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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心臟手術所賜，我每年能夠離開一次這座狹窄的牢籠，前往東京中心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除去十三歲那年的第一次是生活老師領著我去的，後來都是我獨自前往的。
上午前往教職工辦公室，生活老師照例遞給我臨時出門證明與所需的零錢時，眨著眼睛加了這樣一句話：“雖然只能帶一個，但你可以帶著你的朋友一起出去。”
既然物種多樣性是大自然的屬性之一，那麽人類肯定也是多種多樣的，收容所內既有像內野、鎮田那樣的人渣老師，也會有盡職盡責溫柔和藹的教職員工。
我很喜歡這位生活老師。
她總是紮著高馬尾，像個大學畢業沒多久的小女生，瞳孔是淡淡的棕色，初晨陽光的直射下，眼白中仿若包裹著一塊透光的琥珀，微笑時顯得柔軟而燦爛。
我本來想搖頭，說不用了。
可當接過卡片的那一剎那，貼在它表面的薄膜在陽光下折射出絢爛的七彩色，我兀然地記起離開宿舍樓時一碧如洗的天空、飄蕩的卷卷白雲，這都預示著今天是個很不錯的好天氣。
好天氣很適合出門。
恰好的是，我的身邊有一個人渴望著前往外面的世界。
鬼使神差的，即將脫口而出的話語止住，舌尖抵住了口腔下端。
我微微點頭，低聲地嗯了一聲：“好的，我去問一問。”
得到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畢竟鈴屋在我耳邊早就提及過無數遍想要出門。
我其實並不理解他對於離開圍墻的渴望，在我看來，收容所與外界並無區別。光、影、個人、集體、社會、空氣、水......有什麽太大的不同呢？只是多與少的區別。
唯一的差異可能是外面的世界有以食人為生的怪物，收容所內培養的大多是仇恨且希冀著，以殺死怪物為目標的孩子。
於是我便將鈴屋興奮的緣由歸咎於有機會接觸喰種，提醒道：“我們只是去一趟醫院，晚上就會回來的，一般來說不會遇到喰種。”
“那也很有意思啊。”
鈴屋捏著臨時出門證左看右看，“我沒有出去過。”
與之零碎的交談中我得知，他腦內所構建的對於外界的印象來源於兒時“媽媽”給他閱讀的動物插畫，食堂電視機裏播放的每日新聞，以及跟隨我至門口拿信件時越過鐵柵欄的視野。
狹窄的、寬敞的、局限的，他似乎總生活在一個個圈裏。但是仔細想想，離開了又能怎樣，東京、日本、世界又何嘗不是一個個被包裹被圈住的牢籠。
“記得要跟住我，外面人很多很多。”
我叮囑道，“雖然有定位手環，走丟了也沒關系，但是會很麻煩。”
收容所裏大部分都是被喰種戕害過的兒童，為了防止出現意外，離開前大多會被給予定位手環。
鈴屋乖巧地點頭：“知道了。”
我繼續與他約法三章：“其次，出去是不能隨便打人的，否則會進警察局。”
但我想了想，鈴屋也不是無緣無故打人的個性，只是被招惹後下手總沒個輕重，於是補充道：“如果對方是人類，正當防衛可以，但是太過分不行。”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啰嗦。
“如果發生什麽急事，在不受傷的情況下，一定要先和我講。”
他懶懶地拖長音調：“好——”
可能是因為晴朗的天氣，亦或是被鈴屋的好心情所感染了，邁出大門的一剎那，空氣似乎都清新了很多。
欄桿後是灰色的柏油路，另一側的梧桐高大挺拔，頂端似乎即將戳破漂浮的雲朵。穿梭到馬路的對面，踩著鋪地的落葉，我與鈴屋在瑣碎斑駁的陰影下前行。
CCG的收容所因其特殊性設置在郊區，出行卻意外地方便，只需走到道路的盡頭左轉、再右轉，直走三百米後便是地鐵站。
然而乘地鐵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投幣、買票、在地圖上尋找線路，即使已經做過很多遍我仍舊不是那麽得心應手。處於偏遠位置的地鐵站內並不嘈雜，反而安靜得過分。現在也不是擁擠的上班時間，乘坐地鐵的人零零散散。
鈴屋好奇地觸碰了自動售票機冰涼的按鍵：“我可以試試嗎？”
“可以啊。”
想著反正後面也沒人排隊，我便開始慢慢教他如何操縱機器買票。
“上面有線路圖，旁邊標的數字是票價。”我指了指屏幕，“點擊車票的種類，我們是連絡券，選擇票價、張數，選擇二百元，兩張。”
他依次點擊了相應的按鈕，我投入了紙幣：“把錢塞進去，摁一下確認就可以了。”
依次從機器中取出地鐵票與零錢，我對鈴屋說：“很簡單吧。”
他瞇起眼：“嗯！”
恍惚一瞬，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十幾歲的我是被教導者，而數年後的我則成為了引導者。
“真子？”
直至鈴屋的手掌在面前晃了晃，我才回過神，假裝無事發生地說：“去乘地鐵吧。”
.
