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法拘禁、眾怒、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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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法拘禁、眾怒、大火
被封在家裏已經半個多月了。我和萊吉姆相看兩厭。
起初說只是臨時管制幾天，盡管也不知道具體是誰說的。有層層外包的保安公司來看門。保安就坐在門口，條件很艱苦，吃喝住宿都在樓道，日結，一天換一班。我和他們聊過天，他們說，自己也不知道是哪個金主雇保安公司來的，他們也是從中介聽說這個活，就說來看門，坐著就行，可以玩手機，日薪4新幣。有人說要工作糊口，試圖沖出去，也被保安給攔下了。有人有急事，試圖偷偷給保安塞點錢，保安也只是拒絕。他不是不想收錢，可更不能放人，放人他就丟工作，而這年頭再想找個活幹可太不容易了。在外頭得給餓死。樓裏住了個律師，問他們是誰讓來封門的，有沒有通知或文件，保安說不知道，他也是被安排在這的，只有口頭通知。
不過他們也並非只有可憐，那天我通過窗戶瞄見，他們把一個偷跑出去買菜的年輕人按在地上打，又拖回他所住的樓棟裏去。我質問樓下的保安，他們為什麽要打人。他只是捏捏鼻子，說他也沒有動手，不是他幹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誰指使的這一切。『舊』工會利用底層的熱情創立了公司，轉過頭就繼續行剝削之實，還禁止“非法罷工”。紙包不住火，但槍確實能殺人。在他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血腥鎮壓了幾次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之後，不允許大家言說，管控也更加嚴格。為了禁止大家聲援近期新工會組織的抗議行動，甚至做出封門到戶這樣的荒唐事。這種針對幾千萬人的非法監禁，在歷史上也實屬罕有。
我和萊吉姆是在舊工會參加運動時認識的。在當時被叫什麽“革命伉儷”，現在想來實在有些好笑。他在革命成功後被分到一個小國企去管財務，總感嘆自己被“流放”了，覺得這樣的安排對不起他在運動中的貢獻。我則因為不齒他們暗地裏的一些分贓和剝削行徑，很早就退會了，現在還在廠裏工作，和新工會有一些“不明不白”的關系，很多這邊的動向也是我在幫忙傳遞的。萊吉姆時常會埋怨我，說我退會可能會影響他的升遷，他們會把作為妻子的我的行為看成萊吉姆的意思。這種觀念做派太前現代了，我不想理他們。
這樣的封控也就持續了7天左右，樓下的保安莫名其妙地消失，就像他們當初莫名其妙地來一樣。只有社區門口還有保安，分不清是正常值守還是奉命戒嚴。當然，也沒有人正式通知解封。
天太冷了。有人的工作單位只給發基本工資，當時是每月130新幣左右，想吃飽都難。好多人甚至已經失去了經濟來源，家裏也已經沒什麽吃的了。超市沒有開門，有人隔著柵欄賣菜，但價格都很昂貴，20多新幣才夠買上對付兩三天的素菜，實在讓普通家庭雪上加霜。工會的人收到消息，趁樓棟解封這兩天偷偷來賣低價菜，每人限量，兩三新幣就夠至少三四天吃飽，主食管夠，甚至稍微加些錢還能有肉菜。但她們經常被擡價賣菜的小販圍攻舉報，然後就有保安甚至警察來驅趕。囤積居奇惡意擡價的小販不抓，專門盯著工會的人不放，弄得大家正常買菜賣菜像打游擊一樣。每個樓棟開始自己建群，大家共享一些生活物資，省著些用，日子倒也過得去。
又是兩三天過去，大家對這種詭異的狀態甚至有些習慣了。反正暫時餓不死，但也很難想象這種詭異的狀況竟然出現在21世紀的此地。結果到了半夜，周邊總是傳來一些叮叮咣咣和滋啦滋啦的刺耳聲，吵得人睡不好覺。第二天起來準備出門，卻發現樓棟門口的保安又回來了，外圈更是用鐵皮包著鐵架子形成一堵鐵幕高墻，看來封控的決心比之前更甚。
往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可能是上頭的領導每天都有新的鬼點子蹦出來，封控的措施幾乎一天一個樣。當然也沒有看到任何文件。門口的保安倒是撤了，可能是實在怕憋出人命，但其他方面的措施又是層出不窮。到最後，他們恨不得連一樓的窗戶和消防通道都通通封死。
物資供應一直是個大問題。起初是完全沒有“官方”保供可言的。後來聽說其他小區有因此和保安、社區負責人發生流血沖突的情況，再之後就有了定時定量的“官方”保供物資。但是，這類物資都是經過社區負責人和保安的手層層發放的，因此就有不少人試圖從中敲詐一筆，把原本就少得可憐的物資高價出售，又是弄得民怨沸騰。原本，工會賣的低價菜可以基本補上需求缺口，可按現在這個情況，這部分物資也完全送不進來。
在大家已經快吃不上飯的當口，各種社交媒體、平臺一如往昔，充斥著歌舞升平、歌功頌德的無效信息。偶爾出現一些咒罵、曝光、求救之類的貼文，也是很快就被屏蔽刪除。不知道公司平時到底在信息監控審查方面投入了多少成本。
社區負責人組建的居民群裏更是已經快吵翻了。這個群起初是用來發布通知的，現在已經完全變成戰場了。家裏餘糧還足、沒有失業的人還在鼓動大家“相信公司”；貪墨保供菜的社區負責人們還在哭窮，表示自己已經忙了幾個晚上沒睡覺，特別不容易，他們吃飽飯的家人也在群裏頂著普通住戶的馬甲聲援；當然，也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對『舊』工會舊情不忘、死心塌地，哪怕不斷地受錘，也還是甘當排頭兵，頗有一種肉聯廠已經罐裝的香腸還魂盛讚工廠屠刀鋒利的幽默感。起初群裏少有人敢唱反調，即使是合理表達訴求，也很容易被扣上“反公司”甚至“外部敵對勢力”之類的帽子，然後很快被禁言或踢出群聊。但後面，隨著物資日趨緊缺，越來越多人開始在群裏對社區和公司破口大罵。有兩個法學生一直在列舉法律條文，說封控不合法，社區負責人非經授權無權決定封控，要求社區負責人出示相關材料，否則大家都可以無視措施自由出入，經常是把負責人逼得啞口無言，不得不頻繁禁言。其他人也受到鼓動，覺得自己的訴求受到了支持，紛紛在群裏表態聲援。
這中間還有些搞笑插曲。大家有理有據地在群裏表達訴求的時候，經常有頭像頂著紅旗、星星、花鳥魚蟲、仰角大頭頭像的人在群裏莫名其妙刷一些“克裏米亞是我們的”之類的話和貼子。可能是因為我們合理表達訴求與對公司的不滿傷害了他們的什麽懷舊的“民族感情”，讓他們直接把我們定性成現行造反派，於是就要發一些“偉光正”的貼子來清除我們的“負能量”吧。這種有些無厘頭的發言就連社區負責人都有點忍受不了，禁了幾個頻繁刷屏的老頭，引得更多忠誠的老頭跳出來對他們正義炮轟。要不是現在正封著，他們沒準還要沖進社區辦公室貼些東西批鬥。那勢頭可比我們猛多了。
眼見“造反”勢力“甚囂塵上”，社區負責人起初還裝裝樣子，說什麽“我們一定努力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物資保供的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家中有困難的居民可以隨時求助”之類的話；可僅僅過了一天半，就已經沒有人願意相信他的空頭支票，反對聲浪反而愈發高漲了。社區負責人心一橫，索性開啟全員禁言，眼不見心不煩。這下聽不見反對的聲音，他們的腰板又硬起來了，在群裏作為管理員發言時的口吻也越發不客氣。
見溝通無用，我和幾個在群裏踴躍發言的積極分子添加了聯系方式，組建了新的群聊，籌劃著盡快在社區內舉行一次抗議。萊吉姆只是給我潑冷水。他在群裏就屬於“沈默的大多數”。盡管他自己在家也時常悄悄咒罵不合理不合法的封控，但在公開場合，他的態度可是拿得很“端正”的。過去類似的事情不少，為此我們沒少吵架。我覺得他變了，從一個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抱有滿腔憤懣的青年人，變成了一個精致利己、看不見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苦難的既得利益者；可笑的是，他也覺得我變了，因為我拋棄了『舊』工會成員的“身份”，選擇跟一些不著四六的“造反派”新工會混在一起，完全不去維護我們已經努力爭得的利益，整天想些不切實際的事情。
這段不得不整天混在一起的日子，讓我對他更加厭煩。躺在家裏整日地抽煙、刷手機，說自己心煩得很，什麽活都不願做，家裏的物資供應來源都是我在焦慮籌劃，還總說什麽我們在群裏“拌嘴”是徒勞無功，我們去抗議不過是自投羅網，會影響他工作之類的話。有實效的事是不做一件的，有幫助的話是不說一句的。我時常想，當時那個敢於仗義執言的人是什麽時候死掉的呢？還是說，那時的我還是太年輕了，誤把他的言詞當做拳拳真心，卻忽視了更重要的行動呢？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等到解封，等到政務中心上班，我就馬上提出離婚，決不耽擱一刻。
我們的新群不斷有人加入，規模最終達到一百五十餘人。雖然在社區兩千人的總數對比下，這一百五十餘人實在占比不多，而且其中肯定有社區一方的“內鬼”，但只要大家充分團結起來，一起表達我們的訴求，展示我們的共同力量，這也足以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了。除了那兩位一直活躍的法學生，群裏還有幾位律師，她們幫助我們梳理了相關的法律規定，明確我們的訴求是完全合法的，反而是社區存在確鑿無疑的違法行為，這給群裏很多怕被扣上“造反”帽子的人吃了顆定心丸。
和周圍幾個社區通了氣，我們商定，明天一早九點，就各自攜帶鐵錘、鉗子等工具，在社區門口集合，由律師和警察先行溝通，並由表達能力較好、相對冷靜的幾位群友向社區負責人表達我們的訴求，另安排幾人全程多角度錄像、直播。我們的主張非常集中，那就是要求社區負責人立刻給出他們據以實施封控的上級文件，如果社區負責人提供不了、拒絕提供，或者根本不露面，那麽我們就將直接行使作為住戶的權利，自行拆除非法設置的路障和圍墻。
