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 有人天生是做生意的腦袋（中）

畢雲濤狂追毛淑芬，戰智湛寢室的同學都知道。第一次表露心扉時，畢雲濤就是根據毛淑芬的姓名，在元旦的時候寫了一首藏頭詩給毛淑芬：“愛恨情愁有誰知，毛舉縷析枉自癡，淑女窈窕惹人醉，芬芳廝守會有時。”

這首七言絕句雖不工整，卻充滿了真情。毛淑芬閱後，驚為天人。朦朧乎？抽象乎？意識流乎？超現代乎？野獸乎？或許此詩寫得足夠直白，以毛淑芬的智商領悟得了，遂欣然接受“避孕套”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

聽了戰智湛的話，畢雲濤沈吟了半晌這才說道：“老戰，你說得很對！是買賣就有賺有賠，不可能有穩賺不賠的生意。不過，就像眼前開展的‘五講四美’一樣，強調建立一種和諧協調的人倫關系，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我開辦書亭的原則就是‘義以為上’，主張‘以義統利’、‘先義後利’、‘見利思義’、‘見得思義’。”

“你說啥？”戰智湛常常以出生於聖人之鄉而驕傲，自詡所讀的聖賢書常人難以企及。可是，畢雲濤繞口令般一頓“義”和“利”卻把戰智湛給說懵圈了。

畢雲濤撓了撓頭，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哦……我說的‘義以為上’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也是我從商的宗旨。我說的‘利’是指個人利益；‘得’是指得到的。而‘義’原本是指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這句話強調社會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道德義務。這是種植根於社會文化的群體精神，進而擴展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集體主義精神。”

畢雲濤的話讓戰智湛聽得煩不勝煩。他連連搖頭，說道：“哎呦……俺的個親娘哎！咱倆說的是你的書亭，你咋扯出來國家和民族，還有啥集體主義精神來了？你這不是喊口號嘛，你是不是準備畢業之後，去考師範大學馬列主義專業研究生當老師呀？”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人們喜歡喊口號。一九八〇年五月，《神州青年》雜志編發了一封讀者來信，隨即引發了一場長達半年、覆蓋全國的關於人生觀、價值觀的大討論。參加討論的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此凸顯的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巨大分歧與混亂，成為改革開放之初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國九個單位聯合發出倡議，號召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開展以“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和“語言美、心靈美、行為美、環境美”為主要內容的文明禮貌活動，也就是當時最數字化經典語言的“五講四美”活動。是青年們那時候所接受過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德育教育。

青年們不僅喊了，而且虔誠地去實踐了。學校團委、學生會不僅組織同學們走上街頭，宣傳“五講四美”，而且每天還要比誰打死的蒼蠅多，看誰的衣服上染了小汙垢，甚至有的欠兒登同學瞄準著某某某同學又罵了哪位同學一句臟話，立馬報告老師去。倡議宛如一股春風，迅速吹遍了全國，“五講四美”活動生動活潑地開展起來了。隨著“五講四美”深入人心，其內容也在不斷充實，從而使其價值指向更加明確。

多年以後，戰智湛和同學們相聚，聊起當年的大學生活時，當年的“五講四美”還是同學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可見，“五講四美”給每個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有一次，當了甘肅一個地級市團委書記的“無煙煤”吳艷梅感觸尤深：“‘五講四美’不只是舊日時光中的一個名詞。這個名詞銘刻了一個時代鮮明的印痕，也攜帶著人們對於歲月流逝、萬物覆蘇的記憶……它給了心靈以空間，它給了美以空間，它也表達了人們對秩序、文明、道德的渴望。‘五講四美’譜寫了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精彩篇章。”

“紫丁香”顏若霞更神，居然還記得戰智湛的同寢好友大才子畢雲濤在一次“五講四美”演講會上所做的小詩：“我愛你，祖國！我愛你南海之濱的波濤輕歌，更愛北國的銀裝素裹。‘五講四美’的春風呀，如荼似火。我們思慮，我們焦灼！我們奮發，我們開拓！我們努力，我們探索！我們跋涉，我們拼搏！去迎來一個嶄新的祖國！”

