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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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割裂
一線醫生都不可避免的是，在臨床工作幾年後，心腸會變硬，或者說，對眼前出現的苦難的接受度會變高。
人間疾苦每天都在眼前匆匆行過，久而久之，就會比任何人都習慣於它們的存在。
同時，職業就會變得僅僅是職業而已。
疾病也會恢覆成毫無人文意義的疾病本身，而不再是某個個體所遭受的一次苦難。
可是張萱琳不希望自己如此。
她在逐漸發生的改變中，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產生了許多懷疑。她不想改變，又知道自己非改變不可。
張萱琳感嘆了幾句：“做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就是很吃虧，連抱怨都沒幾個人能理解。我說像我這種底層的內科醫生很窮，沒人信，他們會認為所有醫生都是年薪上百萬的。我說我在這麽偉大的工作裏其實找不到太多屬於我自己的位置和意義，也沒人信，他們仿佛認為所有人都能從治病救人一事中獲得無上榮光。”
向珩倒是很理解張萱琳所說的“他們”，如果沒有認識張萱琳，他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向珩為曾經的自己解釋道：“畢竟大多數人都沒有真正接觸過醫療行業嘛，所以只能靠想象。但是和你聊過之後，我就理解了，完全能夠理解你的困境，你可以毫無保留地跟我訴苦。”
張萱琳笑了一下，拿起杯子，一口喝完了小半杯橙汁，而後皺著臉，砸吧砸吧嘴，說：“這酒好甜啊。”
向珩馬上編了個謊：“是果酒！我點的，比較好入口。”
張萱琳不太相信：“哦……可是沒有酒味。”
向珩搪塞道：“有沒有酒味重要嗎？不重要的，反正你是在喝酒嘛。”
張萱琳覺得向珩說的話不太對，喝酒就是想嘗酒味，不然她就喝水好了。
但她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她趁著還沒消散的些許醉意，跟向珩說了很多她藏在心裏的話。無論是同行還是家人，都無法拿出來說的話，一些與她這幾年的身份和做法相悖的話。
她深感此時就是說出口的最好時刻。
張萱琳沒有任何引言地開口說：“二樓是腫瘤科的病區，你知道嗎？”
向珩點頭：“知道，我在一樓看過樓層指引牌。”
張萱琳同向珩說起了往事：“我還沒畢業的時候在人民醫院裏實習，待了一年左右。輪科輪到腫瘤科那會兒，我還沒去呢，心裏就有點慌了，因為我有一位大學老師說過，腫瘤科是醫院裏最壓抑的科室，別的科室都是算病人的康覆進度，無論病人處於病程的哪個階段，總會有一定的手段救治病人或是減輕病人的痛苦。但腫瘤科算的卻是病人的死亡進程，常是跟了醫生兩三年的老病人，彼此都很熟悉了，也一起度過了許多艱難的時刻，可病人說沒就沒。那些病人甚至都沒辦法救，腫瘤將身體所有生存的能力都消耗幹凈了，病人身體裏根本沒有各司其職的器官了，只剩骨架以及一身的癌細胞，怎麽也救不回來，什麽藥都沒有用。所以那位老師說，腫瘤科的醫生如果真心為病人的話，心裏會很苦，工作上很難看得到希望。”
向珩說：“我的伯母就是肺癌去世的，大概是在我五六歲念學前班的時候吧，病了一年多，然後走了。那時我覺得那種病很可怕，我的伯母原本是我見過最強壯的女性，看上去比我大伯還要有活力，可是她病了之後住院治療，我再去看她，她成了一個只剩一把骨頭的老太太，我甚至要在看了她幾分鐘之後才能認出她來。到現在，癌癥還是那麽可怕嗎？”
“大多數癌癥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治療方法，沒研究明白，不知道該怎麽對付。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中的一部分，日夜都在研究人體奧秘，發表一大堆論文，這個說有巨大進展，那個說有重大發現，其實都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步，離目標還很遠，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進了腫瘤科實習後，我發現我最難受的不是那一點。腫瘤科的醫生和其他科室的醫生，其實不會有特別大的區別，都是將醫生一職作為普通工作接受了的人而已。”