集會的前一晚，我還是很難入睡。即使已經參加過許多次規模不等的抗議活動，但對我來講，真正讓人激動的並不是反抗權威的旗號，也不是政治投機的可能收益，而是具體地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展開行動本身。我忍不住地多次設想明天可能遇到的具體情境。社區負責人可能會怎樣故意分化、刁難我們？有哪些可能造成大家反抗意願下降的情況？這種時候要說什麽樣的話才能快速提振大家的情緒？如果對方就是胡攪蠻纏甚至要動手，又該怎麽辦……
萊吉姆倒是睡得踏實，早早就打起他那震天響的呼嚕，哪怕是分房睡，隔著幾道墻幾扇門，也都聽得清楚。曾經，他是在我旁邊為我的計劃參謀籌劃的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參與同一場鬥爭，面對相同的困難。而今天睡前，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明早你們去鬧事，別叫醒我，我要睡個懶覺”。
好吧，就這樣吧。我把結婚證翻出來，和之前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模板一起擺在房間桌面上。不必等到什麽“正式解封”了，明天的行動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回來我就要他簽字。
三點多才睡著，六點左右就醒了。胸口有些隱痛，但頭腦還是異常亢奮。群裏已經陸續開始有人說話了，想必也有許多人經歷了人生中一個難忘的不眠之夜。
八點半剛到，我已經等不及了。為了防止最壞的可能發生，我把手機清理幹凈，並做了數據備份，以防他們抓到我後通過手機查出什麽。我知道這可能會是持久戰，所以我穿上好幾層厚衣服，兜裏放上充電寶、數據線之類的，這也讓我看起來很壯實，好像更有氣勢一樣。把老虎鉗放在大衣口袋裏，又抄上一把羊角錘，這下心裏才踏實一些。
老房子隔音並不好，準備的時候難免有聲音，好像還是把萊吉姆吵醒了，房間裏傳來他不滿的哼哼聲。我已經無感了，都一樣，今天回來就結束這一切。
電梯鎖了。我從五樓一路下到一樓，卻發現根本打不開門。從門縫裏可以看到，鐵絲竟是從外面纏在門把手上的。幸好這扇門已經比較老，鐵絲纏得也不緊，雖然很困難，但終究還是可以從門縫裏把鐵絲剪斷的。
社區門口已經聚集了一些人，不知道她們出來的時候是不是也這麽費勁。旁邊停著警車，我們的律師鄰居在和警方交涉，目前看來還算正常，不像是會隨時逮捕我們這些暴民的樣子。我趕緊把錘子也裝到口袋裏。我看了看門口，那裏站著三四個保安，都在往我們這邊張望，但沒什麽其他動作。只有車輛進出的通道沒有被封鎖，平常供人進出的通道已經用放外賣、快遞的鐵架子給擋死了。門口立了一個簡陋的牌子，寫著“社區封控中”，也不知道給誰看，因為街上別說車，連人也沒有，大家都封著呢。
社區辦公室那棟樓沒什麽動靜，負責人還沒現身。更多人還是圍在警車旁邊。現場有些嘈雜，大家顯然是封久了，成天對著手機，嘴巴和情感都很寂寞。令我有點驚訝的是，提早來的這一批中，有不少都是中老年人。當然，這也可能和我們住的是個老社區有關。他們大多並沒有從講道理的角度出發，而是不斷跟警察訴苦、宣洩情緒，表達切身體驗和物質需求，這反而是警察們比較難以處理的情況。
“警察同志，真的不能再封了啊。我兒工作沒了，一家都要餓死了，沒飯吃啊。該死的社區把菜都扣下了，一天天吃可好，我們是真沒飯吃啊。不能再這樣封下去了……”
“聽說他們沒有批文兒，這怎麽能封呢？是不是？他們這犯法了呀，你得抓他們，你們這是執法機關是不是？我們小老百姓招誰惹誰了呢，我們又沒犯法，說話吃飯也犯法嗎？……”
絮絮叨叨的長輩連警察也難以招架。而且看起來，警察不像純粹的公司打手，他們對封控的性質也莫衷一是。這是個很好的消息。要知道，他們在受命逮捕示威者時可是從不示弱的，刑訊起來也並不手軟。這就意味著，他們很可能並未收到上司明確要求執行封控的命令。不求他們支持我們的合理訴求，只要他們不偏袒社區一方，不和他們蛇鼠一窩，我們的贏面就相當大。
後面依然陸陸續續有人趕到。等到九點多，在場的人數已經遠大於一百五十了。不知道社區負責人有沒有暗自詫異，為什麽封門的措施全都不起作用呢？起初外圍有一些看熱鬧的居民，但慢慢地也和其他人靠攏，談論起自身的感受。大家在一起聚集，討論有關自身基本權利的事務，積極參與並謀求改變，而不是一邊自憐一邊等待什麽外部力量的救贖，這種場景實在是許久未見。我能在人群中看到各種年齡、性別的人。我完全知道，大家並不是因為同一種理由、同一個信仰、同一種立場、同一種意識形態、同一種變革目標而站在一起。但此時此刻，我們共享同一個目的、同一種訴求，那就是要求立刻解除加諸我們的非人的限制，否則我們將用實際行動確證我們無法被拘束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共同命運。
“您借過，別堵門口兒，我這兒是社區工作人員，啊。這不來跟你們說事兒嘛。對，您借個光兒。”九點半左右，社區負責人才現身，可能是想晾一下我們，看我們會不會自己散夥。結果在樓上見到人越圍越多，不得已只能硬著頭皮出來應付。
先下樓交涉的人長得不高，化了妝穿了西服，打理得很精神，我們這些已經封禁到有些蓬頭垢面的抗議群眾倒顯得著裝隨意了。她手裏拿著一疊紙，不知道是做什麽的，語氣就老彼得堡人來講倒算。我們見了，以為終於肯給我們看看文件長什麽樣子了呢，一個個倒有些興奮。
在同事的幫助下，她站上了一塊石墩子。這下她終於能居高臨下地朝大家講話了。
我們仰著頭，等她解釋並宣讀文件，結果沒想到，她手裏那疊東西根本就是白紙。她一手高舉著空無一物的白紙，另一只手拿一支筆，對人群指指點點，“欸，看我哈。別拍了！你們要看文件是吧？可以。要看的人，先來我這兒，登記一下兒名字和身份證號兒，都登記完了，我們再說看文件的事兒，啊！”
果真是居高臨下的老彼得堡人，語氣一下就硬氣起來了。本來為了聽她說話而安靜下來的人群，此刻又像是熱鍋滴涼水，炸了鍋了。
“哎呦餵，怎麽著，又整拉清單這一套？多少年過去了？你們舊工會人就喜歡批鬥群眾是不是？”有個大嗓門的老頭兒嚷嚷起來。
站在前排的律師也聽不下去了，“我們根本不需要簽字登記。社區沒有權力封門，是你們未經合法程序作出行政行為在先，你們有義務向被侵犯權利的我們出示基層行政機關的相關文件，告知原因及法律依據，證明你們做出的行為是合法的，否則你們就涉嫌非法拘禁，不僅你們的一系列措施是無效的，而且公安機關還應當追究你們的刑事責任，你考慮清楚了再說話！”
她面前幾個不太有主意的本來被她這套架勢唬住了，正要迷迷糊糊簽字，一聽大家這麽說，也馬上回過神來，紛紛指著鼻子罵她。大家說得基本都很在理，就是有人罵得實在難聽些，估計是氣急了，鬧得這位連“公務員”都算不得的社區領導更是不愉快，臉憋了個通紅。
“你們別說了，誒，安靜！別拍了！”
根本沒有人安靜。
“你們總得選個代表出來吧，一個一個來，告訴我你們到底想幹嘛？是不是這個理兒，不然我沒法兒處理……”
“我們的需求一直很明確，剛剛就已經講明白了。你馬上出示文件。有的話，我們再進一步溝通；沒有的話，那就免談了，我們這就出去，該幹嘛幹嘛，你也甭攔著我們。”
“你們要這樣，我真無話可說……”
“有什麽的？你就明白說了！文件呢？有沒有！”大家都喊起來，要她出示文件。
她撇著嘴，看了看旁邊站著的警察，發現警察也看著她，無動於衷，眉頭皺得更緊了，“手機放下！我告訴你們，文件……當然有，但是我沒這個權力直接給你們看……”
“那誰有權力？這封不是你們執行的嗎？你們現在說自己不管事，到底誰管事兒？叫能管事兒的來！我們不難為你！”
“這個是我們上邊兒出的……”
“那就是街區唄，我有電話，直接打！”
“你們打了也沒用，街區辦公室領導今天……開會去了，來不了！文件就是沒法兒給……說什麽都沒法兒給。給不了。”
看起來她有點承受不住壓力了，越說聲音越小。話沒說完，就遮著臉，從大石墩上跳下來，想往樓裏躲。
“您這樣可別怪我們，我們可直接出去了啊！”
“走唄，都走唄！我們社區，從來，沒有主動攔過大家夥兒，也從來沒有明確說過，我們社區不允許出入，對不對？你們自己願意出，那就出，跟我沒關系啊，責任你們自己擔……”
她這出厚顏無恥的發言把大夥都氣笑了。
“好，你們沒封，那群裏通知內容哪來的？保安誰對接的？菜都扣誰手裏了？鐵皮誰圍的？不是你們，那你們怎麽不反對，反而這麽配合？誰允許你們這麽出賣居民利益的？權力享受了，成本轉移了，傷害施加了，責任推脫了，你們這工作可真是美差啊？”
不需要統一發言，大家每個人都妙語連珠。最開始我參加各種運動的時候，總是很焦慮，甚至想過要打多少草稿，來應對可能出現的、需要發聲的各種情景。但後來發現，只要不是為了去爭什麽“革命領袖”的狗屁頭銜，不是為了在事後接受眾人的吹捧，這種總統演講與辯論式的事先準備確實有點用，但絕非必須。正相反，每一個參加者對問題本身清晰的認知，對核心主張的一以貫之，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憤怒、勇氣與力量，才是支撐一場運動持續成功的關鍵，而非什麽偉大英明、始終正確的領袖。面對不公們的詭辯時，內心最真實的憤怒湧動出的話語，比一切偉人領袖、標語口號都更真切有力。
大家想把她攔下，不讓她躲進樓裏去，可惜她離門實在很近，旁邊又有一個膀大腰圓的男人開路，最終還是讓她跑回去了，而男人就堵在門口。大家正氣憤著，那個男的突然擡高嗓門說起話來。
“唉，各位鄰居，咱還是消消氣，各回各家吧，相信公司和領導們會給大家一個，額這個，滿意的答覆的，啊。”
這口吻聽著耳熟，像之前群裏那個敷衍大夥兒的管理員。
“我說你誰啊？護著那個狗屁負責人，還跟這說鬼話，你到底哪邊的？”
男人用左手撓撓右手，“實話跟各位說，剛上去那位是我們總負責人。我是副的，副的。”他努力擠出個笑，但放在這兒，就怎麽看怎麽像硬裝出來的。
“那怎麽著，她拒絕和我們溝通，換你來，是嗎？”
“唉，咱都街坊鄰居，不提那個。說實話啊，您要看文兒……我們這兒啊，是真拿不出來。上頭當時，就只有個口頭兒通知，沒別的，我們上哪兒給您踅摸帶章的文兒去？再說了，咱其實不也沒啥實質影響是不。主要得配合公司那個，總體戰略布局，對。咱們這是主動不給社會添亂，是為社會做貢獻吶。咱這叫……這叫為社會和諧發展光榮居家，和封控什麽的沒關系。”
他的聲音不大，可架不住一傳十十傳百，這話像幾滴水滴進燒開的熱油裏，一下就沸騰了。
“你還挺能發明新語言的，呵，你覺得你很幽默嗎？我們是來解決實際問題的，不是來聽你玩新詞兒，扯閑篇兒，寫官樣文章的。一點實事兒不幹，你在這攪和個屁！讓開，我們上去和她談！”