第一個“全民文明禮貌月”開始了。主要內容是以治理環境“臟、亂、差”為重點，並號召組成“青少年服務隊”和“學雷鋒小組”，廣泛開展“為您服務，助人為樂”的活動。

埠頭大學不甘人後，以班級為單位組織學生們參加義務勞動，像在學校校園內栽樹啦，搞公共衛生等。至於幾十年後“冷面笑星”所說的他小時候學雷鋒做好事，在街頭攙老太太過馬路，弄得老太太一天回不了家的段子。雖然誇張，但確實是當時很普遍的事情。不僅小學生，就是大學生去逛街，遇到了老頭兒、老太太，或是盲人、其他殘疾人過馬路，也會上前攙扶一把。那時的人們很質樸、善良，都以“學雷鋒做好事”為榮，根本就想都不敢想還有“撞炮”這種事。不像幾十年後人人自危，在街頭見了老人摔倒都不敢攙扶，生怕被訛。以至於“老人摔倒該不該扶”十分荒唐的變成了社會焦點問題，甚至還有專家煞有介事的說“見危不扶”、“見死不救”從法律層面講，並不違法。

孟子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說孝敬、贍養自己的老人從而推及到別人的老人，撫養、教育自己的孩子從而推及到別人的孩子。這才是傳統的中華美德，不能只強調“人人為我”，而遠離“我為人人”。就像一位歌星在一九八九年春節晚會上深情演唱的《愛的奉獻》中唱的那樣：“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在“為您服務，助人為樂”活動中埠頭大學電子系曾組織了一個“大學生愛心服務隊”，在社會上的名氣很大。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利用星期天走上街頭，義務幫助老百姓修理各種家電。“大學生愛心服務隊”和中醫學院的“杏林學雷鋒小組”共同被團省委表彰過。

畢雲濤的臉一紅，說道：“老戰，你侮辱斯文！頑固透頂，不可教也！”

說罷，畢雲濤氣呼呼的轉身走了。實際上，戰智湛怎麽會不知道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傳統美德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僅在歷史上對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影響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發揮了巨大作用。“義以為上”的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只不過戰智湛就是不服輸，喜歡打擊“避孕套”的氣焰而已。

自從畢雲濤給戰智湛講了一頓“義以為上”，勾起了他強烈的好奇心。戰智湛連續多日泡在圖書館裏，賭咒發誓要搞明白“義以為上”。功夫不負有心人，戰智湛終於對“義以為上”有了初步的了解。

掌握了新的知識，自然就有了賣弄的沖動。當戰智湛有一次去卓不凡家的暗室，和卓不凡聊起“義以為上”時，卓不凡先是楞了楞，隨即說道：“是的！儒家明確提倡‘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放於利而行’，是提倡面對利益時首先要想到道德的要求，想到利益是否屬於自己‘應當’得到的。也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見到利益就把道德置諸腦後，甚至把追求個人利益當作行事的基本準則。”

聽了卓不凡的話，戰智湛這才意識到自己對“義以為上”了解的膚淺。急忙虛心的問道：“不凡哥哥，這意思是不是說只要是合乎道德要求的、理當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

卓不凡笑了笑說道：“呵呵……對！就是孔子所說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理解，就是在動機上反對‘以義求利’，但在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得利’。也就是說，反對在主觀動機方面假仁義之名而行謀利之實，但並不反對在客觀效果上因為行義而得到正當的利益特別是公共的大利。這一點體現得最典型的就是‘孟子見梁惠王’的故事。面對梁惠王‘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的提問，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表面看來，孟子似乎是將道德與利益對立了起來，只講‘義’不講‘利’。實際上孟子認為，行仁義的結果是‘王天下’。即結束戰亂，走向統一。這不僅是黎民百姓的最大的利益，而且是在行‘義’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在客觀效果上可以說是‘義利雙收’。”

戰智湛若有所思的說道：“嗯……也就是說，在特殊情況下就應該犧牲利益而成就道義。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孟子所說的‘舍生取義’。”

卓不凡點了點頭，笑著說道：“是的！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也就是說，當遇到‘義’與‘利’發生尖銳沖突而不可調和的特殊情況時，志士仁人決不為了茍活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情，而是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成仁踐義。”

卓不凡的話使戰智湛受益良多，將自己的言行向“義以為上”、行仁踐義、行己有恥的君子靠攏，這可是關系到能否異於禽獸的大問題。也許，戰智湛壓根兒就不是經商的料。

“哎……”戰智湛正在教室困擾於枯燥的《理論力學》時，肩頭忽然被人輕輕拍了一下。

戰智湛擡頭望去，原來是同寢好友“避孕套”，於是有點驚訝的說道：“嘢……你咋沒去看著你的書亭？你一驚一乍的想嚇死俺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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