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龍年的政府最大力度的工作，應該就算是反腐了，而這方面也確實狠抓了一大批典型，並且懲處力度也很強，大部分人都伏法了。

在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中國經濟迅速騰飛之時，也是中國向官員腐敗重拳出擊的一年、中國司法體系深化改革的一年、中國司法機關加大執法力度的一年。今年國內的反腐敗鬥爭可以說是波瀾壯闊，高潮疊起，有聲有色。

中紀委在年初研究部署今年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時，一號首長就明確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要求，特別強調對敢於無視法紀、違法犯罪的幹部，必須用重典。不論是誰，不論職務多高，該受什麽處分就給什麽處分，該重判的堅決重判，該殺的堅決殺，決不手軟。

恐怕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這話時在走過場，但是這大半年都過去了，一路殺下來的貪官們，確實夠得上絕不手軟了。

除了官職最大的成克傑之外，龍年反腐第一槍是打在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的身上的，短短四年多的時間裏，胡長清暴斂錢財七百餘萬元，高峰時期日進三萬元。

貪官愛錢不愛命，頂風作案，照貪不誤，就照斃不誤，有道是刀快不怕脖子粗，之後幾個月中連續響起的槍聲，就昭示了中央懲貪的決心。

安徽第一貪周繼美是原阜陽市長肖作新的夫人，一副白面書生模樣的肖作新在安徽阜陽的口碑尚好，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玩女人，還是一個大孝子。然而，誰又能料到，就是這位阜陽一千三百多萬人口的父母官，竟在五年裏聚斂了兩千多萬元的財產，其靈魂蛻變的速度令人驚訝。

當然，這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有一位賢妻。

每一位成功男人背後必有一個女人，每一個貪官的背後也必有至少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與眾不同的是胃口特別大，僅僅是旺夫已經不能使她滿足了，所以就需要做點兒別的事情。從審判結果看來，她的罪行要比丈夫嚴重得多，除了貪汙受賄，還非法倒賣土地。

廣西巨貪李乘龍只是一個縣級市的市委書記，任職期間每天的收入不下萬元。被捕時，李乘龍視為命根子的兩個小小的、兩尺見方的密碼箱中，其票據、憑單、房產證等價值竟超過了一千五百萬元。

令人驚心的是，李乘龍一案提出蘿蔔帶出泥，直接間接牽出了一大批人員，其中就包括李乘龍的直接上司，很顯然，失去制約的權力帶來的必然是普遍性的腐敗，監督、管理也就處於真空狀態了。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巨貪蘭一克，他可以算是巨貪中的技術型選手，他利用經辦非貿易企業留成外匯計算、審核工作的職務之便，采取塗改外匯買賣統計卡、改變單位名稱和加大外匯金額的手段，騙取外匯額度賣出，巧取公款一千多萬。

尤其是在他破解了單位的會計密碼後，將四川省科技交流中心帳戶上的外匯額度餘額由零虛增為五百八十萬美元欲賣出，被單位覆核時識破。

而浙江的朱華光年僅三十多歲，被捕前是寧波中拓建設有限公司總經理，可以說是年輕有為，他利用職務之便，采用虛開材料發票入賬或者直接轉賬的方法，先後套取現金共計人民幣九百多萬。

仕途上春風得意的朱華光如何會自甘下流，變成瘋狂的貪汙犯？監管制度的漏洞恐怕是慫恿其迅速墮落的因素之一。面對唾手可得的巨款，想叫貓兒不吃腥，顯然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實際上虛開發票的作案手段並不高明，但卻屢屢得逞，不能不說這裏面有制度上的原因。老話說得好，籬笆紮得緊，野狗鉆不進，遏制腐敗，顯然是要從監管上想辦法，光是槍斃是不管用的。

畢竟在巨大的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子彈又算老幾呢？抓住的是少數，抓住了定了罪的更是少少數，而抓住了定罪了並且槍斃了的，那就是鳳毛麟角了，跑掉的和沒被抓住的才是大多數，這樣的幾率，這樣的低成本腐敗，顯然是會對大部分人產生強烈的刺激和吸引力。

