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和新年過後，希特勒很快就投入到了緊張而忙碌的工作之中。

陳昱重新打開了自己的筆記本，稍加整理，便把自己腦海裏想的通過文字的方式記錄了下來：

“……自從蘭茨貝格出獄以來，他就生活在半孤獨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社交場合，他都感到很難適應。他下決心將自己的活動局限在與埃塞和波納進行幕後討論的範圍內，拒絕透露自己的新打算，盡量推辭與前來討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們會見。與此同時，他也避免錯誤地給普通的追隨者潑冷水。這樣，他的沈默反而使他們更急於聽到他的首次演說。

為了更快熟悉近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急劇發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幹擾。在法國，曾要求占領魯爾的統治集團業已下野，上臺的是一個較有妥協性的政府。關於戰爭賠款問題，不久前，盟國已通過決議，同意讓德國較公平地賠償。在經濟戰線，由於穩定了馬克，經濟不致再急劇地出現混亂情形。與法國和平解決問題以及經濟的恢覆這個雙重的前景，意味著希特勒的政治資本已被剝奪。

另一方面，社會也發生了變化，給他提供了在全國範圍內重新步入政界的機會。技術的迅速發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過去10年來的工業化，使中產階級土崩瓦解。小商販、自食氣力的商人和農場主，也處在風雨飄搖中。在通貨膨脹期間，遭遇最慘的是中產階級。這些人比工人階級較優越富裕，但其富裕卻又連同他們的節省和資本一起全被消滅凈盡。許多人將其不幸歸咎於赤色分子和猶太人，他們正將痛苦轉化為仇恨。這樣，他們對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便易於接受了。

新的一年給他帶來了眾多的機會和困難。他的政治前途如何，這就要看他對付這兩者的能力如何了。作為第一個行動，他於1925年1月4日作出了與新任巴伐利亞總理海因裏希·赫爾德休戰的姿態。他單獨與赫爾德談了半小時，保證忠誠於新政府並提出與他合作，共同反對赤色分子。他保證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僅使用合法手段。他給赫爾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爾德於當晚便稱‘這頭野獸已給制住。我們可松松鏈子了’。

2月27日，希特勒公開返回政界。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勒——他發動起義的地方——舉行的黨的會議。他講，他定於晚8時開始講演；但從下午開始，這間啤酒館門前便開始排隊。下午6時警察關門時，大廳內已擠滿了4000名聽眾，而門外還有1000人不能進場。幾乎全國的國社黨人都來了，只有3名要員未來：羅姆、斯特拉塞爾和羅森堡。

大廳內的慷慨激昂情緒幾乎與起義前夕的情況相差無幾。當希特勒沿著過道走上講臺時，熱情的追隨者紛紛揮動啤酒瓶，向他歡呼，還互相擁抱。

他的眼光超越了黨的領導人，向遠處的廣大黨員呼籲。他的話是激烈的，但並不開罪任何一方。他並未詳盡地列舉1924年爭吵的誰是誰非；他故意閉口不談。他稱魯登道夫是‘運動的最忠誠、最無私的朋友’，敦促‘還向著老國社黨的’人們，在卍字旗幟下團結起來，粉碎他們的頭號敵人：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樣的革命者發出的呼籲，後者是向德萊克斯勒和較保守的民間追隨者。

在發出振興國家的激動人心的呼籲後，他便把註意力轉向坐在前排的黨的幹部們。

他一不要求他們忠誠和支持，二不向他們表示妥協。他命令他們，若不參加撲滅猶太人運動，就請他們出黨。‘若有人向我提出條件，那我就告訴他：朋友，等著瞧，看我會給你們提出什麽條件吧！我不會到外邊去動員群眾的。黨員同志們，一年後你們再判斷吧，如果我做得對，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對，我就把黨權交回你們手中。然而，在那一時刻到來前，我將獨自領導這場運動，只要我全盤負責，誰也不得向我提出條件。我無條件地為運動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

他的狂暴感染了聽眾。

‘萬歲！’的喊聲頓時在大廳爆發。婦人們在哭泣；人們從後廳往前擁去，有的從桌椅上爬過。曾經是誓不兩立的仇人，此刻像潮水一樣，擁上講臺互相握手，不少人熱淚盈眶……”

寫到這，陳昱停下了筆，似乎回憶到了當時的瘋狂。的確太瘋狂了，希特勒的幾句話，就能讓那些人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除非親臨現場，否則誰也無法感受到……