很顯然，大家已經受夠這種沒營養的搪塞了。我們平時早就已經忍受了夠多的政治屁話，忍受了夠多政治投機客和禦用文人對我們語言文字的汙染，連說話寫作都要小心翼翼地避諱各種“敏感點”，理解本質上新瓶舊酒的、服務於政客形象塑造和宣傳動員的各種新詞匯新語言，試圖在“領袖父親”允許的範圍與限度內進行表達。可現在不一樣了，在生存與尊嚴的基本自由都需要我們賭上所有去保衛的當下，他覺得我們還會在乎什麽無謂的表面功夫嗎？我們不需要扭曲的語言，我們需要直白地說話，就像我們需要暢快地呼吸一樣。我們不需要矯飾的歷史，因為當下與未來就是流動的、懸而未決的歷史。任由他人塗抹、掩蓋歷史，就等於將自己僅有的當下與可能的未來也拱手讓人。
可能是被罵到有些詞窮，這位“副的”幾次想開口，又猶猶豫豫，沒能發出聲音，脖子憋得像醬鴨脖似的，終於是指著附近一個罵得正歡的人提高嗓門道，“誒！咱都是街坊鄰居的，您怎麽罵這麽難聽啊？講道理歸講道理，罵人算怎麽回事兒？”
那人倒也不客氣，“嘿，罵的還就是你了，在其位不謀其政，一點兒不按規矩來，就天天巴巴兒的當領導的狗。罵你怎麽了？你不幹人事兒我罵你怎麽了？”
這位副負責人看著像真來了脾氣似的，“我願意封嗎？我願意天天憋在這受氣嗎？我告訴你啊，我這是現在穿著這層皮。要脫了這層皮，我也就一普通老百姓。你們不容易，我就容易嗎？我一個月，就拿那麽幾百塊錢，好嘛，在這天天上趕著辦事兒，領導說啥我就得做啥，不然我幹啥去？你給我安排工作啊？”
還真別說，很多老百姓還是很吃基層幹部“都不容易”這套說辭的。他這番話多少帶些真情實感，表演痕跡遠沒有之前重，倒真有些讓剛剛罵他的人不知道怎麽回應。
站在警察旁邊的律師開口了，“如果你不想做這項工作，憑你這體格，你大可以去賣你那兩膀子力氣，工資興許比在社區還要高一些。社區的工作崗位沒那麽好爭取吧？自己又圖清閑，又想有權力管著人，現在又說這份工作不好做了？如果你現在沒在這兒，沒在這個能左右幾百人生存的位置上，或者用你的說法，你沒穿著這層皮，那你隨便說，我們絕對沒意見。可你現在就穿著這身衣服呢。對於我們來講，你就是應該管事兒的。即使你不是基層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你也確實是公權力神經系統的末梢。你難道覺得你這份工作和其他老百姓謀生計的尋常工作是一個性質嗎？”
我也擠到最前排去，“你也不想封，可從你的行動裏，我們可看不出一點兒這意思。如果覺得上級領導的做法欠妥，那就按程序反映；如果上級領導違法，那就依法拒絕他的命令並向上舉報。如果上級有命下級必從，那你們口口聲聲說的法律、內部紀律、監督機制到底體現在哪呢？哦，都體現我們身上，是吧？領導提出了草菅人命的命令，下級就機械執行，甭管良心是否遭受道德譴責，至少成本和風險是可以級級向下傳導的嘛！即使是對於你們這種最基層的執行者，也可以推脫說：都是領導決定的，我們也沒辦法。而領導就更簡單了，所有人都會幫他們說：領導的意思是好的，都是基層執行歪了。到最後，就是我們這些沒有實權的真正底層承擔全部的成本和風險，做出錯誤決策的禍首和默默推波助瀾的幫兇卻能逍遙自在。你們可真不容易啊！你不想幹了，好說啊，等大家成立業委會的時候，你們社區這幾個人，誰也別像以前似的下絆子阻攔。到時候業委會投票把你換了就是，對不對？”
“對！”身後大家出聲響應，聲音不小，震得男人下意識一縮脖，又看向警察的方向，“警察同志，麻煩您配合一下兒我們工作，管管他們，再這樣下去非得變成非法群眾性事件不可！”
警察看了看這幾百號居民，摸了摸鼻子，“我咋沒看出來人家違法，人家說得挺有道理的，有文兒就看文兒，沒有的話咱該咋咋唄，別影響人正常生活。”
看警察不幫自己管事，男人最後也是和剛剛那個女人一樣，灰溜溜跑回了辦公室裏。有幾個居民一起跟著進了樓，想繼續談判。警察可能是怕封閉空間出事，也跟著進去了。現場反倒短暫地陷入一種“沒有敵人”的狀態。大家人雖多，可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麽。是等待裏面人的談判結果？還是先……散夥回家？
大家短時間內並沒有走。畢竟已經封閉太久，大家都需要通過聊天的方式宣洩苦悶，分享個性體驗，確證共識，好像以此能稍微撫平過去這些日子在身上留下的瘢痕。人群又熱鬧起來。有人拿著手機刷短視頻，刷到了我們附近社區解封的消息。有的是社區負責人溝通後知道了口頭通知封禁不合理，於是主動解封；有的是警察牽頭質詢社區，促進解封。
“嘖，看看人家的社區和警察，我就說，咱這社區真不行。他們一個屁都不帶放的。”
果然，過了十來分鐘，樓裏面沒有什麽動靜，樓外有些人已經等不及了。現在這樣算怎麽回事呢？
站在社區辦公樓門口，每個人都有一種被權力、被討論排除在外的感覺。但大家又清楚，直接沖進去是沒有什麽用的。他們就是咬死不松口，我們又能拿他們怎麽樣呢？即使當真沒有文件，從他們手裏討一個解封的通知也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敢。
關於這一切，正確的道理已經無需對他們再講。他們那些被制度激發出來、被好處供養出來的懦弱、麻木、短視、自利，那些虛幻的對生存與生活的想象，是很難因為聽到了正確的、無可辯駁的話就改變的。這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對“加害鏈條中間環節”的批判，而更是一個實在的負面成本承擔機制問題——這樣一個集權科層制度根本不能起到其宣稱的“權責清晰一致”的效果，更與“有利於良法善治”完全不沾邊。正相反，如果從被治理者的立場考察，那麽決策失誤、執行失序、效率低下、權責混亂，並非這種制度的例外，而恰恰是它的天然屬性和必然結果。
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我們好像有一種沈默的共識：共同體內倘若出現任何事情，我們都是不必，或者說絕對不能過問的，只要等待“關鍵人物”的決定和指令就好了。所謂“關鍵”，無非是權力罷了。越靠近核心，越處於高位，就越有權，越關鍵。無權或權力小的人倘若膽敢過問共同體的重大事務，即使這些重大事務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那也是僭越，也是藐視權威，是絕對不能容忍發生的事情。
然而，這並不代表關鍵人物們就真的對共同體的事務特別上心了。畢竟，共同體的事務大多和他們本人的直接利益並不相幹。即便他們有心顧及，他們也很難真切地了解共同體事務所涉及的絕大部分人的真實需求。安然坐在離民眾最遠一端的領袖，反而去決定底層民眾的切身利益；最了解民眾具體情況的基層，反而只敢機械執行命令；層層疊疊的級別設置，沒能起到為命令層層把關並完善細節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下級泯滅主體性，變成上級為支配更廣範圍而延伸出的觸手；下級因上級對自身的支配而畏懼，因此寧可極端化地執行明知錯誤的命令，以迎合上意謀求晉升，也不願通過明明合法的途徑提出反對；上級因下級對自身的奉承而愚蠢，天真地將自己握有權利誤認為自己當真英明了得，從而做出更多地錯誤決策，也更難以忍受他人對自己的違逆。甚至於，根本不在這套制度之內的人也會自覺的滿足這套制度對人的要求——社區可根本不是行政制度中的一級；又或者說，這種制度根本不是憑空降臨，而始終是在一種特定的經濟文化土壤與意識形態之上生長出來的。在這片土地上，從國王到草寇，從領袖到貧民，不論他們嘴上說什麽、兜裏鋼镚幾個，絕大多數人心底都埋著一個主人夢。不是現代意義上“主人翁”的那種主人，而是把其他人，或者至少某幾個人踩在腳下的那種脆弱的主人。
與其說這種集權科層制度是一種現代的、機器般精準的科學政治制度，倒不如說，它就是古代奴隸制度在政治上偽裝化了的再映射，是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快速貫徹其利益與意志的絕佳通道。權力的鐮刀揮了千年，現在它又多披上一層科學和民主的外衣。更何況，難道“機器般精準”是什麽好的描述嗎？——“精準”的生產機器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增加機器所有者的利潤，而不是為了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或勞動所得。倘若像一貫被宣稱地那樣，從被統治者的立場出發，這套制度實在令人費解——創造的額外成本都由民眾負擔，產生的虛名與實利都被層層瓜分。只有當從統治者的角度觀察，它才顯得如此自然順暢合目的性——統治者最了解自身的實際目的與需求，他們的決策當然最能反映自身的利益與意志；而下級並不需要貢獻什麽才智與立場上的獨立性，更不需要替更下一級的利益考慮，只需要嚴格且迅速地將命令貫徹執行下去就好了；被統治者覺得不公平、有怨言，沒關系，決策-執行鏈條的每一個中間環節都可以分擔責任。名義上是統治者對其下所有人負責，但實際上，統治者只需對自己負責就好，而被統治者肩上才負擔著自上而下每一級疊加的責任和成本的總和。
外圈圍著的不少人已經準備回家了。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中途放棄，畢竟我們雖然已經做了一些努力，但還是沒有求得一個明確的結果。更何況，我心裏其實明明清楚，從那些名為仆人實為主人的手中求取憐憫是不現實的。不能就這樣散夥回家，否則一旦裏面的談判沒有結果，今天的努力就徹底白費，下次再想組織起這種行動可就更難了。
我看向社區門口。寬闊的馬路上，一輛車、一個人都沒有。被封閉的此地與外界之間所隔的，不過是一道可以隨意越過的自動升降桿罷了。剛剛百多號人鬧得雖然聲勢浩大，可事實上卻是極其乖巧的——沒有一個人膽敢逾越那一道虛設的邊界。可那裏明明沒有任何阻攔，跨過那裏，當真需要什麽主人的批準嗎？
“大家！我們沒必要再等社區或者什麽上級的答覆了。剛剛大家都聽到她們是怎麽說的了——沒有文件！從頭到尾，我們收到的通知、受到的對待都是徹底違法的！社區從來就沒有”被封鎖“，那些鐵皮、保安不過是他們實施非法拘禁的措施。難道被人綁架了還不能自救嗎？我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不需要獲得任何領導的批準，就可以隨意進出，這是我們的自由，也是我們的合法權利，不應該被任何人限制！”
