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範亨和範無病父子的構想當中，是要將能源部打造成一個超級大部委，所有涉及能源利用和能源規劃以及能源生產的部分，全部劃歸到這個超級大部當中，即便是權限很大隨著入世之後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也被納入其中。

之所以要這麽做，也是基於大能源產業的一種設想，同時為了符合高層的裁剪政府機構人員的需求。

國內的環保產業發展比較緩慢一些，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各地在推進環保市場化改革中摸著石頭過河。

以水務建設項目招商引資為代表，八十年代末期，一些城市開始了水務投資改革，城市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擔保，獲得政府間貸款或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在這一輪引資中，涉及主要大城市的一百多個項目，但引資未涉及產權關系。

在中央禁止城市政府參與擔保等直接融資行為之後，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第二階段投資探索，外資開始以合作經營並且保證固定回報的形式投資城市水廠項目（基本不包括城市管網），同樣回避了產權關系的明晰問題，只是明確了投資回報。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了以大量的BOT方式為代表的第三階段改革探索，BOT針對單個新建項目（主要是水廠項目），放開了一定期限的有限產權，實現了項目的有效融資，但是回避了城市水業的原有資產的產權處置。

隨著城市水務企業改制的全面展開，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資產出資人職能的分離，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後，水務企業的產權改革真正拉開帷幕，上海、深圳、三亞等城市水務企業的部分股權轉讓，標志著水務行業市場化進入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階段。

兩千零一年底，國家計委發出了《關於印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幹意見的通知》，指出要逐步放寬投資領域，除國家有特殊規定的以外，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投資進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

這個《通知》的出臺，標志著特許經營模式得到認可。

去年年底，建設部出臺了《關於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要求以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為動力，以確保社會公眾利益，促進市政公用行業發展為目的，加快推進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采取獨資、合資、合作等多種形式，參與市政公用設施的建設，形成多元化的投資結構。

總體而言，範亨和範無病父子還是借鑒了一些國外先進經驗，將環保總局所統轄的一些權力，上升到國家能源這個地位，尤其是對於水資源這樣的特殊能源，提到了一個相當高的位置上，而環境保護這個話題，本身就是同有效利用能源，節能減排分不開的。

只要是組建了新的大能源部，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統籌解決，而不需要像現在一樣繼續扯皮，管不了事情。

“可是如果要這樣的話，一九九八年才升格為國家環保總局的機構，豈不是有一次需要面臨解散？沒有環保總局的牌子，這讓老百姓如何看待？”也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見。

現在的環保總局，是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災之後，才升級為總局規格的，當時的考慮，估計也是看到了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才有了這個決定。

範亨立刻對此做出了答覆，“國內的很多工作，都是有很明顯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端的，並不是說掛上一塊兒環保總局的牌子，把規格升級為總局，就能夠搞好國內的環保工作了。事實上，名義上的改變無濟於事，從環保局到環保總局這一改變，並沒有給國內帶來多少實惠，投入與回報是嚴重不成比例的。就我個人的意見而言，這樣的事情還是少做為好，關鍵還是要從實質上解決問題。構建大能源部，將環保總局的權力整合進去，使得能源利用、管理及規劃、產出融為一體，這更有利於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

這話讓有些人聽了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也挑不出什麽毛病來，一旦這個事情有人說開了之後，也就是那麽一回事兒，這就跟有一個時期出現了“人民XX為人民，辦好XX為人民”的宣傳口號一樣，滿大街都是刷的這種標語，但是不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依然如故，一個個依然跩得跟大爺似的。

由此足以看得出來，想要做好環保事業，也並非是將環保局升格為環保總局這麽簡單的事情，行政級別的提高對於幹工作並沒有什麽實際的影響力。

而且還有一點，環保總局除了罰款之外，並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綜合治理辦法，因此環保總局的出現，除了被人所詬病之外，實在是對於環保事業毫無意義。

