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額度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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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可?難道朕定的這額度高了嗎?朕覺得不高啊!”
朱由校假裝什麽都不知道的反問道:“大明幅員遼闊,人口繁茂,可每年歲入也就幾百萬兩銀子而已,朕定一萬兩的最高額度砍頭有何不對?難道這定罪不以國庫歲入為準,還能用其他東西定論嗎?”
“況且,這可是一萬兩銀子啊!朕不用殺頭來震懾那些貪官汙吏,日後必然又會讓這些人死灰覆燃的。”
對面殿內的那些閣臣聽後,頓時啞然,他們都不知道怎麽回答朱由校的話了。
誠然,一個人貪汙一萬兩銀子,確實對比國庫而言,有些多了。
但對於他們這些內閣輔臣來說,他們能爬到今天這個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參與到貪汙受賄的事情上的話,隨便一次簡單的貪汙受賄,那都得一萬兩起步了,而且這還是友情價了!
若是他們真的同意朱由校這話,把貪汙受賄殺頭的最高額度定在了一萬兩的額度上的話,那不是要搬起石頭砸他們自己的腳嗎?
他們能爬到內閣閣臣的位置,個個都是人精,自然不會幹這種蠢事,所以都在拒絕。
見周圍眾人都不回話,而後看著自己,葉向高知道身為東林黨魁,內閣首輔,他必須要在這時候出頭了。
當下,葉向高回道:“回稟陛下,貪汙受賄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難!”
“所以,治理貪汙受賄,與定最高貪汙額度,殺頭不殺頭,其實沒有太多關系,因為殺的再多,依舊禁不了。”
“這一點,太祖高皇帝時,殺了那麽多貪官,可貪汙受賄至今依舊沒有禁止,足可見想要解決此事,靠殺頭震懾貪官汙吏,是沒用的。”
“而臣以為,我朝貪汙受賄之所以屢有發生,還是因為官員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當官後,掌握權利,一旦有機會接觸錢財,必然會貪汙受賄。”
“故而,臣覺得,陛下若想根治這貪汙受賄之風,當從官員的品性出發,選出有君子之風的人才為官,這必然會令貪汙受賄之風斷絕。”
聽了葉向高一口氣說了這麽多,朱由校並未立即回話,臉作深思狀,像是在想著什麽一樣。
其實,內心裏,朱由校是在觀察著殿內這群閣臣。
看到他們驚慌失措的樣子,朱由校心裏冷笑,朕不過是想待會好好嚇你們說了這個話,沒想到大招還沒放,倒先把你們嚇出冷汗了。
當然,朱由校心裏也清楚,他們為什麽會這麽怕。
試問一下,在場的哪一個閣臣,自己沒點齷齪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數當官後,家裏無論窮得還是富得,基本上財產都暴富了,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猜猜也就猜到了。
對於這些,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其實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沒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擔心戳破事情,會讓固有的朝廷格局癱瘓不穩,引發亂子,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裝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時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許他們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裏,他們都一心以為皇帝不清楚而已,純粹是給自己找個心裏安慰,所以但凡心裏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這些東西的,因為說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這也是很多貪汙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貪汙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謂的防微杜漸,皇帝是知道這是根本實現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後期,官員貪汙成性時,皇帝動不了官員,也只能想方設法的去民間撈錢了,畢竟官員貪的錢,多數原本就該是皇帝的。
說來,貪汙受賄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體上的一顆毒瘤,不過到了明代,這種毒瘤卻漸漸演變成了整個社會輿論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國之初,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就已侵蝕著這個新生政權的肌體。
不過,由於朱元璋吸取了偽元滅亡的教訓,加之他的貧苦出身,深知貪官汙吏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反貪運動,從而極大地抑制了貪汙腐化現象的孳生和進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還算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
可是到了中後期,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已擴散到封建王朝肌體的全身,直接嚴重地威脅到明政權的存亡。
隨著政治的腐敗,加之商品經濟的刺激,明中期之後貪賄現象日益嚴重,早在處於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統年間,貪賄腐化現象就已死灰覆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汙為不道德,正德、嘉靖兩朝以後,則社會輿論大變,認為不貪汙為無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貪官,他把持朝政,公開賣官鬻爵,大肆收受賄賂。
江蘇江陰縣富家子弟徐頤,胸無點墨,因向王振行賄而當上了中書舍人,京師人們稱之為“金中書”。
地方官朝謹也必須向王振行賄,史載:“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合。”
但這時,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數官員仍能廉潔自律,縱有個別貪賄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後,隨著政治的進一步腐敗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當時,“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
為保住官位和謀求升遷,下級對上級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官場中的吃喝風、行賄受賄風也愈演愈烈,官員之間經常“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
本朝大詩人謝肇浙便對官場的吃喝風時說過:官吏富豪“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
而吃喝風的盛行又進一步助長送禮行賄之風的蔓延,到了“納賄受賂,公行無忌”,“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要說這些東西,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報網的錦衣衛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說,大明中後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裝作不知道而已,畢竟,於上位者而言為了政局穩定,一切都要以大局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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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假裝什麽都不知道的反問道:“大明幅員遼闊,人口繁茂,可每年歲入也就幾百萬兩銀子而已,朕定一萬兩的最高額度砍頭有何不對?難道這定罪不以國庫歲入為準,還能用其他東西定論嗎?”