“那樣才可以在眼前無數的悲劇中走出來不是嗎？我不知道現實的醫生工作是什麽情況，但我是這麽認為的。”
張萱琳點點頭，又皺眉想了想，繼而搖搖頭，“你說的好像是對的，但我對那種做法，很不滿意，我不想那樣。越是經歷得多，就越是不想。我好像有點鉆牛角尖了。”
向珩問：“你不滿意的是什麽？是覺得自己在人命面前太過冷漠嗎？可是那樣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不是嗎？冷靜的醫生比感情用事的醫生，更加可靠。”
張萱琳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我在腫瘤科裏和很多毫無希望的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談過話，為他們解釋過各種檢查報告的意思，和各種治療方案的過程以及可能達到的結果。向珩，你知道嗎？他們都很相信我，他們拿我當救命恩人，他們把求生的希望都系在我身上，他們看我的每一個眼神都在求我救命，我都看得出來，卻又只能當作看不見。我那時就想，我作為醫生，職責是救人，我會盡力挽救他們的生命，甚至是只能讓病人多活半年，我也會告訴家屬，某某方式有用，請他們回去商量，拿錢來治，可以給病人多留一點時間。病人和家屬聽到這些話都會稍微感到開心，仿佛認為他們的病是可以被治療的。其實他們並不是真正理解醫生的意思，醫生所說的活著和他們以為的活著是不一樣的，只要有一口氣在，只要心臟還跳動，無論怎樣的生存質量，醫生都會說病人還活著。他們卻以為醫生說的活著是讓病人能夠正常生活。那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可醫生不能解開誤會，否則就是在打擊病人和家屬。而我作為我自己，作為張萱琳，我想說的是，別治了，治不好的，不要折騰了。”
向珩楞了一下，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大多數人想的還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而且有些醫生也會對家屬實話實說，像我伯母生病的時候，醫生就和我媽媽說過，伯母大概沒剩幾天了之類的話，讓我們家裏的人都做好準備。”
張萱琳嘆道：“就是那種思想用在了癌癥病人身上很殘忍。他們沒有活著，那不叫活著，他們其實早就死了，被強行挽留和順其自然地死去，區別只是被死亡一口一口吃掉還是一下子整個吞掉。對那樣的病人，最大的善良就是讓他們好好地去，不要將這個世界和他自己的生命變成對他的酷刑。醫生會在無可挽回的時候告訴家屬，我也去進行過多次那樣的談話，可能三個月、大概半年、最多一年，但是這個期限是怎樣才得到的期限呢？是積極治療、積極搶救，家屬積極付錢配合醫生工作，才能從閻羅王手裏搶到的一丁點時間，被那樣對待的病人，就是一塊會喘氣的被註滿針水的肉塊罷了，你是沒見過那種五臟六腑都失去了功能、只靠各種藥物吊著一口氣的病人，他們渾身都散發著針水的氣味，沒有一點人類活著的跡象。如此對待一個生命，我也不知道是該說好還是壞。”
向珩沒有立刻接話，在進入到一位醫生內心深處對工作的真實看法的深刻話題後，他可以說的話並不多。
向珩沈默了幾分鐘，緩慢地尋找他自己在談話中的定位，而後說：“你今晚坦白的所有想法你都不能在別人面前說出來，無論是你的同事還是你的家人朋友，所有對你的身份認同的人，你都不能向他們坦白，所以你只能在這裏，這麽跟我提一下而已。”
他對於張萱琳而言，不是朋友，更不可能是家人，他的定位很模糊。
正是一派模糊之地，容許了漫無邊際的真實想法。
張萱琳一手抓著酒杯，拇指在杯壁上無意識地緩緩摩挲，擡眼掃了向珩兩眼，說：“對，大概就像你說的這樣，我一直都沒有和同事、同學說過這種想法，甚至和不是學醫的親朋好友也沒說過，這不該是醫生的想法，而我在大家面前的身份，就是醫生。我也不是從進入醫院的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無法明言的思索，我是在腫瘤科待著的那會兒，感受到了職業和我個人之間的齟齬。醫生的我，和原來的我，割裂開了。好像繼續當醫生的話，就是要將原本的我繼續掩藏。我對此很難過。”
向珩帶著點遲疑說：“再難過也不能選擇不救，你身上有職業帶來的枷鎖。”
張萱琳認同道：“是呀，病人的命運其實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決定的，醫生不過是像一臺投幣就能運行的機器，沒有主動權。他們說要救，我們無論心裏是怎麽想的，都必須想盡辦法去救。”
