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昌選擇定居大陸，也是有其考慮。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臺灣的投資環境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使得王榮昌這種家大業大的企業家感到了一些危機，再加上大陸投資的增速遠高於臺灣島內，使得他產生了移居大陸的想法，至於說在民進黨那邊兒受的閑氣，不過是趁機置身事外的一個借口而已。

臺海關系發生重要變化的是兩千年，在這一年裏，臺灣進行了首次政黨輪替，原先執政的國民黨在臺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敗給了成立僅十五年的民主進步黨，失去了政權。

而民進黨的阿扁政府執政之後，在其任期內，以意識形態掛帥，持續不斷地挑釁對岸的大陸當局，並在經貿議題上不斷設置障礙，引發了兩岸之間一觸即發的危機態勢，嚇阻了眾多的投資者，並且，當前的國際各大政治經濟刊物都把臺灣視為極有可能的沖突爆發區。

實際上在阿扁當選為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後，大陸和國際社會都對他有所期許。

在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理念支持下，扁政府拋棄了李登輝時期戒急用忍的大陸經貿政策，制定了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經貿政策，從而使他在第一任期內的民間支持率有所提升。

尤其是去年年底臺灣和中國大陸同時加入WTO，陳水扁便在今年年初公布了加入WTO兩岸經貿政策調整執行計劃，進一步放寬資本技術型產業向大陸的投資限制，同時，也向大陸開放島內的投資市場，比如毛巾、大閘蟹、紡織品、服飾，甚至是房地產等等，都可以有條件地進入島內。

這項政策的轉變促使臺灣的高新技術產業如IT產業鏈的最低端產品、PC零部件、監視器等周邊產業、手機制造業等低端產業向大陸轉移。

與此同時，樂觀看待兩岸關系的投資者也開始紛紛進入臺灣，希望瓜分臺灣經濟迅猛發展的利益所得。

但是最近一個階段，為了避免臺資企業過度沈浸和依賴大陸市場的溫床，確保臺灣經濟的主體性，以及重新詮釋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國際化思維，扁政府將原先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對大陸經貿政策轉變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強化管理的責任。

這一政策轉變下，臺灣農產品將不再大規模輸往大陸，這也直接影響了臺灣農民的生機和生計，導致中北部農村選民拋棄了民進黨政府，扁政府的這一政策轉變使得臺灣陷入被全球化經濟邊緣化的危機。

在範無病看來，阿扁政府的這一番做法，其實是殊為不智的。

依據國際投資理論，當對外投資越多，海外子公司回購與回銷的比例也會越大，這與李登輝時代的臺資赴大陸投資狀況相符。

但近幾年，大陸地區臺商的零組件與半成品供應來源中，臺灣的產品接近五成，使得大陸成為臺灣外匯順差的最大來源，這也成為兩岸經貿失衡的誘因。

而大陸回銷的原材料、零組件與半成品也有助於臺灣企業在本土加工這些高科技產品時降低營運成本。

但是，扁政府限制臺商赴大陸的投資將使得臺資無法由大陸獲得低成本的原料，從而失去在國際市場營銷的競爭力。

以臺灣所累積的技術、管理能力和國際化程度，以及與大陸之間語言、文化、距離等優勢，尚能吸引其他歐美企業與臺資合作，共同在大陸設置生產基地或者開拓市場，而臺灣政府卻一再阻撓臺資的投資金額上限，使得歐美企業能直接拋離臺灣而直接進入大陸市場，使得臺灣島內的有識之士在這過去的幾年裏一直存在著臺灣被邊緣化的危機意識，失去了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機會，更打擊了企業根留臺灣的信心。

正因為如此，國際上的投資者們也紛紛調低了對於在臺灣投資效果的預期，這更加重了臺灣被邊緣化的危機。

被邊緣化的感覺是非常不好的，這也就意味著臺灣失去了很多發展的機會。

臺灣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曾經針對島內外的投資者對臺灣投資的意願進行過調查研析，發現有一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海內外投資者對臺灣投資環境的預期效應，比如說兩岸政治關系的穩定程度、臺灣政府的黨派色彩和政治對企業的幹預度、臺灣政府對大陸經貿政策的開放程度、島內的產品市場需求狀況以及人才的可獲得情況等等。