喝了一口咖啡，陳昱重新提起筆來：

“……梅克斯·阿曼喊：‘必須停止互相傾軋！人人擁護希特勒！’德國國家黨的魯道夫·布特曼滿懷激情地宣布，他的懷疑隨著元首的演講，全部煙消雲散了。我們過去所用的‘元首’頭銜，迄今還是用於私下；它說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後，他將變成公開的元首。他不但統一了納粹黨，而且還建立了黨的領導原則：一人統治，不準懷疑。

精疲力盡的阿道夫·希特勒，當晚與我一同離開了慕尼黑。

希特勒東山再其後的翌日，德國發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國大選中，78歲高齡的陸軍元帥馮·興登堡被選為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

很明顯，這位右派英雄並不同情共和，在試圖保持中立的同時，並未大力加強共和勢力。內閣危機依舊叢生，而且常常是由於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議向霍亨佐侖家族提供高額財政賠償，遭到社會主義派的強烈反對，但獲得通過；接著又提出向被廢黜的王公貴族提供賠款的新法案。社會主義派提出進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獲通過。甚至連德國國旗應采用何種顏色的問題也導致內閣危機。為這點小事，漢斯·路德總理竟被迫辭職。

國內政治的變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將為希特勒的權力膨脹提供新的動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館的政治行動來得太突然，勝利也過大，使巴伐利亞政府無法容忍。它只證明，他的口才對巴伐利亞州有多大的危險。他給黨註入了新的生機，但搞得太快、太過分。這樣，巴伐利亞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貝格勃勞酒館用‘不是按中產階級的標準而是以踏著屍體去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激烈言辭煽動聽眾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舉行的五個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希特勒親口對此提出了抗議。‘想跟我們幹架的不妨來試試。’他對警察局官員說：‘誰進攻我們，誰就會被捅得稀巴爛。我要領導德國人民為取得自由而鬥爭，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這句話我要給警探們著重地講，省得流言蜚語到處傳。’

這些話，從一個宣誓出獄的人口中說出來，是很有分量的；其結果是，在全巴伐利亞都禁止他演講。公開的納粹集會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講就不行。不久，禁令幾乎擴展到德國的每個州；這樣，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剝奪。他被迫將講壇移至我的家裏。

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我的家中便成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專職演說場所。每天有無數的希特勒的追隨者，總會擁擠在我的家裏，帶著狂熱的表情瘋狂的歡迎著元首。

甚至連我那5歲的孩子，也成了希特勒最堅定的追隨者。當希特勒出現的時候，我的孩子會舉起自己的手臂，然後高聲呼喊：

‘嘿，希特勒！’

希特勒說話時猶如在皇冠馬戲院裏一樣，不同的是，他是坐著講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還揮動手臂。沒有人打斷他。他講呀，講呀，像放唱片一樣，一講就是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直講得他精氣力盡……講得他氣喘籲籲。講完後一坐下來，他又是個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換了一個檔一樣，中間沒有什麽間歇。”

想到自己兒子對於希特勒的瘋狂崇拜，陳昱有些擔心，畢竟自己的孩子是中國人，但他在國外呆的時間太長了，總要想個辦法，要讓自己的孩子知道，真正應該崇拜和敬仰，並為之毫不猶豫獻身的人，在中國，不是“元首”，而是“領袖”。

竭力讓自己從胡思亂想中擺脫出來，陳昱繼續寫道：

“……禁令使希特勒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黨的重新建設上來。他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會議，不停地勸告人們，就像在貝格勃勞凱勒時一樣。他的基層工作技巧，與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與數不清的人們親密地交談。

使他與市內的黨員建立了聯系。這樣，他不但成功地增強了他對普通黨員如磁鐵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黨的組織。與此同時，埃塞和施特萊徹也運用希特勒的戰術，走遍了巴伐利亞，把當地的組織團結在元首的周圍……

到了3月底，希特勒幾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組織。但是，在德國北部，他不得不將黨的命運交給格裏戈爾和奧托·斯特拉塞爾。格裏戈爾是個出色的組織家和天才的演說家。作為國會代表，他可以免費乘火車出入。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後，他保證效忠希特勒……