有一些人大聲應和著我，但更多人只是沈默地和我對視。從她們疲憊的臉上，看不出什麽表情。我心裏有些沒底，她們會怎麽選擇呢？
“所以呢？我們怎麽辦？進去談判的半天沒出來，現在我們該等什麽呢？”
“所以我們不等了，也不需要和誰談判。沒什麽好談的！跟我來！我們直接出去，把那些鐵皮拆了！”
我沒有再看她們，而是掏出口袋裏的錘子，轉身直接向門外走去。在我面前的，是三四個不知所措的保安，以及那個形同虛設的自動升降桿。一瞬間，好像又回到了那個逃離工廠的下午，在我面前的一樣是領著微薄薪資的保安，以及工廠長長的自動門。區別是，我身後跟著的不再是組長、領班和什麽狗屁“領導”。
不知道為什麽，保安並沒有阻攔我。我俯下身，鉆過自動升降桿，又直起腰來，就這樣簡單地越過了邊界，什麽也沒發生。眼前是看了無數遍的、熟悉的街道，每天上下班都會路過，只是從沒像現在這樣空蕩。兩邊的空氣並沒有什麽不同，我並沒有嗅到什麽自由的氣味，也沒有什麽預想中的、額外的激動。就好像越過了一個充滿禁忌但疏於把守的國界，而後才發現，不論我們人為地將地球切割成多少不同的疆域，我們都確實地行走在同一個星球之上，從而連帶地覺得，那些分界也越發顯得渺小而虛無。
升降桿另一邊站了很多人。她們離桿子有個三四米遠，就那麽站著，向我這邊張望，像是在朝我確認什麽許可，又好像我們中間隔著什麽天塹一樣。漸漸地，有人從後面撥開人群，走到前排，看了我一眼，就也俯身越過了這根升降桿。
有老人扶著孩子站在升降桿前。孩子一邊擺弄著手裏的玩具，一邊叉著腳扭來扭去，眼睛巴巴地望著我。“出來玩吧小朋友，沒人攔著了！”
她的眼睛一下子又大了一圈，“是解封了嗎？”
我有些哭笑不得，想解釋一下，但又覺得這對這麽大的孩子來講其實沒什麽區別，“嗯！解封了！”
她馬上從老人的手裏掙出來，朝院子裏跑去，大喊著“太好了解封啦”之類的，馬上就有更多孩子也大叫著跑出來，越過升降桿，到社區門外玩鬧。鬧得在場的成年人也都一下子笑出來，莫名有些凝重的空氣一下子松弛許多。
跨出這一步的人越來越多。起初是零星的幾個，而後是幾十個，我不得不走遠點給她們騰出位置。一個人拎著錘子，幾下就把印著“社區封控中”的泡沫牌子砸碎。更多的人開始想出來。有人一齊喊著口號，把行人出入口堵著的幾個高大外賣架子搬開，而後高舉雙手，揮動拳頭，歡呼著出了門。
我們開始拆除周邊的鐵皮圍欄。用的鐵絲、鐵皮還都不錯，比較結實，要花挺大一番力氣才能拆下來，不知道得花多少錢。我們家裏都只有小鉗子，剪這種鐵絲真是非常吃力，捏得大魚際生疼。一些還站在裏面的老人看我們在拆鐵皮鐵絲，也終於是鉆了出來，開始撿拾我們已經拆掉的材料，大概是想攢著或賣錢。
孩子們還在到處宣傳“解封了”的消息，居民群和短視頻平臺估計也傳開了，更多人從樓裏走出來，往社區的方向移動。這是我搬來後見過的社區門口最熱鬧的一次。或許也會有人在看到我們“解封”的消息後大為羨慕，又或許會有人受到鼓舞，決定走出家門自我拯救。
我擦了擦汗，本以為事情就會像這樣順利地結束，結果人群不知道為什麽騷動起來。
“著！著火了！”
先是聽到幾個孩子在喊，而後一堆大人也在喧鬧。有人急匆匆地往自家方向跑，想看看著火的是不是自己家那棟。我楞了一下，擡頭看了看四周，果真有一處天空的半高處有些黑煙。那好像是……我家的方向？
“著火的是11到13號樓！11到13號樓！”有人喊著。我的心被重重錘了一下，呼吸有些凝滯，我家就在11號樓。
跑到樓下，幾個保安在離樓門老遠的地方站成一排，叉腰仰頭交談著，不時用手指指，像在看煙花似的。其他居民站在他們後邊，有人在照料著看起來剛逃出的住戶。單元門都開著，裏面偶爾有煙飄出來。可能因為早上參與抗議的人打開了消防通道，我們單元和旁邊三四個單元陸續有人捂著口鼻彎腰跑出來，但其他的單元則沒有動靜。已經看不出到底是哪裏起火的，12號樓幾個單元的三樓到五樓燒成一片，波及了兩邊的11與13號樓。火舌從燎得焦黑的外立面探出，借著風勢不斷蔓延。更要命的是，因為正值冬天，為了保暖，窗戶基本都是關著的，甚至用膠條封死，滾滾黑煙乘勢在樓棟裏飛快蔓延。
我揪住一個保安，“你們怎麽不去把封門的鐵絲剪開？管殺不管埋嗎？”
“煙……煙太大了！你不能叫我們去送死吧！我們已經報了火警了，咱們還是等專業救援吧！對大家都安全！”
保安一副驚慌又無辜的樣子。我嘖一聲，用衣服捂上口鼻，拿著鉗子沖進了一個沒人出來的單元門，有兩個人跟我一起進來了。剛一進去，眼睛就被煙熏得灼痛。電梯的顯示屏已經不亮了。幸好消防通道離單元門口不遠。果然有人在推門，發出鐺鐺的響聲。
我剛想張嘴說話，就被煙嗆住，只用鉗子敲了敲門示意。剛進來的兩個人幫我把著門，撐開鐵絲，強忍著眩暈和灼燒感，我把成股的鐵絲分開，再一一剪斷——這時要是有大號老虎鉗就好了。
後來我是被那兩個人拖出去的，她們還招呼人帶出了之前被攔在門對側的一些住戶。幸虧有她們。我稍微休息了下，用水清洗了一下口鼻，強忍著難受，還想繼續去開第二個單元的門，卻被旁邊的人按住了。有人從我手裏拿過鉗子，去開旁邊的門。
“放心！會還給你的！”
真讓人哭笑不得。不一會兒，就聽到遠處傳來消防車的警報聲。聲音到了相對靠近樓棟一側的北門就停下了——北門不是主要通道，行車道也叫人用鐵皮封上了。有人在門口大喊，讓消防員從南門繞一下。看到消防車從我們剛抗議過的南門開進來，停在樓下，開始滅火作業。看著消防員沖進樓裏的背影，我神經一松，終於是昏睡過去。
再醒來時，已經是在醫院的病房裏。周圍躺著坐著的有不少人，樣子看著挺狼狽的，有的在外放短視頻，有的聚在一起聊天，看起來都是在火災中受了些輕微傷，被送來救治的住戶。這下大家都是無家可歸的人了。
“咱們真算幸運的，嘖，你看這家人，太可憐了……”
看來是有人拍了現場視頻，發到平臺上。手機裏不斷傳來哭聲和怪異的bgm，聽得人心裏涼涼的，又有些煩躁。
我拿出手機，幸好還有電。群裏的大家也在討論火災的事情。目前火災已經撲滅，暫時沒有查明原因。早上有人出來參加抗議的單元存活率比較高，大家基本都從抗議者開辟的通道逃出來了，但樓層較高的人也沒那麽幸運，很多都被煙封住，情況不明。至於沒有抗議者的單元，情況就慘得多了，有消防通道被鎖閉，慌不擇路被困電梯的；有騎在陽臺上呼救，結果不慎墜落的。群裏的人說，不僅僅是一樓，她們早上出門準備參加抗議的時候，樓上好多層也有消防通道被鎖死的情況，每棟樓的封門情況都不一樣，也都是得用鉗子把成股的鐵絲一點點剪開。結果就是，當消防員得知這一情況，用液壓鉗去一層層破門的時候，卻只能發現一個個已經失去生命跡象，蜷縮在逃生門前的屍體。有小孩，有老人，甚至還有孕婦。
沒有什麽話好說，我放下手機，怔怔望著天花板，喉嚨和眼角爬上一種難以忍受的麻癢酸澀。到這時候，我才想起自己的生活，才想起萊吉姆。說老實話，我不太在乎萊吉姆的情況，不過既然現在還沒有他的消息，那估計是出事了。倒省得為了離婚多費口舌，離婚協議書，結婚證，還有以前的照片什麽的，大概也都一把火燒幹凈了吧。在我趕到現場的時候，明火已經從12號樓延燒到我家所在的地方了。所幸，雖然沒錢買保險，但房子是萊吉姆的單位分著住的，家裏沒有什麽值錢東西，錢都在賬戶裏……這樣想著，就覺得自己的生活也還不成什麽問題。可其他人呢？每每想到那些被鐵絲封門活活害死的、蜷縮著的人，我就覺得那鐵絲捆的不是門，而是他們這些活生生的人，就像是那些下令封控的人用鐵絲把他們像螃蟹似的捆做一團，再放上蒸鍋活活燙死，只為了他們不要去鍋外邊亂爬，免得壞了主人家的規矩一樣。
再後來，果然有兩個男警察來找我認領遺物。他們中的一個人捧著一個小盒，另一個人捏著一個證物袋，裏面裝著我燒焦的結婚證。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向您致意女士，請節哀。請問您是死者萊吉姆·萊爾的家屬波萊塔·萊爾嗎？”
“不是，我是波萊塔·米哈伊洛瓦·茨維塔耶娃，不過，萊吉姆這個人確實是我的前夫。”
“前夫……？我們這邊的資料顯示您……”
“他已經死了，不是嗎？不論是按法律規定，還是宗教婚禮誓詞，我們之間的義務都應該已經結束了。對吧？”
兩個男警察看起來很尷尬，他們又仔細地在執法終端上看了我自己的記錄。估計肯定看到我前些年被請談話、拘留之類的的“豐功偉績”了吧。他們按流程確認了一些問題，最後把東西交給我，就忙下家去了。這一場火災，官方通報出來的死傷人數是十幾人，但光我們病房當時躺的人就不止這個數了，實際死傷的人數怎麽也得有大幾十。更何況，僅僅是因為執意封控鬧出的封門亂象，就平白多死了好多人。事故責任怎麽分配推脫，又有得他們忙呢。
後來聽說，在我們舉行抗議的同時，全市很多社區也都發生了類似的行動。解決問題的方式不盡相同，但結果基本都算好的。官方並不怎麽報道我們社區這起火災，但社交媒體平臺和短視頻平臺上算是傳瘋了。有人把這件事樹立成一個典型，在各地組織起新一輪的抗議。也有人堅持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個純粹的意外事故，聲稱這是消防問題，而封控本身並沒有錯。當然，希望當他抓著被鐵絲死死纏住的鐵門，離生之有一步之遙，但卻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有希望，只能等待死亡迫近時，也能擁有這樣置身事外，或者說為君分憂的“雅量”。
至於我們那個群聊，總有幾個活躍分子在群裏發各種對抗公司和舊工會的言論，對各地掀起的新一輪抗議予以聲援，動員大家一起參加。對於這種事，其實我本人是很樂見的。但我也清楚，社區內的大家在要求解封時同仇敵愾，可實際上，大家並非是基於相同的物質基礎、意識形態、訴求主張而參與這場抗爭的。成功求得解封對這個群聊來講並不是一個共同體的開始，而恰恰是結束。它早已經完成它的使命了。果然，到了真解封後，就沒有多少人響應她們的號召了。這就是現實中的政治活動，並不像幻想或宣傳中那樣，使命和目的都相同的一群人通過運動聚集，而後更加團結，組織像滾雪球一樣壯大，和自己想法完全相同或基本相近的人越來越多，每個人都為集體獻身……正相反，現實的政治活動往往是利益與利益、訴求與訴求的最大公約數的提取，人們並非是以一個鐵板一塊的團體參與運動，並非那麽輕易就會完全“喪失心智”地為了某個目標或集體獻出一切，而是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個體性。集體中少數的人們短暫地因共同的核心訴求相聚，更多的人則是始終保持沈默，在運動成功或失敗後，共同體實際上就往往已經缺乏繼續的基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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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在家裏已經半個多月了。我和萊吉姆相看兩厭。
