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他頭上吃了幾棍，昏暈了過去，醒轉來時，身邊有許多金銀首飾，說是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又有人在他竹籮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銀和銅錢，於是將他送進知縣衙門。賊贓俱在，他也分辯不來，給打了幾十板，收進了監牢。

本來就算是做賊，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給關了兩年多才放出來。在這段時期中，他父親、母親都氣死了，他的未婚妻給財主少爺娶了去做繼室。

他從牢裏出來之後，知道這一切都是那財主少爺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邊的尖刀，在那財主少爺身上刺了幾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財主少爺只是受了重傷，卻沒有死。但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師爺和獄卒，想將他在獄中害死，以免他出來後再尋仇。

他說：“真是菩薩保佑，不到一年，老爺來做丹陽縣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說的老爺，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來是“美”字輩，但進學和應考時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滄珊，故鄉的父老們稱他為“滄珊先生”。他於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戌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

鄧之誠先生的《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這件事：

“天津條約許外人傳教，於是教徒之足跡遍中國。莠民入教，輒恃外人為護符，不受官吏鈐束。人民既憤教士之驕橫，又怪其行動詭秘，推測附會，爭端遂起。教民或有死傷，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挾，勒索巨款，甚至歸罪官吏，脅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須革職永不敘用。內政由人幹涉，國已不國矣。教案以千萬計，茲舉其大者：“……丹陽教案。光緒十七年八月……劉坤一、剛毅奏，本年……江蘇之丹陽、金匱、無錫、陽湖、江陰、如臯各屬教堂，接踵被焚毀，派員前往查辦……蘇屬案，系由丹陽首先滋事，將該縣查文清甄別參革……”（《光緒東華錄》卷一〇五）

所謂“參革”，“參”是“參劾”，上司向皇帝奏告過失，“革”是“革職”，皇帝根據參劾，下旨革職。我祖父受參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如果遵命辦理，上司非但不參劾，還會保奏，向皇帝奏稱我祖父辦事能幹得力，便可升官。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回報上司：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湧而上，焚燒教堂，並無為首之人。跟著他就辭官，朝廷定了“革職”處分。

我祖父此後便在故鄉閑居，讀書做詩自娛，也做了很多公益事業。他編一部《海寧查氏詩鈔》，有數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後來都成為我們堂兄弟的玩具）。出喪之時，丹陽推了十幾位紳士來吊祭。當時領頭燒教堂的兩人一路哭拜而來。據我父親、叔伯們的說法，那兩人走一裏路，磕一個頭，從丹陽直磕到我故鄉。丹陽雖距我家不很遠，但對這說法，現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時候自然信之不疑。不過那兩人十分感激，最後幾裏路磕頭而來當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時候到臺灣，見到了我表哥蔣覆聰先生。他當時是故宮博物院院長，以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學是同班同學。他跟我說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讚揚。那都是我本來不知道的。一九八一年，我去丹陽訪問參觀，當地人民政府的領導熱誠招待，對我祖父當年的作為認為是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人民利益的功績，當地報紙上發表了讚揚文章。

和生說，我祖父接任做丹陽知縣後，就重行審汛獄中的每一個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兇，確是事實，也不便擠放。但如不放他，他在獄中口後一定會給人害死。我祖父辭官回家時，索性悄悄將他帶……來，就養在我家裏。

和生直到抗戰時才病死。他的事跡，我爸爸、媽媽從來不跟人說。和生跟我說的時候，以為他那次的病不會好了，連說帶哭，也沒有叮囑我不可說出來。

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裏。《連城訣》是在這件真事上發展出來的，紀念在我幼小時對我很親切的一個老人。和生到底姓什麽，我始終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當然不會武功。我只記得他常常一兩天不說一句話。我爸爸媽媽對他很客氣，從來不差他做什麽事。他在我家所做的工作，除了接送我上小學之外，平日就是到井邊去挑幾鉺井水，裝滿廚房中的兒口七石缸。甚至過年時做年糕的米粉，家裏也到外面去雇了人來磨，不請和生磨。

這部小說寫於一九六三年，那時《明報》和新加坡《南洋商報》合辦一本隨報附送的《東南亞周刊》，這篇小說是為那周刊而寫的，書名本來叫做《素心劍》。

一九七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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