才能允許廣州灣發展商業，在廣州灣，商人的地位比其他行業的人要相對高一些，錢財在廣州灣的作用，在很多領域都可以暢通無阻。
清政府最近為廣州灣派來了一位管理的大臣，名叫朱珪，聽北京的朋友說，朱珪和現在乾隆皇帝最為寵信的大臣和珅並不和睦，這兩位大臣是十分激烈的競爭關系。
和珅是乾隆皇帝最為相信的大臣，已經在首相的位置上盤踞多年，雖然和珅的名聲不好，但是乾隆皇帝還是堅信自己的判斷。乾隆皇帝對自己的統治能力十分自信，認為自己就是這個世界上為偉大的君主，他兩年前為自己取了一個外號，叫‘十全老人’，意思是人間十種最高貴的品格他都擁有，用以宣傳他的功績，因此對和珅的信任也完全沒有衰減。
朱珪雖然也是乾隆皇帝相信和任用的大臣，但是和乾隆皇帝的親近程度並沒有和珅高，因此朱珪只能來到廣州灣這種偏遠的地區擔任一方大員，而且他的權力還受到許多制約，比如由於他是漢人，所以對滿洲軍權無法掌控，同時廣州灣最大的財政資源——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十三行——也不在他的掌控範圍之內，可以說，朱珪雖然是中國南方最大的總督，但他的權力並不完整。
據說廣州灣的十萬兵馬都由一個叫福昌的旁支王族統領，這位福昌王族職位是廣州將軍，實際的地位——中國這邊官員的地位有時候不看品級，而是看和皇帝的親近程度——比廣州灣的最高行政長官朱珪的地位還要高。”
——————
寫到這裏，米爾頓又停了一停，想著怎麽繼續措辭，怎麽樣才能將英國海軍的註意力，引向自己希望到達的方向上。
他默想著這幾年接觸到的各種買辦商人，綜合他們透露給自己的各種情報，提筆繼續寫道：
——————
“清皇朝的帝皇們是游牧發展起來的民族，因此對騎術和騎兵十分重視，清政府最為強悍的兵力也由此組成。
奇怪的是，盡管清朝皇帝暗中購買了大量的槍炮，他在對帝國西北方（作者註：準噶爾）和帝國西南（作者註：大小金川）用兵的時候，也因為使用了大量的熱武器而取得勝利。
可是在政府文件上，乾隆皇帝卻對外宣稱並不在乎我們進貢的熱兵器，清政府表示，中國的主要兵力幾乎全部都是冷兵器。而且中國的民間似乎也相信了黃帝的這個說法。
而我們了解到的另外一個情況是，乾隆皇帝也並沒有下令研制新式的武器，反而是不停地宣稱對他們傳統發展的騎兵十分有自信，這些騎兵主要訓練的都是我們大英帝國在百年以前就已經不使用的騎射之術，不得不說，我相當懷疑這些騎兵的戰鬥力。
然而我們還是要警惕乾隆皇帝的兩面性：他暗中一定還握有相當規模的火炮和火槍。幸好，也由於乾隆皇帝的這種兩面性，使得中國似乎並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熱武器的能力。如果帝國有準備對遠東進行軍事行動的話，那麽在軍事行動之前，就要控制清帝國對熱武器的進口——我知道這會觸及帝國甚至整個歐洲軍火商人的利益，不過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方面。”
——————
寫到這裏，他又停了一下，回憶他所接觸到的那些買辦所透露的消息，他非常驚訝中國民間的大部分人對熱武器的無知——好吧，除了那個吳承鑒——似乎大部分中國人還都相信，他們的皇帝陛下能夠平定帝國西北、西南的叛亂，主要是靠騎射。
米爾頓心想，這可能是一種“愚民”式的統治策略，應該是一種區隔滿漢的行為。
可讓他驚訝的是，一些高級的中國官員，尤其是漢人中的文官，似乎也被這種欺騙波及了。
在米爾頓沒想到的地方，在不久的將來，乾隆皇帝的這種“騎射立國”的忽悠不僅蔓延到漢族高級官員，連滿族的高級官員都開始堅信不疑，甚至波及他的子孫——謊言說久了，連滿洲皇族自己都相信了。
——————
“……讓我們把視線轉到這個時代決勝的關鍵——海軍——上吧。
相較於我們大英帝國對海軍的重視，清政府可以說是絲毫不在意他們的海岸線，雖然他們在重要的沿海要塞也有駐紮兵力，但他們對海岸線防守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放棄海岸線，禁制人民下海，甚至將人民遷徙到遠離大海的地方，把海岸線變成一片片不毛之地。他們相信，大海之外的其它國家，是要倚靠中國的物產才能生存發展的，用這種方式可以達到讓其它國家陷入饑餓甚至混亂，從而不用戰爭就戰勝對方的目的。
這樣愚昧的想法充斥在許多滿大人的腦海裏——雖然我相信乾隆皇帝本人未必也是這樣愚昧，可是他已經很老了，他的年齡應該已經超過八十歲，我聽到不止一個中國人說，整個官場都已經在期待一個新的皇帝登上他的寶座。
哪怕是在廣州這樣一個遠離帝國中心的地方，最近也出現了一些征兆。這個秋交廣州灣發生了一件大事，雖然我在中國的朋友都竭力回避這件事情，以至於我未能得到全面的情報，但從各種蛛絲馬跡中仍然可以推斷出：北京的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故，以至於廣州這邊受到了波及，更具體來說可能是清政府的財政出了問題，因為北京方面似乎很緊急地需要從廣州灣抽調大量的白銀北上。
這次的事件讓廣州灣的十一個有資格和我們進行貿易的商行，變成了九家，我們也因此失去了一個非常友好的鴉片輸入渠道。