過去的六年中，國內的環保執法監督和汙染治理力度是在不斷加大，環保投入明顯增加，公眾環境意識顯著提高。

但是，政府在環保事業上承受了比較多的壓力，而企業為了減輕負擔而逃避責任，也影響了環保事業的正常發展。如果不能夠盡快建立起現代環境管理模式，促進中國環保事業的健康發展，那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內就提出了環保要走市場化道路，但是，適應市場經濟的環保模式到底是怎麽樣的呢？對於這一點，國內一直沒有搞懂。

環境問題的產生是有它的經濟根源的，這就不可避免的決定了經濟活動介入環保事業的可能。通過創新經濟制度，如價格與產權制度等，促使汙染、破壞環境資源者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選擇有利於環境的生產經營方式，依靠技術進步和清潔生產技術，提高經濟生產效率，改變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減輕人類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

而現有的環保運作方式，單方面強調政府行為，只註重投入，不註重產出，忽視了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使環保事業缺乏經濟效益，從而加深了環保與發展經濟的對立，阻礙了環保事業的發展。

要解決環境問題，就要建立包括政府政策在內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各種環境管理制度，拋棄以往單方面依靠政府直接命令控制管理的做法，采用經濟手段，通過市場政策管理，建立多元化的投資體系，以市場化的手段分配各汙染制造者的環境投資份額。

國家有必要負責一些工藝性很強的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跨地區的汙染綜合治理以及環境管理與監督，為企業的清潔生產提供尖端技術，並通過指定環境政策、法律法規、管理制度和環境規劃等約束汙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在對待企業的環境投資方面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如對環境投資項目的貸款利率等實行優惠政策等，引導、激勵企業和社會共同保護環境。

“環境保護應由過去的政府行為轉變成一種由經濟利益機制驅動的市場行為和企業行為。采用經濟制度可以使企業選擇最小成本的治汙技術，具有交費的靈活性，促使企業減少比標準要求更多的汙染。建立有效的成本選擇機制，進行環境汙染防治，直接削減產生的汙染，並降低成本，樹立企業良好形象，達到環境與經濟雙贏的效果。”範亨表示道，“這種機制在日本已經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國也應該實行排汙總量收費制度，通過排汙收費大於治理費用的辦法促使企業采取汙染防治措施，選擇清潔生產道路。此外還必須強化企業環境管理的制度建設和實施力度，使企業在產業汙染防治中形成自律性環境管理行為。發展環保產業，促使企業選擇清潔生產方式，不僅能從企業角度治理汙染，還可以從消費方向上引導個人環保行為，如選擇綠色包裝，減少浪費等。”

不管怎麽說，為了達到有效的監管和治理，環保事業只有同大能源部設想結合到一塊兒，才有可能減少資源浪費，同時統一到一個總領全局的範疇內，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而這種做法，那可就是如果你環保部達標，那就是從源頭上直接把你切掉了，沒有環保，就沒有能源，權力監管握於一手，對於企業是有生殺予奪的能力的。

“看一看環境在二十年中的惡化，我們應該清醒一下，不能只考慮個人的一點兒利益，考慮到減少幾個部級副部級會惹來多少麻煩，而是要看看這個國家究竟需要什麽？”範亨非常尖銳地提出，“如果這種情況不立刻改變，自然的反噬是非常厲害的，二十年後，我們將沒有能源可用，生存的空間也將不再適合於人類居住！GDP的增長不過是一種假象，玩弄資本運作手法，可以隨意控制它，但是能源和環境的惡化，卻是實實在在的，我們誰也不希望退休之後，只能去國外養老吧？現在的不作為，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犯罪！”

散會了之後，就有些人竊竊私語道，“範副總理的脾氣可是越來越大了，而且言辭犀利，直指問題本源，比朱老板猶有過之。”

“人家說的確實是實情，不過我自問沒有膽子直接提出來。”也有人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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