人群湧入，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內空氣逐漸變得煩悶雜亂，所幸的是我和鈴屋一開始就搶到了座位，不必被站著擠來擠去。
“啊啊，人真的好多。”
他環視著整個車廂，輕飄飄地感慨著，“我從來沒見過這麽多的人類。”
“是啊，好多。”
我也無意義地應和著，似乎這樣就能打發無趣的旅途時間。
越靠近市中心，車廂愈擁擠，我們幾乎膝蓋靠著膝蓋，上臂緊貼。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站，當離開搖晃的地下車廂，踏上堅實地面的那一刻，我不禁吐出了一口濁氣。
比起因為乘地鐵而痛苦十分的我，鈴屋的狀態完全相反。他好奇地註視著周圍的一切，目光由近在咫尺的道路指示牌、紅綠燈、周邊的店鋪拓展到了遠在天際的一叢叢摩天大樓。
“哇，這就是東京啊。”
“嚴格而言，收容所也是東京內的......不過是郊區。”
接下來順著記憶中的路線，我領著他走到了東京中心醫院。
灌入鼻腔的氣味從地鐵內混濁的空氣轉換成淡淡的熟悉的消毒水味，令人莫名平靜了下來。
仔細想想，我與這個醫院也算是結了孽緣。十二歲時在這裏遇見了身為實習醫生的涼子，十三歲時的手術也是在此處進行的，後來也每年都來這裏體檢。
剛剛來到這裏的時候，門口攔了一圈黃色的封條——聽說是剛剛有人從十七樓跳了下來——生動的死亡如此接近，周圍的人滿臉惶恐不安，我們兩個青少年卻格格不入，完全感受不到任何類似於害怕的情緒。
醫院二字總是與死亡掛鉤的。
身邊的少年疑惑地問我：“不過是死了個人而已，他們為什麽是這種表情？”
我回答：“因為他們恐懼死亡。”
鈴屋滿臉的無法理解。
以他的個性也確實無法理解，當一個人毫不畏懼，甚至習以為常死神鐮刀的到來時，很難苛求他來與其他人共情。
何況，他說過的話其實有一部分道理。
人總會死的，死亡與吃飯、睡覺、玩耍並無太大區別，本質上是自然規律的作用，就如新生總是伴隨啼哭，離去時的屍骸則會枯槁腐爛。
只是這個道理對於人類這種多愁善感的生物而言，仍舊太過殘酷，就像他們總將生命看得極其高貴而重要。他們總會說：死亡的意義是由人賦予的。但問及具體是什麽時，多數人卻又無法得到統一的答案。
我想，一旦擴展到抽象的死亡意義上，這個概念對於鈴屋而言還是太高深了，再者，我也無法完全解釋清楚自己的想法。
“不要嘗試理解了。”
於是，我扯了扯他的衣袖：“走吧。”
鈴屋輕輕地“嗯”了一聲，安靜地跟著我穿梭在門廊間。
CCG本身幫我預約好了身體檢查項目，我只需要前往相應的檢查區域即可。
醫院的布局變化不大，在這裏暫住過一段時間的我對此也算是輕車熟路。前往各個科室中進行檢查，排隊等待著拿到各個項目的報告單，再被判斷完身體正常後，今年的體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
所有項目中我最不喜歡的便是抽血。
原因之一是抽血前得保持空腹，之二則是我的靜脈比較細，護士往往無法一次性找準穿刺位置，第一次失敗後會將沒入皮膚的部分稍稍拔出，再次嘗試尋找正確的位置，直到細長的銀色針頭插入青色的血管，抽取所需的血液。
所幸的是第二次很快成功了。
棉簽按壓幾分鐘後，鈴屋指著我的手臂說：“青了誒，會疼嗎？”
“還好。”
我把襯衫的衣袖卷了下來：“不碰就完全不疼。”
對於鈴屋來說，這點淤青不疼是正常的，但是聽到我的回答後他卻露出一副驚訝且疑惑的模樣。
我一時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他眼裏是多麽嬌氣的形象，試圖糾正道：“我只是不喜歡疼痛，不代表不能忍受疼痛。”
“我喜歡疼痛。”
他撫摸著手臂上的人體刺繡，“疼痛會讓我察覺到自己的存在，不過，我現在已經很難感受到它了。”
他的觀念是病態的。
但是我又無法糾正這類病態。該講的大道理都苦口婆心地講過了，總不能讓我找個時光機穿梭回小時候去拯救他吧。
於是，我只是聳肩：“那我們正好相反。”
將各項報告單匯總給負責我的主治醫生後，這位姓氏為“鈴木”的醫生慣例叮囑道。
“少做劇烈運動，吃飯少鹽少油，情緒波動不要太大，盡量不要生病感冒，有不舒服立刻來醫院覆查......”