向珩問：“你是那種認為醫生應該告知病人真實病情的人嗎？”
他以為張萱琳會說是，沒想到張萱琳卻否認了：“沒有，我對這一點拿不定主意。”
“拿不定主意？你不是希望在病人在病情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嗎？告知他們真實情況，他們才會丟棄不必要的幻想，正面自己的疾病。”
張萱琳撇撇嘴，臉上是帶著些許猶豫的神色，說：“按照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程度，他們不可能坦然面對死亡。我曾經看過日本作家渡邊淳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大致內容是一位著名畫家得了直腸癌，只剩幾個月的壽命，他的主治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掙紮，決定將這件事告訴那位畫家，醫生希望畫家能夠利用好生命餘下的時間來完成最後的畫作。醫生認為自己的告知是讓畫家珍惜時間，畫出一幅驚世傑作，最大限度地成全畫家在藝術上的追求。可事與願違，畫家知道自己的死期後，被擊垮了，他振作不起來，他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作畫了，他只能和別的病人一樣，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裏，毫無希望地沈淪在病痛中，他不再是著名畫家，他不過是一個失去生機的癌癥病人。”
“畫家被自己的死期束縛住了。”向珩評價道。
“對，死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是可以接受的事。一旦死亡的巨大恐懼降臨到他們頭上，他們會慌不擇路，會像一個迷路的人，不斷地奔跑著尋找出路，也不斷地被腳下的路困住。健康時候追求的事業，在那種情況下，變得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你更不能跟他們實話實說了。”
“是呀，按照慣例，醫生只能向病人家屬透露真實病情，再由家屬告訴病人，要對病人說謊也好，隱瞞一部分也好，都是家屬的事了。我時常在想，如果有那種教會別人坦然接受死亡的課程就好了，醫生的工作也會輕松很多。我在腫瘤科見過一個病人，五十來歲，挺年輕的，但是病得很重，患的是最兇狠的一種低分化胃癌，切了胃，做了化療，進行了免疫療法，可沒辦法，癌細胞還是轉移到食管了。癌組織生長太快，將食管堵住絕大部分，她吃不了東西。當時帶我的師姐是病人的管床醫生，師姐和家屬說要放一個支架在病人的食管裏。家屬很為難，一個支架要差不多兩萬，病人的治療已經花了幾十萬，家裏沒有錢支付這些費用了。師姐就和家屬說，病人的生存期超過半年，建議放支架。於是家屬回家去借錢，給病人放了支架。後來我問師姐，如果實話說放了支架也沒用可不可以，病人的實際情況是放了支架最多只能活半年，不放的話就是一個月左右，為了多活五個月，還是半死不活的五個月，讓還要活下去的家人負債，真的值得嗎？師姐說不可以，那是在剝奪病人活下去的機會，每個病人家裏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們不能去管那些，讓他們自己解決，我們該管的是怎麽治療，有治療方案就要和他們說清楚。”
“那病人真的只能活半年？”
“嗯，而且她的癌組織長得太快，放了一個支架，沒能起效多久，三個多月後就又要放第二個。我之後到別的科室去了，但和腫瘤科的師姐還有聯系，有一回我記起那個病人，就向師姐提問病人的情況，師姐說病人的食管還是堵住了，放兩個支架也沒用，癌組織長得到處都是，食管上段下段全都堵死了。剛好過了半年吧，病人就去世了。她吃不了東西，咽口水都沒辦法，身體裏沒有別的養分，癌細胞就將她血液裏的一切據為己有，血小板和凝血因子都沒了，她的血失去了凝血功能，體內大出血，尿血，拉血塊，那種癥狀出現後，大概兩三天人就沒了。”
向珩想了想，問：“如果你們在她放第一個支架的時候就告訴她，已經治不了了，她會放棄嗎？”