與被監禁時期一樣，希特勒深居簡出，很少公開拋頭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在兩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沒有什麽名氣的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希特勒利用閑暇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黨的機構。這兩人是菲力氣·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薩瓦·施霍茨。波勒長得像貓頭鷹，對希特勒開口說話前必先鞠躬。他雖當上了黨的執行秘書，卻為工作細節發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廳當過會計的施霍茨，現在是黨的出納，掌管財政。工作起來，他像是個加減機，又能發揚吝嗇鬼的精神，精打細算。這兩人完全臣服於元首，成了黨的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黨的內部組織搞得井井有條，效率極高，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黨的長遠政治戰略，撰寫文章，並到德國北部作廣泛的旅行，親自出席黨的秘密會議。他也有閑暇時間去修補破裂的友誼，開導頑固分子，使敵對者握手言和，以及處理私人問題。他恢覆了羅森堡在覆刊後的《人民觀察家報》裏的編輯職務，並致函給他，讚揚他的氣節並將他稱為‘最寶貴的合作者’。

數天後，希特勒又寫了一封信，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驅逐他回奧地利。他單刀直入，要求林嗣當局吊銷他的奧地利國籍，因為他要做一名德國公民。3天後，上奧地利省政府向他發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對奧地利國家的忠誠’。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脫了被驅除出境的威脅。雖然，他此時尚不是德國公民，因而沒有選舉權，也不能任職。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比較迫切的問題倒是那位既不聽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羅姆上尉的行動。從一開始，他就有意要把沖鋒隊變成自己的私家軍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當元首尚在獄中時，他糾合了沖鋒隊的殘餘勢力，重新搞了個組織，叫‘前鋒會’。

羅姆相信，如要將‘前鋒會’置於黨的管轄之下，那麽，自起義以來所做的一切就將失去。於是，他向希特勒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他提出，有3萬名戰員的‘前鋒會’可作為全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但它必須置於羅姆的絕對領導之下。在請求的同時，他還提到過去的友誼，並立誓忠於希特勒。

希特勒在某天住宿我家的時候對我說，要依靠一個他無法控制的組織，這是多大的災難。他決心把新沖鋒隊變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鋒會’立即接受他的領導。羅姆明目張膽地施加壓力，遞交了辭去‘前鋒’的職務的辭呈，並要求元首書面承認他這一行動。羅姆等了一陣，等不到希特勒的答覆，遂再次致函於他。

在信函中說到了‘為了紀念我們在一起共同度過的美好而困難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寫道‘我趁此機會對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謝，並請求你勿將我排斥在你個人的友情之門外’。

由於再次未得到答覆，羅姆遂於翌日宣布正式辭職，退出政壇。希特勒用沈默的辦法，迫使羅姆成為無黨派人士，並退出了‘前鋒會’，而他自己則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標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滿活力的沖鋒隊。

希特勒個人的夢想至少有兩個已得到實現。

首先，他我送給了他一輛紅色的新‘麥塞蒂斯’，他乘坐著它，與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亞鄉間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

其次，他在山村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個輔助總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讚嘆不已的地方養神和尋找精神刺激。簡樸的生活令他迷戀，他常穿起皮褲外出散步。

我建議希特勒趁演講遭禁之機到國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個月時間便可走遍美國、法國和英國。當然，還可以去中國看一看。

我自己掏腰包，幫他出版了在監獄裏由阿道夫·希特勒口述，我為之記錄的那本書。

他的著作第一卷在慕尼黑問世了。根據我的建議，書名被改成《我的奮鬥》。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萬冊。但出版時以及此後，《我的奮鬥》卻遇到批評，被認為寫得很糟，既華而不實又過於誇張，讀起來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奧·阿爾吉爾的小說。

甚至連它的副標題‘算帳之時’也是小說式的。即使如此，對一個青年個人政治信念的第一人稱式的詳盡闡述，卻也使讀者洞察了席卷德國全境的人民運動的浪潮。

自出獄以來，由於忙於黨的政治事務，希特勒的反猶謾罵暫時被掩蓋了。這本書是闡述這種感情的渠道，而他也將這主題發展到了新的高度。他開誠布公地講明，他個人生活及其政治生涯的中心就是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恐懼。

在描述他在帕斯瓦爾克雙目失明那一章的末尾，他提出了挑戰：‘對於猶太人，除了給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不是、就是外，無可討價還價的。不過，我決心做個政治家’等。

由於德國種族主義在軍隊的增長，《我的奮鬥》的有關章節在軍隊中受讚賞，而本書的作者就是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的化身。”

在這次記錄的最後一行，陳昱這麽寫道：

“1925年年底，我接到了來自國內的命令，中華民國大總統蕭天，誠摯的邀請阿道夫·希特勒訪問中國，對於中國和阿道夫·希特勒來說，一個巨大的機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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