從這些因素的輕急緩重中可以看出，兩岸政治經濟的穩定程度其實深刻影響著投資者對臺灣整個投資環境的預期和信心。

三通直航與否，更影響著投資者對於將貨物往返臺灣所耗費的成本考慮，因為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大陸，為全世界各個地區生產著低廉物美的商品，作為深加工、物流運輸以及研發設計中心的臺灣，每次將貨物從大陸地區回購或者返銷臺灣時所耗費的運輸成本必須要謹慎考慮，而包機直航與否便是深刻影響投資者成本的主要因素。

至於島內本身的稅率、土地獲得難易程度、優質人才供給能力、產品消費能力、法律法規限制程度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這些都是屬於政府與民間方面與投資者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的妥協之處，都是在島內就可以商量解決的事，這就要看看執政的政府是否具有經濟頭腦，是否用意識形態掛帥來深刻幹預經濟事務，是否心胸足夠寬闊從而認識到兩岸政治經濟關系的穩定與否決定著島內經濟發展的前途和命運，以及是否具有國際觀和國際思維因而能夠找尋到影響外資投資臺灣的那些關鍵因子。

認真地說起來，一個具有大智慧的執政者，應該看到決定本土投資環境的優劣與否的最關鍵因素是什麽，而不是本末倒置地強化枝節因素的加持和完善，以至於忽略掉起決定性的因素。

臺灣的投資環境受到兩岸政治關系的影響以及島內執政者黨派屬性的感染，這一點使得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這一個效應發揮到了最大化的效果，以至於兩岸政治情勢的忽微變動以及島內政治局勢的風吹草動都會極大影響臺北股市加權指數的陡升或者急跌，也會影響到外資對臺灣投資環境的每一項評級，更會影響到島內民眾對於臺灣未來的信心以及考慮是否舉家遷離臺灣的決定。

就比如說王榮昌這樣在島內有重要影響力的企業家，此時都居家遷來大陸定居，就很能夠說明問題了，至少也能夠說明阿扁政府的不得人心，阻礙了他們這些島內工商業同行們的發財之路，以至於鬧得怨言紛紛，人心背離。

去年，作為王榮昌最為關心的臺灣島內芯片業的產值，比前一年減少了近三成左右，大約一百六十億美元的樣子，落到了韓國的後面。臺灣的芯片代工供應量已從兩千年占全世界供應量的百分之七十七下滑到了百分之七十三，這表明它正在日益開放的祖國大陸面前失去往日的低成本優勢。

而一些資料也表明，全世界需求的低靡是去年臺灣芯片業不景氣的主要原因。全世界芯片設計商和集成器件制造商的銷售額狀況不佳，導致了臺灣芯片代工供應商的生產能力利用率降低，而供大於求是造成臺灣內存行業不景氣的主要原因，內存芯片一向是臺灣整個芯片行業的重點，能夠占到四分之一的市場份額，所以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由於芯片業的整體前景依然較弱，一些研究機構也判研，今年臺灣這部分市場將只能出現小幅增長，而不會取得太大的成就。

但是促使王榮昌迅速做出決定遷居大陸的原因，卻是還另有隱情。

在之後王榮昌跟範無病的私下交流中，王榮昌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臺積電的張忠謀打算進軍大陸市場，建設一座八英寸晶圓廠。

“張忠謀？”範無病楞了一下，似乎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耳熟。

“就是臺積電的老板嘛——”王榮昌對於範無病不熟悉張忠謀，倒是沒有什麽太大的意外，畢竟範無病一向是致力於高端路線的，對於臺灣島內的事情並不是很了解，因此他也不介意向範無病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說張忠謀是臺積電的老板，似乎還有些不大妥當，但是張忠謀是臺積電的創始人，那就沒有人會反對了，事實上，張忠謀此人在臺灣島內的芯片產業中，早就有了重要的地位。

“臺積電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晶圓代工廠，有很多投資人投資臺積電賺到不少的財富，我在五年前買了大約四百萬新臺幣的臺積電股票做長期投資，現在的市值差不多也有三億新臺幣了，由此可見臺積電是一家很成功的企業。”王榮昌對範無病說道，“去年一月底的時候，已經七十歲的張忠謀和相戀十五年，小他十多歲的張淑芬小姐結婚，在島內也成為非常轟動的消息。”

“哦——”範無病點了點頭，心想顯然這位老頭兒也是個很有趣的人物，“這麽說，你是擔心張忠謀來大陸發展，搶了你的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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