“況且,這可是一萬兩銀子啊!朕不用殺頭來震懾那些貪官汙吏,日後必然又會讓這些人死灰覆燃的。”
對面殿內的那些閣臣聽後,頓時啞然,他們都不知道怎麽回答朱由校的話了。
誠然,一個人貪汙一萬兩銀子,確實對比國庫而言,有些多了。
但對於他們這些內閣輔臣來說,他們能爬到今天這個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參與到貪汙受賄的事情上的話,隨便一次簡單的貪汙受賄,那都得一萬兩起步了,而且這還是友情價了!
若是他們真的同意朱由校這話,把貪汙受賄殺頭的最高額度定在了一萬兩的額度上的話,那不是要搬起石頭砸他們自己的腳嗎?
他們能爬到內閣閣臣的位置,個個都是人精,自然不會幹這種蠢事,所以都在拒絕。
見周圍眾人都不回話,而後看著自己,葉向高知道身為東林黨魁,內閣首輔,他必須要在這時候出頭了。
當下,葉向高回道:“回稟陛下,貪汙受賄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難!”
“所以,治理貪汙受賄,與定最高貪汙額度,殺頭不殺頭,其實沒有太多關系,因為殺的再多,依舊禁不了。”
“這一點,太祖高皇帝時,殺了那麽多貪官,可貪汙受賄至今依舊沒有禁止,足可見想要解決此事,靠殺頭震懾貪官汙吏,是沒用的。”
“而臣以為,我朝貪汙受賄之所以屢有發生,還是因為官員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當官後,掌握權利,一旦有機會接觸錢財,必然會貪汙受賄。”
“故而,臣覺得,陛下若想根治這貪汙受賄之風,當從官員的品性出發,選出有君子之風的人才為官,這必然會令貪汙受賄之風斷絕。”
聽了葉向高一口氣說了這麽多,朱由校並未立即回話,臉作深思狀,像是在想著什麽一樣。
其實,內心裏,朱由校是在觀察著殿內這群閣臣。
看到他們驚慌失措的樣子,朱由校心裏冷笑,朕不過是想待會好好嚇你們說了這個話,沒想到大招還沒放,倒先把你們嚇出冷汗了。
當然,朱由校心裏也清楚,他們為什麽會這麽怕。
試問一下,在場的哪一個閣臣,自己沒點齷齪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數當官後,家裏無論窮得還是富得,基本上財產都暴富了,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猜猜也就猜到了。
對於這些,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其實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沒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擔心戳破事情,會讓固有的朝廷格局癱瘓不穩,引發亂子,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裝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時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許他們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裏,他們都一心以為皇帝不清楚而已,純粹是給自己找個心裏安慰,所以但凡心裏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這些東西的,因為說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這也是很多貪汙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貪汙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謂的防微杜漸,皇帝是知道這是根本實現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後期,官員貪汙成性時,皇帝動不了官員,也只能想方設法的去民間撈錢了,畢竟官員貪的錢,多數原本就該是皇帝的。
說來,貪汙受賄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體上的一顆毒瘤,不過到了明代,這種毒瘤卻漸漸演變成了整個社會輿論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國之初,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就已侵蝕著這個新生政權的肌體。
不過,由於朱元璋吸取了偽元滅亡的教訓,加之他的貧苦出身,深知貪官汙吏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反貪運動,從而極大地抑制了貪汙腐化現象的孳生和進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還算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
可是到了中後期,貪汙受賄這顆毒瘤已擴散到封建王朝肌體的全身,直接嚴重地威脅到明政權的存亡。
隨著政治的腐敗,加之商品經濟的刺激,明中期之後貪賄現象日益嚴重,早在處於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統年間,貪賄腐化現象就已死灰覆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汙為不道德,正德、嘉靖兩朝以後,則社會輿論大變,認為不貪汙為無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貪官,他把持朝政,公開賣官鬻爵,大肆收受賄賂。
江蘇江陰縣富家子弟徐頤,胸無點墨,因向王振行賄而當上了中書舍人,京師人們稱之為“金中書”。
地方官朝謹也必須向王振行賄,史載:“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合。”
但這時,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數官員仍能廉潔自律,縱有個別貪賄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後,隨著政治的進一步腐敗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當時,“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惡,計大小,計貧富,計遲速”。
為保住官位和謀求升遷,下級對上級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官場中的吃喝風、行賄受賄風也愈演愈烈,官員之間經常“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
本朝大詩人謝肇浙便對官場的吃喝風時說過:官吏富豪“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
而吃喝風的盛行又進一步助長送禮行賄之風的蔓延,到了“納賄受賂,公行無忌”,“無官不賂遺”,“無守不盜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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