張萱琳抿嘴搖搖頭，“不會，到了那種每天和死神拔河的時刻，是一個人求生欲最強的時刻，只要能活，她都會想活下去。其實師姐有和家屬明確說過，病人是好不了的，所做的一切醫療行為都是為了短暫地延續她的生命。家屬沒有和病人說過那些話，但是自己病到了那種程度，肯定是對死亡心知肚明的了。商量放支架的時候我也在場，我看著病人那張瘦得跟骷髏頭一樣的臉，和臉上麻木呆滯的表情，我就覺得她是知道自己活不久的。但是她聽了師姐的建議後，小聲和她丈夫說，‘放支架吧，吃不下東西不行的，再貴也要放。’她是個很節儉的婦女，每次給她開藥她都要問我能不能開便宜點的藥，她說家裏很困難，還有一個女兒在念大學。可在生死關頭，什麽都沒有命重要了。她活得好痛苦啊，可是她一直都不肯放過自己。”
“所以不管你是否說出來，其實都不能阻止他們賴活著。那就是他們的選擇。”
“嗯，”張萱琳低頭笑了一下，說，“我一個醫生，不研究怎麽救活病人，卻整天想著有什麽辦法能讓病人接受死亡，是不是很不稱職？”
向珩正色道：“你別這麽說，他們的苦難不是你帶去給他們的，你不需要為自己的思考而產生心理負擔。”
張萱琳臉上的笑忽地落了下去，“可我就是覺得醫生的某些處理是會給病人帶去苦難的，那些勸病人活下去的處理。只是病人無論是否按照醫生的處理來選擇，都會沈浸在苦難裏，他們已經到了那種沒有選擇的絕望境地，所以才減輕了醫生所應該要負的責任。”
瞧著張萱琳情緒低落，向珩忙安慰她：“你的責任是減輕病人的痛苦，而此舉為病人和家屬帶來的金錢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不該也由你來承擔，應該由他們承擔。”
張萱琳瞥了向珩一眼，說：“等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作為病人在醫院中出現後，你就說不出這種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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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醫生都不可避免的是，在臨床工作幾年後，心腸會變硬，或者說，對眼前出現的苦難的接受度會變高。
人間疾苦每天都在眼前匆匆行過，久而久之，就會比任何人都習慣於它們的存在。
同時，職業就會變得僅僅是職業而已。
疾病也會恢覆成毫無人文意義的疾病本身，而不再是某個個體所遭受的一次苦難。
可是張萱琳不希望自己如此。
她在逐漸發生的改變中，對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產生了許多懷疑。她不想改變，又知道自己非改變不可。
張萱琳感嘆了幾句：“做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就是很吃虧，連抱怨都沒幾個人能理解。我說像我這種底層的內科醫生很窮，沒人信，他們會認為所有醫生都是年薪上百萬的。我說我在這麽偉大的工作裏其實找不到太多屬於我自己的位置和意義，也沒人信，他們仿佛認為所有人都能從治病救人一事中獲得無上榮光。”
向珩倒是很理解張萱琳所說的“他們”，如果沒有認識張萱琳，他也是“他們”中的一員。
向珩為曾經的自己解釋道：“畢竟大多數人都沒有真正接觸過醫療行業嘛，所以只能靠想象。但是和你聊過之後，我就理解了，完全能夠理解你的困境，你可以毫無保留地跟我訴苦。”
張萱琳笑了一下，拿起杯子，一口喝完了小半杯橙汁，而後皺著臉，砸吧砸吧嘴，說：“這酒好甜啊。”
向珩馬上編了個謊：“是果酒！我點的，比較好入口。”
張萱琳不太相信：“哦……可是沒有酒味。”
向珩搪塞道：“有沒有酒味重要嗎？不重要的，反正你是在喝酒嘛。”
張萱琳覺得向珩說的話不太對，喝酒就是想嘗酒味，不然她就喝水好了。
但她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她趁著還沒消散的些許醉意，跟向珩說了很多她藏在心裏的話。無論是同行還是家人，都無法拿出來說的話，一些與她這幾年的身份和做法相悖的話。
她深感此時就是說出口的最好時刻。
張萱琳沒有任何引言地開口說：“二樓是腫瘤科的病區，你知道嗎？”
向珩點頭：“知道，我在一樓看過樓層指引牌。”
張萱琳同向珩說起了往事：“我還沒畢業的時候在人民醫院裏實習，待了一年左右。輪科輪到腫瘤科那會兒，我還沒去呢，心裏就有點慌了，因為我有一位大學老師說過，腫瘤科是醫院裏最壓抑的科室，別的科室都是算病人的康覆進度，無論病人處於病程的哪個階段，總會有一定的手段救治病人或是減輕病人的痛苦。但腫瘤科算的卻是病人的死亡進程，常是跟了醫生兩三年的老病人，彼此都很熟悉了，也一起度過了許多艱難的時刻，可病人說沒就沒。那些病人甚至都沒辦法救，腫瘤將身體所有生存的能力都消耗幹凈了，病人身體裏根本沒有各司其職的器官了，只剩骨架以及一身的癌細胞，怎麽也救不回來，什麽藥都沒有用。所以那位老師說，腫瘤科的醫生如果真心為病人的話，心裏會很苦，工作上很難看得到希望。”