起初說只是臨時管制幾天，盡管也不知道具體是誰說的。有層層外包的保安公司來看門。保安就坐在門口，條件很艱苦，吃喝住宿都在樓道，日結，一天換一班。我和他們聊過天，他們說，自己也不知道是哪個金主雇保安公司來的，他們也是從中介聽說這個活，就說來看門，坐著就行，可以玩手機，日薪4新幣。有人說要工作糊口，試圖沖出去，也被保安給攔下了。有人有急事，試圖偷偷給保安塞點錢，保安也只是拒絕。他不是不想收錢，可更不能放人，放人他就丟工作，而這年頭再想找個活幹可太不容易了。在外頭得給餓死。樓裏住了個律師，問他們是誰讓來封門的，有沒有通知或文件，保安說不知道，他也是被安排在這的，只有口頭通知。
不過他們也並非只有可憐，那天我通過窗戶瞄見，他們把一個偷跑出去買菜的年輕人按在地上打，又拖回他所住的樓棟裏去。我質問樓下的保安，他們為什麽要打人。他只是捏捏鼻子，說他也沒有動手，不是他幹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誰指使的這一切。『舊』工會利用底層的熱情創立了公司，轉過頭就繼續行剝削之實，還禁止“非法罷工”。紙包不住火，但槍確實能殺人。在他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血腥鎮壓了幾次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之後，不允許大家言說，管控也更加嚴格。為了禁止大家聲援近期新工會組織的抗議行動，甚至做出封門到戶這樣的荒唐事。這種針對幾千萬人的非法監禁，在歷史上也實屬罕有。
我和萊吉姆是在舊工會參加運動時認識的。在當時被叫什麽“革命伉儷”，現在想來實在有些好笑。他在革命成功後被分到一個小國企去管財務，總感嘆自己被“流放”了，覺得這樣的安排對不起他在運動中的貢獻。我則因為不齒他們暗地裏的一些分贓和剝削行徑，很早就退會了，現在還在廠裏工作，和新工會有一些“不明不白”的關系，很多這邊的動向也是我在幫忙傳遞的。萊吉姆時常會埋怨我，說我退會可能會影響他的升遷，他們會把作為妻子的我的行為看成萊吉姆的意思。這種觀念做派太前現代了，我不想理他們。
這樣的封控也就持續了7天左右，樓下的保安莫名其妙地消失，就像他們當初莫名其妙地來一樣。只有社區門口還有保安，分不清是正常值守還是奉命戒嚴。當然，也沒有人正式通知解封。
天太冷了。有人的工作單位只給發基本工資，當時是每月130新幣左右，想吃飽都難。好多人甚至已經失去了經濟來源，家裏也已經沒什麽吃的了。超市沒有開門，有人隔著柵欄賣菜，但價格都很昂貴，20多新幣才夠買上對付兩三天的素菜，實在讓普通家庭雪上加霜。工會的人收到消息，趁樓棟解封這兩天偷偷來賣低價菜，每人限量，兩三新幣就夠至少三四天吃飽，主食管夠，甚至稍微加些錢還能有肉菜。但她們經常被擡價賣菜的小販圍攻舉報，然後就有保安甚至警察來驅趕。囤積居奇惡意擡價的小販不抓，專門盯著工會的人不放，弄得大家正常買菜賣菜像打游擊一樣。每個樓棟開始自己建群，大家共享一些生活物資，省著些用，日子倒也過得去。
又是兩三天過去，大家對這種詭異的狀態甚至有些習慣了。反正暫時餓不死，但也很難想象這種詭異的狀況竟然出現在21世紀的此地。結果到了半夜，周邊總是傳來一些叮叮咣咣和滋啦滋啦的刺耳聲，吵得人睡不好覺。第二天起來準備出門，卻發現樓棟門口的保安又回來了，外圈更是用鐵皮包著鐵架子形成一堵鐵幕高墻，看來封控的決心比之前更甚。
往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可能是上頭的領導每天都有新的鬼點子蹦出來，封控的措施幾乎一天一個樣。當然也沒有看到任何文件。門口的保安倒是撤了，可能是實在怕憋出人命，但其他方面的措施又是層出不窮。到最後，他們恨不得連一樓的窗戶和消防通道都通通封死。
物資供應一直是個大問題。起初是完全沒有“官方”保供可言的。後來聽說其他小區有因此和保安、社區負責人發生流血沖突的情況，再之後就有了定時定量的“官方”保供物資。但是，這類物資都是經過社區負責人和保安的手層層發放的，因此就有不少人試圖從中敲詐一筆，把原本就少得可憐的物資高價出售，又是弄得民怨沸騰。原本，工會賣的低價菜可以基本補上需求缺口，可按現在這個情況，這部分物資也完全送不進來。
在大家已經快吃不上飯的當口，各種社交媒體、平臺一如往昔，充斥著歌舞升平、歌功頌德的無效信息。偶爾出現一些咒罵、曝光、求救之類的貼文，也是很快就被屏蔽刪除。不知道公司平時到底在信息監控審查方面投入了多少成本。
社區負責人組建的居民群裏更是已經快吵翻了。這個群起初是用來發布通知的，現在已經完全變成戰場了。家裏餘糧還足、沒有失業的人還在鼓動大家“相信公司”；貪墨保供菜的社區負責人們還在哭窮，表示自己已經忙了幾個晚上沒睡覺，特別不容易，他們吃飽飯的家人也在群裏頂著普通住戶的馬甲聲援；當然，也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對『舊』工會舊情不忘、死心塌地，哪怕不斷地受錘，也還是甘當排頭兵，頗有一種肉聯廠已經罐裝的香腸還魂盛讚工廠屠刀鋒利的幽默感。起初群裏少有人敢唱反調，即使是合理表達訴求，也很容易被扣上“反公司”甚至“外部敵對勢力”之類的帽子，然後很快被禁言或踢出群聊。但後面，隨著物資日趨緊缺，越來越多人開始在群裏對社區和公司破口大罵。有兩個法學生一直在列舉法律條文，說封控不合法，社區負責人非經授權無權決定封控，要求社區負責人出示相關材料，否則大家都可以無視措施自由出入，經常是把負責人逼得啞口無言，不得不頻繁禁言。其他人也受到鼓動，覺得自己的訴求受到了支持，紛紛在群裏表態聲援。
這中間還有些搞笑插曲。大家有理有據地在群裏表達訴求的時候，經常有頭像頂著紅旗、星星、花鳥魚蟲、仰角大頭頭像的人在群裏莫名其妙刷一些“克裏米亞是我們的”之類的話和貼子。可能是因為我們合理表達訴求與對公司的不滿傷害了他們的什麽懷舊的“民族感情”，讓他們直接把我們定性成現行造反派，於是就要發一些“偉光正”的貼子來清除我們的“負能量”吧。這種有些無厘頭的發言就連社區負責人都有點忍受不了，禁了幾個頻繁刷屏的老頭，引得更多忠誠的老頭跳出來對他們正義炮轟。要不是現在正封著，他們沒準還要沖進社區辦公室貼些東西批鬥。那勢頭可比我們猛多了。
眼見“造反”勢力“甚囂塵上”，社區負責人起初還裝裝樣子，說什麽“我們一定努力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覆”“物資保供的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家中有困難的居民可以隨時求助”之類的話；可僅僅過了一天半，就已經沒有人願意相信他的空頭支票，反對聲浪反而愈發高漲了。社區負責人心一橫，索性開啟全員禁言，眼不見心不煩。這下聽不見反對的聲音，他們的腰板又硬起來了，在群裏作為管理員發言時的口吻也越發不客氣。
見溝通無用，我和幾個在群裏踴躍發言的積極分子添加了聯系方式，組建了新的群聊，籌劃著盡快在社區內舉行一次抗議。萊吉姆只是給我潑冷水。他在群裏就屬於“沈默的大多數”。盡管他自己在家也時常悄悄咒罵不合理不合法的封控，但在公開場合，他的態度可是拿得很“端正”的。過去類似的事情不少，為此我們沒少吵架。我覺得他變了，從一個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抱有滿腔憤懣的青年人，變成了一個精致利己、看不見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苦難的既得利益者；可笑的是，他也覺得我變了，因為我拋棄了『舊』工會成員的“身份”，選擇跟一些不著四六的“造反派”新工會混在一起，完全不去維護我們已經努力爭得的利益，整天想些不切實際的事情。
這段不得不整天混在一起的日子，讓我對他更加厭煩。躺在家裏整日地抽煙、刷手機，說自己心煩得很，什麽活都不願做，家裏的物資供應來源都是我在焦慮籌劃，還總說什麽我們在群裏“拌嘴”是徒勞無功，我們去抗議不過是自投羅網，會影響他工作之類的話。有實效的事是不做一件的，有幫助的話是不說一句的。我時常想，當時那個敢於仗義執言的人是什麽時候死掉的呢？還是說，那時的我還是太年輕了，誤把他的言詞當做拳拳真心，卻忽視了更重要的行動呢？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等到解封，等到政務中心上班，我就馬上提出離婚，決不耽擱一刻。
我們的新群不斷有人加入，規模最終達到一百五十餘人。雖然在社區兩千人的總數對比下，這一百五十餘人實在占比不多，而且其中肯定有社區一方的“內鬼”，但只要大家充分團結起來，一起表達我們的訴求，展示我們的共同力量，這也足以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了。除了那兩位一直活躍的法學生，群裏還有幾位律師，她們幫助我們梳理了相關的法律規定，明確我們的訴求是完全合法的，反而是社區存在確鑿無疑的違法行為，這給群裏很多怕被扣上“造反”帽子的人吃了顆定心丸。
和周圍幾個社區通了氣，我們商定，明天一早九點，就各自攜帶鐵錘、鉗子等工具，在社區門口集合，由律師和警察先行溝通，並由表達能力較好、相對冷靜的幾位群友向社區負責人表達我們的訴求，另安排幾人全程多角度錄像、直播。我們的主張非常集中，那就是要求社區負責人立刻給出他們據以實施封控的上級文件，如果社區負責人提供不了、拒絕提供，或者根本不露面，那麽我們就將直接行使作為住戶的權利，自行拆除非法設置的路障和圍墻。