這個冬天我會留在這裏，暫時不回倫敦去了，因為我需要重新找一個鴉片貿易的代理人，我相信我很快就能找到，因為這次事件之後，廣州灣的商人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渴望白銀。”
——————
米爾頓寫到這裏，腦中閃過了吳承鑒的臉。
他心裏想，這個知情識趣的年輕人，應該不會拒絕這樣的好事。
——————
“……種種跡象表明，在這個皇帝衰老的時候，或者是在老皇帝死去、新皇帝剛剛登基的時候，應該會是這個遠東帝國的衰弱期，這個時候，我們大英帝國應該進行一點試探，也許這將是我們不需要靠鴉片就能夠扭轉這些年貿易逆差的糟糕情況的重要時機。
對於我們來說，中國這一塊地方有我們十分重視的市場，我們十分珍視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與其它產出，但是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持續了上百年的貿易逆差與白銀流失。
我們渴望與中國有更加深入的交流，渴望中國能夠繼續打開它的市場，只可惜乾隆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自我封閉，他和他的大臣們迷信他們身邊所看到的一切，而不願意跟我們有更多深入的交流，更不願意打開國門。
我們要改變這一切，或許近期就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良機。
如果將軍閣下有意想要了解中國的情況的話，可以從澳門這個地方入手。也許不需要到戰爭的地步，我們就能夠從大清帝國的反應，看清楚這個老大帝國的虛實。
當然，如果需要戰爭的話，也將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誠摯問候
東印度公司
你的 彌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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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遙遠的問候，我們在遙遠的東方的一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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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中國商人的交易之中，我們主要通過清政府朝廷所批準的十三家——哦，不對，現在只剩下九家了，但廣州人仍然習慣於稱之為‘十三行’的——商行進行。這九家商行大部分位於廣州灣的白鵝潭附近，這裏是我們停泊的港口，我們居住地地方也在此處。
不得不抱怨一聲，我們在廣州灣這裏居住的地方受到了十分嚴厲的限制，至今為止我們甚至不被允許進入城市，只能在郊區靠海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我們甚至不被批準學習中國話，曾經有一個中國人由於教外國人中國話，而被滿清皇帝處以死刑。這種不利的處境，實在希望有一天大英帝國能夠改變它。
上述所說的那九家商行經過乾隆皇帝的特批，才準予和我們東印度公司進行交易，乾隆皇帝至少在表面上似乎並不在意與我們交易所得的白銀，只是以一種施舍的態度出具這九家交易的準許。
乾隆皇帝的這種態度是由於中國的物產極勝而來的，中國人日常所需已經由中國自己生產所供足，甚至還有結餘，我們東印度公司所提供的白銀也只是充填一部分本就充盈的國庫，對乾隆皇帝而言這點錢幾乎是不值一提的。
中國所占地區廣大，各種產品豐富得眼花繚亂。我們英國人所喜愛的瓷器與絲綢，多數是江南地區盛產的，江浙地區與景德鎮市在這方面久有盛名，至於茶葉，則福建、安徽兩省出產的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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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裏，米爾頓停住，想起了兩個人，一個是精明而嚴肅的吳承鈞，另外一個是永遠笑嘻嘻的吳承鑒。
這兄弟兩人真的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吳承鈞的嚴肅不茍很容易取得別人的信任，這是米爾頓這幾年願意與之加深合作關系、甚至預付大筆茶款的重要原因；而吳承鑒是一個給人帶來快樂的人，從幾年前第一次見面開始他和吳承鑒成了朋友，這個年輕人喜歡玩樂，也在這個遙遠的東方之國給他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樂子，然而做生意夥伴麽……他原本是沒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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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廣州灣很近有兩個現在還相對荒蕪的地方，一個名叫香港，另一個名叫澳門。澳門已經被葡萄牙人所占據並開了埠，而香港這個離島現在還是人很少，但是和廣州灣來往還算比較便利，如果可以發展起來的話，應該會大大增加我們東印度公司的收入。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像葡萄牙人取得澳門一樣，取得這個島港的統治權。