在國內改革發展的道路上，出現腐敗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客觀方面講，由於國家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體制、監督制約機制在短時期內還比較薄弱，行政行為、企業行為和市場行為在短時期內還沒有得到嚴密規範和有效約束，民主和法制建設在短時期內還難以完善，這就使腐敗有了滋生蔓延的條件，使腐敗呈現常見多發的狀態。

從主觀方面講，至今仍有不少地區和部門把發展經濟與反對腐敗對立起來，一手硬一手軟，沒有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和部署，以致原本經過主觀努力能夠抑制的一些腐敗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滋生蔓延了。

從年初到現在，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已經查結案件十三萬四千多件，受處分的縣處級幹部四千多人，地廳級幹部三百多人，省部級以上幹部二十一人。

一年內查處這麽多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說明如今國內的反腐敗鬥爭的力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並不能說中央沒有動真格兒的。

不過範無病在跟梓琪談到這些案例的時候，顯得有些不以為然，“懲治貪腐使用重典，當然沒有錯兒，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群眾監管，在某些地域的官員們，現在就跟土皇帝們差不多，黑白兩道通吃，據說雖然中央設置了舉報人保密制度，但是實際上這項制度聊勝於無，有八成以上的舉報人都遭到了打擊報覆。國內也應該學一學類似於香港那樣的證人保護制度，否則誰還敢舉報啊？指不定哪天就被人家給滅口了！”

“沒有那麽恐怖吧——”梓琪有些吃驚地問道。

“怎麽能沒有？”範無病搖了搖頭道，“只不過是你不大註意罷了，內參上面很多這樣的事情的——”

不過除了這些事情之外，範無病對於西部大開發也是比較關註的。

站在新世紀門檻上，每個中國人的感觸都有不同。

今年的人均GDP達到了八百五十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二十一年前鄧公提出的小康目標，但各個地區的發展並不均衡，比如說深圳人均達到五千美元，而四川只有五百一十美元，貴州只有兩百八十美元。

“讓一部人先富起來，讓沿海先發展起來，是前二十年制定的發展戰略，中國的沿海地區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為世界工廠，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範無病有些感慨地對梓琪說道，“可以這麽說一句，人類所有階段的生產力形態，在中國都可以找到，大城市在推行信息化，進入E時代，而在西南深山，尚有刀耕火種的原始生產。”

其實不僅是東部與中西部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在進一步地拉大。

先富起來的農民，不少人都遷往城市，農村和農業持續承受著人力資源和資金的凈流失。戶籍制度的存在，使農民成為實質上的二等公民。

鄉鎮提留，農業稅，多數用於供養鄉鎮政府的冗員，小水利垮了，農村醫療垮了，沈重的稅費，種地虧本，農民再無積極性，任由土地荒蕪，以至於今年開春，全國農村合作基金會全部關門歇業，農村金融服務出現了空檔。

而今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示，大陸人口為十二億六千多萬。

雖然說人口問題被控制住了，但另外一些問題又暴露出來了，一個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大，中國進入了老年型社會，未富先老，多數人沒有社會保障，如何養老成了大問題。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基尼系數跨越了零點四的國際警戒線，這也意味著貧富差異在中國，已超過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同時逾越了社會容忍的限度，也就是說中國的大多數人口，生活在全國平均線以下，只能說勉強溫飽。

“如今的中國，正被撕裂為兩部分，一個是口岸中國，一個是內陸中國。後者一直為口岸中國進入全球化大循環透支著自己，奉獻著自己的兒女，他們就是農民工，在現在農民工的數量已有一億以上。他們吃苦耐勞，沒有社會保障，其中百分之七的人傷殘，卻無法得到應有的補償。城裏人可以歧視他們，但誰都知道此時的中國，核心競爭力正是勞動力的價廉物美。”範無病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裏面有些濕潤。

梓琪心有所感，用手輕輕地替範無病擦著眼角，輕輕地說道，“乖，這不是你有能力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這確實不是範無病有能力解決的問題，雖然他很有錢，但是有些問題不是光有錢就可以解決的。

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也並非是範無病一個人，西部大開發開始布局，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十月召開的中央全會則提出全面小康的發展目標，僅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讓改革的成果為所有國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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