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7章

“也意味著在農耕時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為目的的經濟改，這個實質就是加賦稅，而加賦稅的實質就是從民眾兜裏掏錢。所以，司馬光主張的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這一觀點，以前就是真理。而最後司馬光的預言成真了嗎？我們來看後期神宗和王安石的對話：陛下以為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斂不為重…《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另一個理由則不能明說，他擔心皇帝借著此為名集權，結果不出司馬光所料。就連後來人也認為亡於王安石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為什麽司馬光會擔心皇帝借著此為名集權？這要從以前一直到神宗變前的生態說起，關於變前的政治生態，大家可以去看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總之，立國到神宗變之前的核心思路，即立綱紀與召和氣，依靠制度的設置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監督，同時精心維護一種和睦融洽的士風和民風。兩者相互配合；在這個體制裏，皇帝和執政的宰相分享決策權，任何一方都無法擺脫另一方單獨做出決斷和推行政策。決策和執行過程受到監督和制衡，並且可以提出異議幹涉執行過程。這樣架構的形成直接杜絕了那種皇帝自任聰明、躬親萬事而隨時可能出現的失誤和偏頗。而下的地方機構采用分離制設置，同一區內設置相互平行的機構，形成獨立的行政管道和相互之間的監督制衡。這樣的結構的特點就是用決策和執行的速度換來穩定和極強的糾錯能力。而其制度設定的多重相互制衡和監督更是一改傳統的明君能臣模式而將不犯誤的責任從依賴個人能力轉而變為依靠制度監督。同時，作為軟件的配合，寬和的政風、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規則，也培養了階層積極參與政治、各抒己見的昂揚士風。李裕民先生將這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體制稱為皇帝時代最進步的體制。在這個體制下，皇帝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仁宗曾得到過這樣的評價，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說百事不會是這個體制下皇帝最好的素質可能有些誇張，仁宗也並非萬事無主張只聽憑執政大臣處理，但其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的自覺接受各種權力制衡和監督卻是維持這一體制的必須。顯而易見，在這個體制下，皇權受到了很大的束縛，這對於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明君、大帝來說是災難性的。沒有萬事斷自聖躬的無上皇權，也就沒有他們表現其明，其能的舞臺。但是很不幸，神宗正是這樣一位勵精圖治，寄望大有為，平遼滅夏，恢覆雄風的青年，他覺得在這種制衡體制下他什麽都無法發揮，他想做快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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