集會的前一晚，我還是很難入睡。即使已經參加過許多次規模不等的抗議活動，但對我來講，真正讓人激動的並不是反抗權威的旗號，也不是政治投機的可能收益，而是具體地為自己和他人遭遇的不公展開行動本身。我忍不住地多次設想明天可能遇到的具體情境。社區負責人可能會怎樣故意分化、刁難我們？有哪些可能造成大家反抗意願下降的情況？這種時候要說什麽樣的話才能快速提振大家的情緒？如果對方就是胡攪蠻纏甚至要動手，又該怎麽辦……
萊吉姆倒是睡得踏實，早早就打起他那震天響的呼嚕，哪怕是分房睡，隔著幾道墻幾扇門，也都聽得清楚。曾經，他是在我旁邊為我的計劃參謀籌劃的人，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參與同一場鬥爭，面對相同的困難。而今天睡前，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明早你們去鬧事，別叫醒我，我要睡個懶覺”。
好吧，就這樣吧。我把結婚證翻出來，和之前準備好的離婚協議模板一起擺在房間桌面上。不必等到什麽“正式解封”了，明天的行動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回來我就要他簽字。
三點多才睡著，六點左右就醒了。胸口有些隱痛，但頭腦還是異常亢奮。群裏已經陸續開始有人說話了，想必也有許多人經歷了人生中一個難忘的不眠之夜。
八點半剛到，我已經等不及了。為了防止最壞的可能發生，我把手機清理幹凈，並做了數據備份，以防他們抓到我後通過手機查出什麽。我知道這可能會是持久戰，所以我穿上好幾層厚衣服，兜裏放上充電寶、數據線之類的，這也讓我看起來很壯實，好像更有氣勢一樣。把老虎鉗放在大衣口袋裏，又抄上一把羊角錘，這下心裏才踏實一些。
老房子隔音並不好，準備的時候難免有聲音，好像還是把萊吉姆吵醒了，房間裏傳來他不滿的哼哼聲。我已經無感了，都一樣，今天回來就結束這一切。
電梯鎖了。我從五樓一路下到一樓，卻發現根本打不開門。從門縫裏可以看到，鐵絲竟是從外面纏在門把手上的。幸好這扇門已經比較老，鐵絲纏得也不緊，雖然很困難，但終究還是可以從門縫裏把鐵絲剪斷的。
社區門口已經聚集了一些人，不知道她們出來的時候是不是也這麽費勁。旁邊停著警車，我們的律師鄰居在和警方交涉，目前看來還算正常，不像是會隨時逮捕我們這些暴民的樣子。我趕緊把錘子也裝到口袋裏。我看了看門口，那裏站著三四個保安，都在往我們這邊張望，但沒什麽其他動作。只有車輛進出的通道沒有被封鎖，平常供人進出的通道已經用放外賣、快遞的鐵架子給擋死了。門口立了一個簡陋的牌子，寫著“社區封控中”，也不知道給誰看，因為街上別說車，連人也沒有，大家都封著呢。
社區辦公室那棟樓沒什麽動靜，負責人還沒現身。更多人還是圍在警車旁邊。現場有些嘈雜，大家顯然是封久了，成天對著手機，嘴巴和情感都很寂寞。令我有點驚訝的是，提早來的這一批中，有不少都是中老年人。當然，這也可能和我們住的是個老社區有關。他們大多並沒有從講道理的角度出發，而是不斷跟警察訴苦、宣洩情緒，表達切身體驗和物質需求，這反而是警察們比較難以處理的情況。
“警察同志，真的不能再封了啊。我兒工作沒了，一家都要餓死了，沒飯吃啊。該死的社區把菜都扣下了，一天天吃可好，我們是真沒飯吃啊。不能再這樣封下去了……”
“聽說他們沒有批文兒，這怎麽能封呢？是不是？他們這犯法了呀，你得抓他們，你們這是執法機關是不是？我們小老百姓招誰惹誰了呢，我們又沒犯法，說話吃飯也犯法嗎？……”
絮絮叨叨的長輩連警察也難以招架。而且看起來，警察不像純粹的公司打手，他們對封控的性質也莫衷一是。這是個很好的消息。要知道，他們在受命逮捕示威者時可是從不示弱的，刑訊起來也並不手軟。這就意味著，他們很可能並未收到上司明確要求執行封控的命令。不求他們支持我們的合理訴求，只要他們不偏袒社區一方，不和他們蛇鼠一窩，我們的贏面就相當大。
後面依然陸陸續續有人趕到。等到九點多，在場的人數已經遠大於一百五十了。不知道社區負責人有沒有暗自詫異，為什麽封門的措施全都不起作用呢？起初外圍有一些看熱鬧的居民，但慢慢地也和其他人靠攏，談論起自身的感受。大家在一起聚集，討論有關自身基本權利的事務，積極參與並謀求改變，而不是一邊自憐一邊等待什麽外部力量的救贖，這種場景實在是許久未見。我能在人群中看到各種年齡、性別的人。我完全知道，大家並不是因為同一種理由、同一個信仰、同一種立場、同一種意識形態、同一種變革目標而站在一起。但此時此刻，我們共享同一個目的、同一種訴求，那就是要求立刻解除加諸我們的非人的限制，否則我們將用實際行動確證我們無法被拘束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共同命運。
“您借過，別堵門口兒，我這兒是社區工作人員，啊。這不來跟你們說事兒嘛。對，您借個光兒。”九點半左右，社區負責人才現身，可能是想晾一下我們，看我們會不會自己散夥。結果在樓上見到人越圍越多，不得已只能硬著頭皮出來應付。
先下樓交涉的人長得不高，化了妝穿了西服，打理得很精神，我們這些已經封禁到有些蓬頭垢面的抗議群眾倒顯得著裝隨意了。她手裏拿著一疊紙，不知道是做什麽的，語氣就老彼得堡人來講倒算。我們見了，以為終於肯給我們看看文件長什麽樣子了呢，一個個倒有些興奮。
在同事的幫助下，她站上了一塊石墩子。這下她終於能居高臨下地朝大家講話了。
我們仰著頭，等她解釋並宣讀文件，結果沒想到，她手裏那疊東西根本就是白紙。她一手高舉著空無一物的白紙，另一只手拿一支筆，對人群指指點點，“欸，看我哈。別拍了！你們要看文件是吧？可以。要看的人，先來我這兒，登記一下兒名字和身份證號兒，都登記完了，我們再說看文件的事兒，啊！”
果真是居高臨下的老彼得堡人，語氣一下就硬氣起來了。本來為了聽她說話而安靜下來的人群，此刻又像是熱鍋滴涼水，炸了鍋了。
“哎呦餵，怎麽著，又整拉清單這一套？多少年過去了？你們舊工會人就喜歡批鬥群眾是不是？”有個大嗓門的老頭兒嚷嚷起來。
站在前排的律師也聽不下去了，“我們根本不需要簽字登記。社區沒有權力封門，是你們未經合法程序作出行政行為在先，你們有義務向被侵犯權利的我們出示基層行政機關的相關文件，告知原因及法律依據，證明你們做出的行為是合法的，否則你們就涉嫌非法拘禁，不僅你們的一系列措施是無效的，而且公安機關還應當追究你們的刑事責任，你考慮清楚了再說話！”
她面前幾個不太有主意的本來被她這套架勢唬住了，正要迷迷糊糊簽字，一聽大家這麽說，也馬上回過神來，紛紛指著鼻子罵她。大家說得基本都很在理，就是有人罵得實在難聽些，估計是氣急了，鬧得這位連“公務員”都算不得的社區領導更是不愉快，臉憋了個通紅。
“你們別說了，誒，安靜！別拍了！”
根本沒有人安靜。
“你們總得選個代表出來吧，一個一個來，告訴我你們到底想幹嘛？是不是這個理兒，不然我沒法兒處理……”
“我們的需求一直很明確，剛剛就已經講明白了。你馬上出示文件。有的話，我們再進一步溝通；沒有的話，那就免談了，我們這就出去，該幹嘛幹嘛，你也甭攔著我們。”
“你們要這樣，我真無話可說……”
“有什麽的？你就明白說了！文件呢？有沒有！”大家都喊起來，要她出示文件。
她撇著嘴，看了看旁邊站著的警察，發現警察也看著她，無動於衷，眉頭皺得更緊了，“手機放下！我告訴你們，文件……當然有，但是我沒這個權力直接給你們看……”
“那誰有權力？這封不是你們執行的嗎？你們現在說自己不管事，到底誰管事兒？叫能管事兒的來！我們不難為你！”
“這個是我們上邊兒出的……”
“那就是街區唄，我有電話，直接打！”
“你們打了也沒用，街區辦公室領導今天……開會去了，來不了！文件就是沒法兒給……說什麽都沒法兒給。給不了。”
看起來她有點承受不住壓力了，越說聲音越小。話沒說完，就遮著臉，從大石墩上跳下來，想往樓裏躲。
“您這樣可別怪我們，我們可直接出去了啊！”
“走唄，都走唄！我們社區，從來，沒有主動攔過大家夥兒，也從來沒有明確說過，我們社區不允許出入，對不對？你們自己願意出，那就出，跟我沒關系啊，責任你們自己擔……”
她這出厚顏無恥的發言把大夥都氣笑了。
“好，你們沒封，那群裏通知內容哪來的？保安誰對接的？菜都扣誰手裏了？鐵皮誰圍的？不是你們，那你們怎麽不反對，反而這麽配合？誰允許你們這麽出賣居民利益的？權力享受了，成本轉移了，傷害施加了，責任推脫了，你們這工作可真是美差啊？”
不需要統一發言，大家每個人都妙語連珠。最開始我參加各種運動的時候，總是很焦慮，甚至想過要打多少草稿，來應對可能出現的、需要發聲的各種情景。但後來發現，只要不是為了去爭什麽“革命領袖”的狗屁頭銜，不是為了在事後接受眾人的吹捧，這種總統演講與辯論式的事先準備確實有點用，但絕非必須。正相反，每一個參加者對問題本身清晰的認知，對核心主張的一以貫之，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憤怒、勇氣與力量，才是支撐一場運動持續成功的關鍵，而非什麽偉大英明、始終正確的領袖。面對不公們的詭辯時，內心最真實的憤怒湧動出的話語，比一切偉人領袖、標語口號都更真切有力。
大家想把她攔下，不讓她躲進樓裏去，可惜她離門實在很近，旁邊又有一個膀大腰圓的男人開路，最終還是讓她跑回去了，而男人就堵在門口。大家正氣憤著，那個男的突然擡高嗓門說起話來。
“唉，各位鄰居，咱還是消消氣，各回各家吧，相信公司和領導們會給大家一個，額這個，滿意的答覆的，啊。”
這口吻聽著耳熟，像之前群裏那個敷衍大夥兒的管理員。
“我說你誰啊？護著那個狗屁負責人，還跟這說鬼話，你到底哪邊的？”
男人用左手撓撓右手，“實話跟各位說，剛上去那位是我們總負責人。我是副的，副的。”他努力擠出個笑，但放在這兒，就怎麽看怎麽像硬裝出來的。
“那怎麽著，她拒絕和我們溝通，換你來，是嗎？”
“唉，咱都街坊鄰居，不提那個。說實話啊，您要看文兒……我們這兒啊，是真拿不出來。上頭當時，就只有個口頭兒通知，沒別的，我們上哪兒給您踅摸帶章的文兒去？再說了，咱其實不也沒啥實質影響是不。主要得配合公司那個，總體戰略布局，對。咱們這是主動不給社會添亂，是為社會做貢獻吶。咱這叫……這叫為社會和諧發展光榮居家，和封控什麽的沒關系。”
他的聲音不大，可架不住一傳十十傳百，這話像幾滴水滴進燒開的熱油裏，一下就沸騰了。
“你還挺能發明新語言的，呵，你覺得你很幽默嗎？我們是來解決實際問題的，不是來聽你玩新詞兒，扯閑篇兒，寫官樣文章的。一點實事兒不幹，你在這攪和個屁！讓開，我們上去和她談！”
