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個文件的機會主義思想，正順應了國人的功利主義心態，特別是蒙蔽了一些經濟學家和經濟人的眼睛。

一些經濟學家辯護說文件只是重覆了法律規定，關於這一點，頭腦清醒的法學家的眼睛是無法蒙蔽的。

因此，一號文件就很可能在國內開出惡劣的頭兒，導致原罪論泛濫，導致不查便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的法制混亂。從此，中國民營企業家就沒有了好人，都是天生的罪人。

這樣的結果，就是讓民商在具有原罪帽子的基礎上，隨時都可以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對其財產予以剝奪，或進行所謂的贖買。

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說，典型地體現了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在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困境，這種困境是一種四面楚歌的局面。第一面楚歌是官僚階層，第二面楚歌是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第三面楚歌是跨國資本，第四面楚歌則是不明真相的工人階級。

就象自古以來的傳統一樣，當今國內的真正民營企業家們所面臨的第一重壓迫仍然是官僚階層。在官僚階層面前，民營企業家們永遠是被壓迫在底下的，其喘息的空間需要官僚階層賦予，其喘息的規則需要官僚階層批準甚至制定。

在集權體制之下，民營企業家們是官僚階層首要控制的對象，一方面需要其生存、發展，為自己的政績增光添彩，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其壯大到具備平等對話的力量，威脅到自己的手中特權。

因此，在政策上面，總是一方面鼓勵其發展，另一方面又執行歧視政策。

這份兒文件從善意方面來說是清官舉動，是鼓勵民商發展，但這鼓勵是在給民商戴了原罪帽子下的鼓勵，是從根本上把民商置於了死地。

可以想象，官僚階層在吸引外資時，是斷斷不會給外資先戴一個資本主義原罪帽子的。可是為什麽對民營資本就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呢？至少在今天的國內，在市場機會方面，是寧予外資不予內資，寧予權貴不予民間，民營企業家們始終是被壓在資本的最底層。

“其實，嚴格地說起來，我不能算是民營企業家。”範無病對老爸範亨說道，“因為有你的關系，我可以劃到官商中去，因為資本主要是在海外，起家也是在海外，所以我也可以算是跨國資本，再加上我本身的影響力已經讓整個高層感到頭痛卻又無可奈何，所以我也算是權貴資本，如果再算上我的私人武裝什麽的，說我是黑霸資本也不為過。”

範亨笑著搖了搖頭，心裏面知道是兒子對於這件事情有很明顯的傾向性態度，所以才這麽激動不淡定，事實上，範氏投資集團充其量也就是算得上一個跨國資本而已。

至於說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什麽的，純粹就是洩憤的說法罷了。

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是國內的三種特權資本。

官商天然地被賦予了特權，這種特權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既是商，又是主管行政機構、市場裁判人；二是天然、強制的壟斷地位和權利；三是背靠財政和金融的資金無限輸入；四是司法保護。

民營企業家們獲得與官商競爭的機會，是受了官商的恩賜，自然也就不會有真正競爭的能力。權貴資本有時用官商牌子，有時用民營企業家的牌子，有時用外商的牌子，根本則在於其深厚的官僚背景，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們缺乏他們所有的貴族血統，人格卑微，自然也只好低人一頭。

至於說黑霸資本則通常是一方土地，在土地之外無所發揮，但在土地之內，號稱老大。當然，這老大不會對官商、權貴趾高氣揚，該呼爹叫媽就呼爹叫媽，該稱兄道弟就稱兄道弟，但欺負欺負無背無景的民營企業家們和老百姓們就是足夠了。

當今商場內，炫耀白道黑道通吃已是風氣使然，正是這一層壓迫的具體表現。

跨國資本是中國真正民營企業家的第三重壓迫，跨國資本憑借自己祖國的國際政治力量，在中國沒有過多的政治顧慮，既能受到官僚階層的充分尊重，又能對中國政府施加影響甚至壓力。

至於對中國的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他們該尊重時尊重，該排擠時排擠，該合作時合作，從長遠角度說，中國的官商、權貴資本、黑霸資本的非市場化細胞決定了他們並不能成為跨國資本真正的市場競爭對手，跨國資本真正的市場競爭對手是中國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們。