長期來講，香港肯定比澳門更加適合作為我們在遠東貿易的中轉港，因為這裏面積更大，而且擁有一個十分優良的深水港——當然，由於人口稀少，我們必須花很大的資金投入和很多年才能完成基礎建設工作。如果香港不能取得的話，那麽取代葡萄牙成為澳門的統治者，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他們統治的方式還是十分落後的制度，所有的決策都來源於京城的乾隆皇帝和他身邊的侍從。
我聽遠在京城的傳教士朋友說，乾隆皇帝是一位十分獨斷專行的統治者，對在北京的朋友多有限制，連書信溝通也必須經過特別部門的審批。但是我們這裏距離北京十分地遙遠，根據我的估計，如果從倫敦出發走同樣的距離，大概可以穿過法國和地中海，直接到達非洲的另一岸。
因此，廣州灣的監管相對較為寬松，中國人有一句諺語：‘山高皇帝遠’，十分適合用來形容這一種狀況。也正因為這種距離導致政治上的領導變得松懈，不註重商業發展的清政府朝廷才能允許廣州灣發展商業，在廣州灣，商人的地位比其他行業的人要相對高一些，錢財在廣州灣的作用，在很多領域都可以暢通無阻。
清政府最近為廣州灣派來了一位管理的大臣，名叫朱珪，聽北京的朋友說，朱珪和現在乾隆皇帝最為寵信的大臣和珅並不和睦，這兩位大臣是十分激烈的競爭關系。
和珅是乾隆皇帝最為相信的大臣，已經在首相的位置上盤踞多年，雖然和珅的名聲不好，但是乾隆皇帝還是堅信自己的判斷。乾隆皇帝對自己的統治能力十分自信，認為自己就是這個世界上為偉大的君主，他兩年前為自己取了一個外號，叫‘十全老人’，意思是人間十種最高貴的品格他都擁有，用以宣傳他的功績，因此對和珅的信任也完全沒有衰減。
朱珪雖然也是乾隆皇帝相信和任用的大臣，但是和乾隆皇帝的親近程度並沒有和珅高，因此朱珪只能來到廣州灣這種偏遠的地區擔任一方大員，而且他的權力還受到許多制約，比如由於他是漢人，所以對滿洲軍權無法掌控，同時廣州灣最大的財政資源——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十三行——也不在他的掌控範圍之內，可以說，朱珪雖然是中國南方最大的總督，但他的權力並不完整。
據說廣州灣的十萬兵馬都由一個叫福昌的旁支王族統領，這位福昌王族職位是廣州將軍，實際的地位——中國這邊官員的地位有時候不看品級，而是看和皇帝的親近程度——比廣州灣的最高行政長官朱珪的地位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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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裏，米爾頓又停了一停，想著怎麽繼續措辭，怎麽樣才能將英國海軍的註意力，引向自己希望到達的方向上。
他默想著這幾年接觸到的各種買辦商人，綜合他們透露給自己的各種情報，提筆繼續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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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皇朝的帝皇們是游牧發展起來的民族，因此對騎術和騎兵十分重視，清政府最為強悍的兵力也由此組成。
奇怪的是，盡管清朝皇帝暗中購買了大量的槍炮，他在對帝國西北方（作者註：準噶爾）和帝國西南（作者註：大小金川）用兵的時候，也因為使用了大量的熱武器而取得勝利。
可是在政府文件上，乾隆皇帝卻對外宣稱並不在乎我們進貢的熱兵器，清政府表示，中國的主要兵力幾乎全部都是冷兵器。而且中國的民間似乎也相信了黃帝的這個說法。
而我們了解到的另外一個情況是，乾隆皇帝也並沒有下令研制新式的武器，反而是不停地宣稱對他們傳統發展的騎兵十分有自信，這些騎兵主要訓練的都是我們大英帝國在百年以前就已經不使用的騎射之術，不得不說，我相當懷疑這些騎兵的戰鬥力。
然而我們還是要警惕乾隆皇帝的兩面性：他暗中一定還握有相當規模的火炮和火槍。幸好，也由於乾隆皇帝的這種兩面性，使得中國似乎並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熱武器的能力。如果帝國有準備對遠東進行軍事行動的話，那麽在軍事行動之前，就要控制清帝國對熱武器的進口——我知道這會觸及帝國甚至整個歐洲軍火商人的利益，不過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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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裏，他又停了一下，回憶他所接觸到的那些買辦所透露的消息，他非常驚訝中國民間的大部分人對熱武器的無知——好吧，除了那個吳承鑒——似乎大部分中國人還都相信，他們的皇帝陛下能夠平定帝國西北、西南的叛亂，主要是靠騎射。