即便對於反覆的話語感到無趣，我卻仍舊乖巧地點頭：“好的，謝謝您。”
他是與涼子同一批的關系不算特別熟悉的同事，聊天過程中也經常聽她感嘆過——鈴木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外科醫生，有一雙極其穩定的雙手。
“真子你已經恢覆地很不錯了，加油。”
他又幹巴巴誇讚了一句，視線突兀地凝在我身後低頭打著哈欠的鈴屋身上，“哎，她是你的朋友嗎？”
不算是，比起朋友而言是更加詭異的關系。
話語滯留在舌尖幾瞬，秉持著能少一事是一事的原則，我最終還是含糊地說：“他是陪我來的同學。”
“哦，這樣啊......”
可能是我著重強調了“他”，醫生的神情有些訕訕，沒有再追溯是不是朋友這個問題，而是轉移了話題，“你們回去的時候一路小心啊。”
我慣例客套道：“知道了，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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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心臟手術所賜，我每年能夠離開一次這座狹窄的牢籠，前往東京中心醫院進行身體檢查。
除去十三歲那年的第一次是生活老師領著我去的，後來都是我獨自前往的。
上午前往教職工辦公室，生活老師照例遞給我臨時出門證明與所需的零錢時，眨著眼睛加了這樣一句話：“雖然只能帶一個，但你可以帶著你的朋友一起出去。”
既然物種多樣性是大自然的屬性之一，那麽人類肯定也是多種多樣的，收容所內既有像內野、鎮田那樣的人渣老師，也會有盡職盡責溫柔和藹的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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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神差的，即將脫口而出的話語止住，舌尖抵住了口腔下端。
我微微點頭，低聲地嗯了一聲：“好的，我去問一問。”
得到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畢竟鈴屋在我耳邊早就提及過無數遍想要出門。
我其實並不理解他對於離開圍墻的渴望，在我看來，收容所與外界並無區別。光、影、個人、集體、社會、空氣、水......有什麽太大的不同呢？只是多與少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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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便將鈴屋興奮的緣由歸咎於有機會接觸喰種，提醒道：“我們只是去一趟醫院，晚上就會回來的，一般來說不會遇到喰種。”
“那也很有意思啊。”
鈴屋捏著臨時出門證左看右看，“我沒有出去過。”
與之零碎的交談中我得知，他腦內所構建的對於外界的印象來源於兒時“媽媽”給他閱讀的動物插畫，食堂電視機裏播放的每日新聞，以及跟隨我至門口拿信件時越過鐵柵欄的視野。
狹窄的、寬敞的、局限的，他似乎總生活在一個個圈裏。但是仔細想想，離開了又能怎樣，東京、日本、世界又何嘗不是一個個被包裹被圈住的牢籠。
“記得要跟住我，外面人很多很多。”
我叮囑道，“雖然有定位手環，走丟了也沒關系，但是會很麻煩。”
收容所裏大部分都是被喰種戕害過的兒童，為了防止出現意外，離開前大多會被給予定位手環。
鈴屋乖巧地點頭：“知道了。”
我繼續與他約法三章：“其次，出去是不能隨便打人的，否則會進警察局。”
但我想了想，鈴屋也不是無緣無故打人的個性，只是被招惹後下手總沒個輕重，於是補充道：“如果對方是人類，正當防衛可以，但是太過分不行。”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啰嗦。
“如果發生什麽急事，在不受傷的情況下，一定要先和我講。”
他懶懶地拖長音調：“好——”
可能是因為晴朗的天氣，亦或是被鈴屋的好心情所感染了，邁出大門的一剎那，空氣似乎都清新了很多。
欄桿後是灰色的柏油路，另一側的梧桐高大挺拔，頂端似乎即將戳破漂浮的雲朵。穿梭到馬路的對面，踩著鋪地的落葉，我與鈴屋在瑣碎斑駁的陰影下前行。
CCG的收容所因其特殊性設置在郊區，出行卻意外地方便，只需走到道路的盡頭左轉、再右轉，直走三百米後便是地鐵站。
然而乘地鐵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投幣、買票、在地圖上尋找線路，即使已經做過很多遍我仍舊不是那麽得心應手。處於偏遠位置的地鐵站內並不嘈雜，反而安靜得過分。現在也不是擁擠的上班時間，乘坐地鐵的人零零散散。
鈴屋好奇地觸碰了自動售票機冰涼的按鍵：“我可以試試嗎？”
“可以啊。”
想著反正後面也沒人排隊，我便開始慢慢教他如何操縱機器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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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湧入，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內空氣逐漸變得煩悶雜亂，所幸的是我和鈴屋一開始就搶到了座位，不必被站著擠來擠去。