但是至少從近期看，中國民營企業還太年輕，太幼稚，在跨國資本面前只能處於弱小者地位，對於對方的傾軋，沒有絲毫的還手之力。

隨著中國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大規模衰退和解體，雖然有外資大量湧入等因素緩和就業形勢，但是，中國的就業將主要由真正的民營企業家們即普通的私人資本承擔。

從產業結構看，勞動密集型產業、普通服務業等是民營企業家們的天地。從資本規模看，民營企業家們也集中在中小型企業層次。從技術含量看，那些粗放型產業也是民營企業家們為主體。

正因為如此，國內工人階級特別是低收入工人階層、城市貧民和農民工們，所接觸的資本主要就是普通民營資本。這樣，民營資本就站在了面對工人階級的第一線，他們在與工人階級的雇傭過程中，既有互相依賴、共同生存的一面關系，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越來越多的沖突。

在左傾思想有著巨大精神市場的國內，再給民營資本加上一頂原罪帽子，工人階級在對整個社會的生存抗爭中，首要矛頭自然會被較多地引向普通民營資本。

“民營企業，不過就是權貴的一塊兒遮羞布而已，用過之後就扔，需要再用的時候，再弄一塊兒就是了。”範無病在經歷了這麽多事情之後，終於看透了這個問題。

範亨搖了搖頭，沒有說話，這種話題實在是不宜討論。

商業的傳統，向來就有官商與民商之分。

中國的民商古來有三種：官僚辭官後或官僚親系人員利用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本非官僚及其親系人員，但與官僚及其機構結成同盟，借助於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與政府無大瓜葛的真正的民商。

古代由於官僚機構通常只設置到縣一級，因此，日常的商業活動基本是由真正的民商作為主體。很典型的是瓷器生產，有官窯、民窯之分，官窯雖然質量高尚，但數量很少，有時甚至只能滿足皇家消費，是民窯滿足了國內基本需求。

隋、唐的揚州，宋、元的泉州，明、清兩朝蘇州的繁榮，依靠的便是真正的民商。

當今的國內，由於對生產和貿易進行著普遍的管理，因此，民商的生存和發展便受到了極大的約束。

現在即使開個小飲食店，也要與工商、稅務、衛生、治安、街道或鄉鎮政府、居委或村委等建立合作關系，這種合作即使不是名義上的，也逃不過最起碼的私下運作，比如，要搞定收垃圾費的老頭、老太，要搞定聯防隊員，要搞定城管隊員等等。

自古以來，真正的民商的貢獻，是開拓並支撐了海外貿易。

在社會全面的官僚統治之下，真正的民商可能求得一時繁榮，但沒有長期出路，而且其原始積累和成長非常艱辛，就如從巨石下鉆出的草木，終於見了陽光，究竟不成大材。

因此，特別在東南沿海一帶，不少真正的民商便向海洋尋求出路，以逃避官僚機構的壓迫。即使海禁時期，這種活動也並沒有停止。

總而言之，官商與民商的對抗，一直就是存在的，或者也可以理解為官僚與草民的對抗。

但是不管怎麽樣，河北在這件事情上的行為，顯然已經超出了高層的心理承受能力了，範亨不能夠坐視此事向不可控制的方向發展。

於是在常委會上，他就專門提出了這個問題，“此風不可長。”

與會的幾位常委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認為河北在這個問題上開了一個壞頭兒，其用意不問可知，而且有一位常委也表示，自己接到了一些關於河北方面領導在一些事情上的違規違紀問題。

“這是要好好地查一查的，看看問題究竟在什麽地方。”一號首長表示道。

新舊領導人此事正處於交接轉換期間，等到兩會一過，就算是正式交班了，而有一些領導職位，此時已經開始過渡了，因此不論是新領導集體，還是老領導們，此時對於這個問題都比較重視，認為在這個敏感時期，河北方面搞出這麽一件事情來，實在是有些渾水摸魚的嫌疑了。

但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邊兒的河北一號文件事件還沒有徹底解決，那邊兒又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的爭論，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有一次被頂到了風口浪尖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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