米爾頓心想，這可能是一種“愚民”式的統治策略，應該是一種區隔滿漢的行為。
可讓他驚訝的是，一些高級的中國官員，尤其是漢人中的文官，似乎也被這種欺騙波及了。
在米爾頓沒想到的地方，在不久的將來，乾隆皇帝的這種“騎射立國”的忽悠不僅蔓延到漢族高級官員，連滿族的高級官員都開始堅信不疑，甚至波及他的子孫——謊言說久了，連滿洲皇族自己都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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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視線轉到這個時代決勝的關鍵——海軍——上吧。
相較於我們大英帝國對海軍的重視，清政府可以說是絲毫不在意他們的海岸線，雖然他們在重要的沿海要塞也有駐紮兵力，但他們對海岸線防守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放棄海岸線，禁制人民下海，甚至將人民遷徙到遠離大海的地方，把海岸線變成一片片不毛之地。他們相信，大海之外的其它國家，是要倚靠中國的物產才能生存發展的，用這種方式可以達到讓其它國家陷入饑餓甚至混亂，從而不用戰爭就戰勝對方的目的。
這樣愚昧的想法充斥在許多滿大人的腦海裏——雖然我相信乾隆皇帝本人未必也是這樣愚昧，可是他已經很老了，他的年齡應該已經超過八十歲，我聽到不止一個中國人說，整個官場都已經在期待一個新的皇帝登上他的寶座。
哪怕是在廣州這樣一個遠離帝國中心的地方，最近也出現了一些征兆。這個秋交廣州灣發生了一件大事，雖然我在中國的朋友都竭力回避這件事情，以至於我未能得到全面的情報，但從各種蛛絲馬跡中仍然可以推斷出：北京的政局發生了很大的變故，以至於廣州這邊受到了波及，更具體來說可能是清政府的財政出了問題，因為北京方面似乎很緊急地需要從廣州灣抽調大量的白銀北上。
這次的事件讓廣州灣的十一個有資格和我們進行貿易的商行，變成了九家，我們也因此失去了一個非常友好的鴉片輸入渠道。
這個冬天我會留在這裏，暫時不回倫敦去了，因為我需要重新找一個鴉片貿易的代理人，我相信我很快就能找到，因為這次事件之後，廣州灣的商人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渴望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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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頓寫到這裏，腦中閃過了吳承鑒的臉。
他心裏想，這個知情識趣的年輕人，應該不會拒絕這樣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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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跡象表明，在這個皇帝衰老的時候，或者是在老皇帝死去、新皇帝剛剛登基的時候，應該會是這個遠東帝國的衰弱期，這個時候，我們大英帝國應該進行一點試探，也許這將是我們不需要靠鴉片就能夠扭轉這些年貿易逆差的糟糕情況的重要時機。
對於我們來說，中國這一塊地方有我們十分重視的市場，我們十分珍視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與其它產出，但是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持續了上百年的貿易逆差與白銀流失。
我們渴望與中國有更加深入的交流，渴望中國能夠繼續打開它的市場，只可惜乾隆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自我封閉，他和他的大臣們迷信他們身邊所看到的一切，而不願意跟我們有更多深入的交流，更不願意打開國門。
我們要改變這一切，或許近期就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良機。
如果將軍閣下有意想要了解中國的情況的話，可以從澳門這個地方入手。也許不需要到戰爭的地步，我們就能夠從大清帝國的反應，看清楚這個老大帝國的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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