很顯然，大家已經受夠這種沒營養的搪塞了。我們平時早就已經忍受了夠多的政治屁話，忍受了夠多政治投機客和禦用文人對我們語言文字的汙染，連說話寫作都要小心翼翼地避諱各種“敏感點”，理解本質上新瓶舊酒的、服務於政客形象塑造和宣傳動員的各種新詞匯新語言，試圖在“領袖父親”允許的範圍與限度內進行表達。可現在不一樣了，在生存與尊嚴的基本自由都需要我們賭上所有去保衛的當下，他覺得我們還會在乎什麽無謂的表面功夫嗎？我們不需要扭曲的語言，我們需要直白地說話，就像我們需要暢快地呼吸一樣。我們不需要矯飾的歷史，因為當下與未來就是流動的、懸而未決的歷史。任由他人塗抹、掩蓋歷史，就等於將自己僅有的當下與可能的未來也拱手讓人。
可能是被罵到有些詞窮，這位“副的”幾次想開口，又猶猶豫豫，沒能發出聲音，脖子憋得像醬鴨脖似的，終於是指著附近一個罵得正歡的人提高嗓門道，“誒！咱都是街坊鄰居的，您怎麽罵這麽難聽啊？講道理歸講道理，罵人算怎麽回事兒？”
那人倒也不客氣，“嘿，罵的還就是你了，在其位不謀其政，一點兒不按規矩來，就天天巴巴兒的當領導的狗。罵你怎麽了？你不幹人事兒我罵你怎麽了？”
這位副負責人看著像真來了脾氣似的，“我願意封嗎？我願意天天憋在這受氣嗎？我告訴你啊，我這是現在穿著這層皮。要脫了這層皮，我也就一普通老百姓。你們不容易，我就容易嗎？我一個月，就拿那麽幾百塊錢，好嘛，在這天天上趕著辦事兒，領導說啥我就得做啥，不然我幹啥去？你給我安排工作啊？”
還真別說，很多老百姓還是很吃基層幹部“都不容易”這套說辭的。他這番話多少帶些真情實感，表演痕跡遠沒有之前重，倒真有些讓剛剛罵他的人不知道怎麽回應。
站在警察旁邊的律師開口了，“如果你不想做這項工作，憑你這體格，你大可以去賣你那兩膀子力氣，工資興許比在社區還要高一些。社區的工作崗位沒那麽好爭取吧？自己又圖清閑，又想有權力管著人，現在又說這份工作不好做了？如果你現在沒在這兒，沒在這個能左右幾百人生存的位置上，或者用你的說法，你沒穿著這層皮，那你隨便說，我們絕對沒意見。可你現在就穿著這身衣服呢。對於我們來講，你就是應該管事兒的。即使你不是基層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你也確實是公權力神經系統的末梢。你難道覺得你這份工作和其他老百姓謀生計的尋常工作是一個性質嗎？”
我也擠到最前排去，“你也不想封，可從你的行動裏，我們可看不出一點兒這意思。如果覺得上級領導的做法欠妥，那就按程序反映；如果上級領導違法，那就依法拒絕他的命令並向上舉報。如果上級有命下級必從，那你們口口聲聲說的法律、內部紀律、監督機制到底體現在哪呢？哦，都體現我們身上，是吧？領導提出了草菅人命的命令，下級就機械執行，甭管良心是否遭受道德譴責，至少成本和風險是可以級級向下傳導的嘛！即使是對於你們這種最基層的執行者，也可以推脫說：都是領導決定的，我們也沒辦法。而領導就更簡單了，所有人都會幫他們說：領導的意思是好的，都是基層執行歪了。到最後，就是我們這些沒有實權的真正底層承擔全部的成本和風險，做出錯誤決策的禍首和默默推波助瀾的幫兇卻能逍遙自在。你們可真不容易啊！你不想幹了，好說啊，等大家成立業委會的時候，你們社區這幾個人，誰也別像以前似的下絆子阻攔。到時候業委會投票把你換了就是，對不對？”
“對！”身後大家出聲響應，聲音不小，震得男人下意識一縮脖，又看向警察的方向，“警察同志，麻煩您配合一下兒我們工作，管管他們，再這樣下去非得變成非法群眾性事件不可！”
警察看了看這幾百號居民，摸了摸鼻子，“我咋沒看出來人家違法，人家說得挺有道理的，有文兒就看文兒，沒有的話咱該咋咋唄，別影響人正常生活。”
看警察不幫自己管事，男人最後也是和剛剛那個女人一樣，灰溜溜跑回了辦公室裏。有幾個居民一起跟著進了樓，想繼續談判。警察可能是怕封閉空間出事，也跟著進去了。現場反倒短暫地陷入一種“沒有敵人”的狀態。大家人雖多，可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麽。是等待裏面人的談判結果？還是先……散夥回家？
大家短時間內並沒有走。畢竟已經封閉太久，大家都需要通過聊天的方式宣洩苦悶，分享個性體驗，確證共識，好像以此能稍微撫平過去這些日子在身上留下的瘢痕。人群又熱鬧起來。有人拿著手機刷短視頻，刷到了我們附近社區解封的消息。有的是社區負責人溝通後知道了口頭通知封禁不合理，於是主動解封；有的是警察牽頭質詢社區，促進解封。
“嘖，看看人家的社區和警察，我就說，咱這社區真不行。他們一個屁都不帶放的。”
果然，過了十來分鐘，樓裏面沒有什麽動靜，樓外有些人已經等不及了。現在這樣算怎麽回事呢？
站在社區辦公樓門口，每個人都有一種被權力、被討論排除在外的感覺。但大家又清楚，直接沖進去是沒有什麽用的。他們就是咬死不松口，我們又能拿他們怎麽樣呢？即使當真沒有文件，從他們手裏討一個解封的通知也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敢。
關於這一切，正確的道理已經無需對他們再講。他們那些被制度激發出來、被好處供養出來的懦弱、麻木、短視、自利，那些虛幻的對生存與生活的想象，是很難因為聽到了正確的、無可辯駁的話就改變的。這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對“加害鏈條中間環節”的批判，而更是一個實在的負面成本承擔機制問題——這樣一個集權科層制度根本不能起到其宣稱的“權責清晰一致”的效果，更與“有利於良法善治”完全不沾邊。正相反，如果從被治理者的立場考察，那麽決策失誤、執行失序、效率低下、權責混亂，並非這種制度的例外，而恰恰是它的天然屬性和必然結果。
在這樣一個“共同體”中，我們好像有一種沈默的共識：共同體內倘若出現任何事情，我們都是不必，或者說絕對不能過問的，只要等待“關鍵人物”的決定和指令就好了。所謂“關鍵”，無非是權力罷了。越靠近核心，越處於高位，就越有權，越關鍵。無權或權力小的人倘若膽敢過問共同體的重大事務，即使這些重大事務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那也是僭越，也是藐視權威，是絕對不能容忍發生的事情。
然而，這並不代表關鍵人物們就真的對共同體的事務特別上心了。畢竟，共同體的事務大多和他們本人的直接利益並不相幹。即便他們有心顧及，他們也很難真切地了解共同體事務所涉及的絕大部分人的真實需求。安然坐在離民眾最遠一端的領袖，反而去決定底層民眾的切身利益；最了解民眾具體情況的基層，反而只敢機械執行命令；層層疊疊的級別設置，沒能起到為命令層層把關並完善細節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下級泯滅主體性，變成上級為支配更廣範圍而延伸出的觸手；下級因上級對自身的支配而畏懼，因此寧可極端化地執行明知錯誤的命令，以迎合上意謀求晉升，也不願通過明明合法的途徑提出反對；上級因下級對自身的奉承而愚蠢，天真地將自己握有權利誤認為自己當真英明了得，從而做出更多地錯誤決策，也更難以忍受他人對自己的違逆。甚至於，根本不在這套制度之內的人也會自覺的滿足這套制度對人的要求——社區可根本不是行政制度中的一級；又或者說，這種制度根本不是憑空降臨，而始終是在一種特定的經濟文化土壤與意識形態之上生長出來的。在這片土地上，從國王到草寇，從領袖到貧民，不論他們嘴上說什麽、兜裏鋼镚幾個，絕大多數人心底都埋著一個主人夢。不是現代意義上“主人翁”的那種主人，而是把其他人，或者至少某幾個人踩在腳下的那種脆弱的主人。
與其說這種集權科層制度是一種現代的、機器般精準的科學政治制度，倒不如說，它就是古代奴隸制度在政治上偽裝化了的再映射，是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快速貫徹其利益與意志的絕佳通道。權力的鐮刀揮了千年，現在它又多披上一層科學和民主的外衣。更何況，難道“機器般精準”是什麽好的描述嗎？——“精準”的生產機器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增加機器所有者的利潤，而不是為了提高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或勞動所得。倘若像一貫被宣稱地那樣，從被統治者的立場出發，這套制度實在令人費解——創造的額外成本都由民眾負擔，產生的虛名與實利都被層層瓜分。只有當從統治者的角度觀察，它才顯得如此自然順暢合目的性——統治者最了解自身的實際目的與需求，他們的決策當然最能反映自身的利益與意志；而下級並不需要貢獻什麽才智與立場上的獨立性，更不需要替更下一級的利益考慮，只需要嚴格且迅速地將命令貫徹執行下去就好了；被統治者覺得不公平、有怨言，沒關系，決策-執行鏈條的每一個中間環節都可以分擔責任。名義上是統治者對其下所有人負責，但實際上，統治者只需對自己負責就好，而被統治者肩上才負擔著自上而下每一級疊加的責任和成本的總和。
外圈圍著的不少人已經準備回家了。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中途放棄，畢竟我們雖然已經做了一些努力，但還是沒有求得一個明確的結果。更何況，我心裏其實明明清楚，從那些名為仆人實為主人的手中求取憐憫是不現實的。不能就這樣散夥回家，否則一旦裏面的談判沒有結果，今天的努力就徹底白費，下次再想組織起這種行動可就更難了。
我看向社區門口。寬闊的馬路上，一輛車、一個人都沒有。被封閉的此地與外界之間所隔的，不過是一道可以隨意越過的自動升降桿罷了。剛剛百多號人鬧得雖然聲勢浩大，可事實上卻是極其乖巧的——沒有一個人膽敢逾越那一道虛設的邊界。可那裏明明沒有任何阻攔，跨過那裏，當真需要什麽主人的批準嗎？
“大家！我們沒必要再等社區或者什麽上級的答覆了。剛剛大家都聽到她們是怎麽說的了——沒有文件！從頭到尾，我們收到的通知、受到的對待都是徹底違法的！社區從來就沒有”被封鎖“，那些鐵皮、保安不過是他們實施非法拘禁的措施。難道被人綁架了還不能自救嗎？我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不需要獲得任何領導的批準，就可以隨意進出，這是我們的自由，也是我們的合法權利，不應該被任何人限制！”
有一些人大聲應和著我，但更多人只是沈默地和我對視。從她們疲憊的臉上，看不出什麽表情。我心裏有些沒底，她們會怎麽選擇呢？