“啊啊，人真的好多。”
他環視著整個車廂，輕飄飄地感慨著，“我從來沒見過這麽多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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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站，當離開搖晃的地下車廂，踏上堅實地面的那一刻，我不禁吐出了一口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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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這就是東京啊。”
“嚴格而言，收容所也是東京內的......不過是郊區。”
接下來順著記憶中的路線，我領著他走到了東京中心醫院。
灌入鼻腔的氣味從地鐵內混濁的空氣轉換成淡淡的熟悉的消毒水味，令人莫名平靜了下來。
仔細想想，我與這個醫院也算是結了孽緣。十二歲時在這裏遇見了身為實習醫生的涼子，十三歲時的手術也是在此處進行的，後來也每年都來這裏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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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二字總是與死亡掛鉤的。
身邊的少年疑惑地問我：“不過是死了個人而已，他們為什麽是這種表情？”
我回答：“因為他們恐懼死亡。”
鈴屋滿臉的無法理解。
以他的個性也確實無法理解，當一個人毫不畏懼，甚至習以為常死神鐮刀的到來時，很難苛求他來與其他人共情。
何況，他說過的話其實有一部分道理。
人總會死的，死亡與吃飯、睡覺、玩耍並無太大區別，本質上是自然規律的作用，就如新生總是伴隨啼哭，離去時的屍骸則會枯槁腐爛。
只是這個道理對於人類這種多愁善感的生物而言，仍舊太過殘酷，就像他們總將生命看得極其高貴而重要。他們總會說：死亡的意義是由人賦予的。但問及具體是什麽時，多數人卻又無法得到統一的答案。
我想，一旦擴展到抽象的死亡意義上，這個概念對於鈴屋而言還是太高深了，再者，我也無法完全解釋清楚自己的想法。
“不要嘗試理解了。”
於是，我扯了扯他的衣袖：“走吧。”
鈴屋輕輕地“嗯”了一聲，安靜地跟著我穿梭在門廊間。
CCG本身幫我預約好了身體檢查項目，我只需要前往相應的檢查區域即可。
醫院的布局變化不大，在這裏暫住過一段時間的我對此也算是輕車熟路。前往各個科室中進行檢查，排隊等待著拿到各個項目的報告單，再被判斷完身體正常後，今年的體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
所有項目中我最不喜歡的便是抽血。
原因之一是抽血前得保持空腹，之二則是我的靜脈比較細，護士往往無法一次性找準穿刺位置，第一次失敗後會將沒入皮膚的部分稍稍拔出，再次嘗試尋找正確的位置，直到細長的銀色針頭插入青色的血管，抽取所需的血液。
所幸的是第二次很快成功了。
棉簽按壓幾分鐘後，鈴屋指著我的手臂說：“青了誒，會疼嗎？”
“還好。”
我把襯衫的衣袖卷了下來：“不碰就完全不疼。”
對於鈴屋來說，這點淤青不疼是正常的，但是聽到我的回答後他卻露出一副驚訝且疑惑的模樣。
我一時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他眼裏是多麽嬌氣的形象，試圖糾正道：“我只是不喜歡疼痛，不代表不能忍受疼痛。”
“我喜歡疼痛。”
他撫摸著手臂上的人體刺繡，“疼痛會讓我察覺到自己的存在，不過，我現在已經很難感受到它了。”
他的觀念是病態的。
但是我又無法糾正這類病態。該講的大道理都苦口婆心地講過了，總不能讓我找個時光機穿梭回小時候去拯救他吧。
於是，我只是聳肩：“那我們正好相反。”
將各項報告單匯總給負責我的主治醫生後，這位姓氏為“鈴木”的醫生慣例叮囑道。
“少做劇烈運動，吃飯少鹽少油，情緒波動不要太大，盡量不要生病感冒，有不舒服立刻來醫院覆查......”
即便對於反覆的話語感到無趣，我卻仍舊乖巧地點頭：“好的，謝謝您。”
他是與涼子同一批的關系不算特別熟悉的同事，聊天過程中也經常聽她感嘆過——鈴木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外科醫生，有一雙極其穩定的雙手。
“真子你已經恢覆地很不錯了，加油。”
他又幹巴巴誇讚了一句，視線突兀地凝在我身後低頭打著哈欠的鈴屋身上，“哎，她是你的朋友嗎？”
不算是，比起朋友而言是更加詭異的關系。
話語滯留在舌尖幾瞬，秉持著能少一事是一事的原則，我最終還是含糊地說：“他是陪我來的同學。”
“哦，這樣啊......”
可能是我著重強調了“他”，醫生的神情有些訕訕，沒有再追溯是不是朋友這個問題，而是轉移了話題，“你們回去的時候一路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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