“所以呢？我們怎麽辦？進去談判的半天沒出來，現在我們該等什麽呢？”
“所以我們不等了，也不需要和誰談判。沒什麽好談的！跟我來！我們直接出去，把那些鐵皮拆了！”
我沒有再看她們，而是掏出口袋裏的錘子，轉身直接向門外走去。在我面前的，是三四個不知所措的保安，以及那個形同虛設的自動升降桿。一瞬間，好像又回到了那個逃離工廠的下午，在我面前的一樣是領著微薄薪資的保安，以及工廠長長的自動門。區別是，我身後跟著的不再是組長、領班和什麽狗屁“領導”。
不知道為什麽，保安並沒有阻攔我。我俯下身，鉆過自動升降桿，又直起腰來，就這樣簡單地越過了邊界，什麽也沒發生。眼前是看了無數遍的、熟悉的街道，每天上下班都會路過，只是從沒像現在這樣空蕩。兩邊的空氣並沒有什麽不同，我並沒有嗅到什麽自由的氣味，也沒有什麽預想中的、額外的激動。就好像越過了一個充滿禁忌但疏於把守的國界，而後才發現，不論我們人為地將地球切割成多少不同的疆域，我們都確實地行走在同一個星球之上，從而連帶地覺得，那些分界也越發顯得渺小而虛無。
升降桿另一邊站了很多人。她們離桿子有個三四米遠，就那麽站著，向我這邊張望，像是在朝我確認什麽許可，又好像我們中間隔著什麽天塹一樣。漸漸地，有人從後面撥開人群，走到前排，看了我一眼，就也俯身越過了這根升降桿。
有老人扶著孩子站在升降桿前。孩子一邊擺弄著手裏的玩具，一邊叉著腳扭來扭去，眼睛巴巴地望著我。“出來玩吧小朋友，沒人攔著了！”
她的眼睛一下子又大了一圈，“是解封了嗎？”
我有些哭笑不得，想解釋一下，但又覺得這對這麽大的孩子來講其實沒什麽區別，“嗯！解封了！”
她馬上從老人的手裏掙出來，朝院子裏跑去，大喊著“太好了解封啦”之類的，馬上就有更多孩子也大叫著跑出來，越過升降桿，到社區門外玩鬧。鬧得在場的成年人也都一下子笑出來，莫名有些凝重的空氣一下子松弛許多。
跨出這一步的人越來越多。起初是零星的幾個，而後是幾十個，我不得不走遠點給她們騰出位置。一個人拎著錘子，幾下就把印著“社區封控中”的泡沫牌子砸碎。更多的人開始想出來。有人一齊喊著口號，把行人出入口堵著的幾個高大外賣架子搬開，而後高舉雙手，揮動拳頭，歡呼著出了門。
我們開始拆除周邊的鐵皮圍欄。用的鐵絲、鐵皮還都不錯，比較結實，要花挺大一番力氣才能拆下來，不知道得花多少錢。我們家裏都只有小鉗子，剪這種鐵絲真是非常吃力，捏得大魚際生疼。一些還站在裏面的老人看我們在拆鐵皮鐵絲，也終於是鉆了出來，開始撿拾我們已經拆掉的材料，大概是想攢著或賣錢。
孩子們還在到處宣傳“解封了”的消息，居民群和短視頻平臺估計也傳開了，更多人從樓裏走出來，往社區的方向移動。這是我搬來後見過的社區門口最熱鬧的一次。或許也會有人在看到我們“解封”的消息後大為羨慕，又或許會有人受到鼓舞，決定走出家門自我拯救。
我擦了擦汗，本以為事情就會像這樣順利地結束，結果人群不知道為什麽騷動起來。
“著！著火了！”
先是聽到幾個孩子在喊，而後一堆大人也在喧鬧。有人急匆匆地往自家方向跑，想看看著火的是不是自己家那棟。我楞了一下，擡頭看了看四周，果真有一處天空的半高處有些黑煙。那好像是……我家的方向？
“著火的是11到13號樓！11到13號樓！”有人喊著。我的心被重重錘了一下，呼吸有些凝滯，我家就在11號樓。
跑到樓下，幾個保安在離樓門老遠的地方站成一排，叉腰仰頭交談著，不時用手指指，像在看煙花似的。其他居民站在他們後邊，有人在照料著看起來剛逃出的住戶。單元門都開著，裏面偶爾有煙飄出來。可能因為早上參與抗議的人打開了消防通道，我們單元和旁邊三四個單元陸續有人捂著口鼻彎腰跑出來，但其他的單元則沒有動靜。已經看不出到底是哪裏起火的，12號樓幾個單元的三樓到五樓燒成一片，波及了兩邊的11與13號樓。火舌從燎得焦黑的外立面探出，借著風勢不斷蔓延。更要命的是，因為正值冬天，為了保暖，窗戶基本都是關著的，甚至用膠條封死，滾滾黑煙乘勢在樓棟裏飛快蔓延。
我揪住一個保安，“你們怎麽不去把封門的鐵絲剪開？管殺不管埋嗎？”
“煙……煙太大了！你不能叫我們去送死吧！我們已經報了火警了，咱們還是等專業救援吧！對大家都安全！”
保安一副驚慌又無辜的樣子。我嘖一聲，用衣服捂上口鼻，拿著鉗子沖進了一個沒人出來的單元門，有兩個人跟我一起進來了。剛一進去，眼睛就被煙熏得灼痛。電梯的顯示屏已經不亮了。幸好消防通道離單元門口不遠。果然有人在推門，發出鐺鐺的響聲。
我剛想張嘴說話，就被煙嗆住，只用鉗子敲了敲門示意。剛進來的兩個人幫我把著門，撐開鐵絲，強忍著眩暈和灼燒感，我把成股的鐵絲分開，再一一剪斷——這時要是有大號老虎鉗就好了。
後來我是被那兩個人拖出去的，她們還招呼人帶出了之前被攔在門對側的一些住戶。幸虧有她們。我稍微休息了下，用水清洗了一下口鼻，強忍著難受，還想繼續去開第二個單元的門，卻被旁邊的人按住了。有人從我手裏拿過鉗子，去開旁邊的門。
“放心！會還給你的！”
真讓人哭笑不得。不一會兒，就聽到遠處傳來消防車的警報聲。聲音到了相對靠近樓棟一側的北門就停下了——北門不是主要通道，行車道也叫人用鐵皮封上了。有人在門口大喊，讓消防員從南門繞一下。看到消防車從我們剛抗議過的南門開進來，停在樓下，開始滅火作業。看著消防員沖進樓裏的背影，我神經一松，終於是昏睡過去。
再醒來時，已經是在醫院的病房裏。周圍躺著坐著的有不少人，樣子看著挺狼狽的，有的在外放短視頻，有的聚在一起聊天，看起來都是在火災中受了些輕微傷，被送來救治的住戶。這下大家都是無家可歸的人了。
“咱們真算幸運的，嘖，你看這家人，太可憐了……”
看來是有人拍了現場視頻，發到平臺上。手機裏不斷傳來哭聲和怪異的bgm，聽得人心裏涼涼的，又有些煩躁。
我拿出手機，幸好還有電。群裏的大家也在討論火災的事情。目前火災已經撲滅，暫時沒有查明原因。早上有人出來參加抗議的單元存活率比較高，大家基本都從抗議者開辟的通道逃出來了，但樓層較高的人也沒那麽幸運，很多都被煙封住，情況不明。至於沒有抗議者的單元，情況就慘得多了，有消防通道被鎖閉，慌不擇路被困電梯的；有騎在陽臺上呼救，結果不慎墜落的。群裏的人說，不僅僅是一樓，她們早上出門準備參加抗議的時候，樓上好多層也有消防通道被鎖死的情況，每棟樓的封門情況都不一樣，也都是得用鉗子把成股的鐵絲一點點剪開。結果就是，當消防員得知這一情況，用液壓鉗去一層層破門的時候，卻只能發現一個個已經失去生命跡象，蜷縮在逃生門前的屍體。有小孩，有老人，甚至還有孕婦。
沒有什麽話好說，我放下手機，怔怔望著天花板，喉嚨和眼角爬上一種難以忍受的麻癢酸澀。到這時候，我才想起自己的生活，才想起萊吉姆。說老實話，我不太在乎萊吉姆的情況，不過既然現在還沒有他的消息，那估計是出事了。倒省得為了離婚多費口舌，離婚協議書，結婚證，還有以前的照片什麽的，大概也都一把火燒幹凈了吧。在我趕到現場的時候，明火已經從12號樓延燒到我家所在的地方了。所幸，雖然沒錢買保險，但房子是萊吉姆的單位分著住的，家裏沒有什麽值錢東西，錢都在賬戶裏……這樣想著，就覺得自己的生活也還不成什麽問題。可其他人呢？每每想到那些被鐵絲封門活活害死的、蜷縮著的人，我就覺得那鐵絲捆的不是門，而是他們這些活生生的人，就像是那些下令封控的人用鐵絲把他們像螃蟹似的捆做一團，再放上蒸鍋活活燙死，只為了他們不要去鍋外邊亂爬，免得壞了主人家的規矩一樣。
再後來，果然有兩個男警察來找我認領遺物。他們中的一個人捧著一個小盒，另一個人捏著一個證物袋，裏面裝著我燒焦的結婚證。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向您致意女士，請節哀。請問您是死者萊吉姆·萊爾的家屬波萊塔·萊爾嗎？”
“不是，我是波萊塔·米哈伊洛瓦·茨維塔耶娃，不過，萊吉姆這個人確實是我的前夫。”
“前夫……？我們這邊的資料顯示您……”
“他已經死了，不是嗎？不論是按法律規定，還是宗教婚禮誓詞，我們之間的義務都應該已經結束了。對吧？”
兩個男警察看起來很尷尬，他們又仔細地在執法終端上看了我自己的記錄。估計肯定看到我前些年被請談話、拘留之類的的“豐功偉績”了吧。他們按流程確認了一些問題，最後把東西交給我，就忙下家去了。這一場火災，官方通報出來的死傷人數是十幾人，但光我們病房當時躺的人就不止這個數了，實際死傷的人數怎麽也得有大幾十。更何況，僅僅是因為執意封控鬧出的封門亂象，就平白多死了好多人。事故責任怎麽分配推脫，又有得他們忙呢。
後來聽說，在我們舉行抗議的同時，全市很多社區也都發生了類似的行動。解決問題的方式不盡相同，但結果基本都算好的。官方並不怎麽報道我們社區這起火災，但社交媒體平臺和短視頻平臺上算是傳瘋了。有人把這件事樹立成一個典型，在各地組織起新一輪的抗議。也有人堅持把這件事理解成一個純粹的意外事故，聲稱這是消防問題，而封控本身並沒有錯。當然，希望當他抓著被鐵絲死死纏住的鐵門，離生之有一步之遙，但卻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有希望，只能等待死亡迫近時，也能擁有這樣置身事外，或者說為君分憂的“雅量”。
至於我們那個群聊，總有幾個活躍分子在群裏發各種對抗公司和舊工會的言論，對各地掀起的新一輪抗議予以聲援，動員大家一起參加。對於這種事，其實我本人是很樂見的。但我也清楚，社區內的大家在要求解封時同仇敵愾，可實際上，大家並非是基於相同的物質基礎、意識形態、訴求主張而參與這場抗爭的。成功求得解封對這個群聊來講並不是一個共同體的開始，而恰恰是結束。它早已經完成它的使命了。果然，到了真解封後，就沒有多少人響應她們的號召了。這就是現實中的政治活動，並不像幻想或宣傳中那樣，使命和目的都相同的一群人通過運動聚集，而後更加團結，組織像滾雪球一樣壯大，和自己想法完全相同或基本相近的人越來越多，每個人都為集體獻身……正相反，現實的政治活動往往是利益與利益、訴求與訴求的最大公約數的提取，人們並非是以一個鐵板一塊的團體參與運動，並非那麽輕易就會完全“喪失心智”地為了某個目標或集體獻出一切，而是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個體性。集體中少數的人們短暫地因共同的核心訴求相聚，更多的人則是始終保持沈默，在運動成功或失敗後，共同體實際上就往往已經缺乏繼續的基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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