向珩說：“我的伯母就是肺癌去世的，大概是在我五六歲念學前班的時候吧，病了一年多，然後走了。那時我覺得那種病很可怕，我的伯母原本是我見過最強壯的女性，看上去比我大伯還要有活力，可是她病了之後住院治療，我再去看她，她成了一個只剩一把骨頭的老太太，我甚至要在看了她幾分鐘之後才能認出她來。到現在，癌癥還是那麽可怕嗎？”
“大多數癌癥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治療方法，沒研究明白，不知道該怎麽對付。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中的一部分，日夜都在研究人體奧秘，發表一大堆論文，這個說有巨大進展，那個說有重大發現，其實都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步，離目標還很遠，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進了腫瘤科實習後，我發現我最難受的不是那一點。腫瘤科的醫生和其他科室的醫生，其實不會有特別大的區別，都是將醫生一職作為普通工作接受了的人而已。”
“那樣才可以在眼前無數的悲劇中走出來不是嗎？我不知道現實的醫生工作是什麽情況，但我是這麽認為的。”
張萱琳點點頭，又皺眉想了想，繼而搖搖頭，“你說的好像是對的，但我對那種做法，很不滿意，我不想那樣。越是經歷得多，就越是不想。我好像有點鉆牛角尖了。”
向珩問：“你不滿意的是什麽？是覺得自己在人命面前太過冷漠嗎？可是那樣才能更好地救治病人不是嗎？冷靜的醫生比感情用事的醫生，更加可靠。”
張萱琳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我在腫瘤科裏和很多毫無希望的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談過話，為他們解釋過各種檢查報告的意思，和各種治療方案的過程以及可能達到的結果。向珩，你知道嗎？他們都很相信我，他們拿我當救命恩人，他們把求生的希望都系在我身上，他們看我的每一個眼神都在求我救命，我都看得出來，卻又只能當作看不見。我那時就想，我作為醫生，職責是救人，我會盡力挽救他們的生命，甚至是只能讓病人多活半年，我也會告訴家屬，某某方式有用，請他們回去商量，拿錢來治，可以給病人多留一點時間。病人和家屬聽到這些話都會稍微感到開心，仿佛認為他們的病是可以被治療的。其實他們並不是真正理解醫生的意思，醫生所說的活著和他們以為的活著是不一樣的，只要有一口氣在，只要心臟還跳動，無論怎樣的生存質量，醫生都會說病人還活著。他們卻以為醫生說的活著是讓病人能夠正常生活。那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可醫生不能解開誤會，否則就是在打擊病人和家屬。而我作為我自己，作為張萱琳，我想說的是，別治了，治不好的，不要折騰了。”
向珩楞了一下，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大多數人想的還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而且有些醫生也會對家屬實話實說，像我伯母生病的時候，醫生就和我媽媽說過，伯母大概沒剩幾天了之類的話，讓我們家裏的人都做好準備。”
張萱琳嘆道：“就是那種思想用在了癌癥病人身上很殘忍。他們沒有活著，那不叫活著，他們其實早就死了，被強行挽留和順其自然地死去，區別只是被死亡一口一口吃掉還是一下子整個吞掉。對那樣的病人，最大的善良就是讓他們好好地去，不要將這個世界和他自己的生命變成對他的酷刑。醫生會在無可挽回的時候告訴家屬，我也去進行過多次那樣的談話，可能三個月、大概半年、最多一年，但是這個期限是怎樣才得到的期限呢？是積極治療、積極搶救，家屬積極付錢配合醫生工作，才能從閻羅王手裏搶到的一丁點時間，被那樣對待的病人，就是一塊會喘氣的被註滿針水的肉塊罷了，你是沒見過那種五臟六腑都失去了功能、只靠各種藥物吊著一口氣的病人，他們渾身都散發著針水的氣味，沒有一點人類活著的跡象。如此對待一個生命，我也不知道是該說好還是壞。”
向珩沒有立刻接話，在進入到一位醫生內心深處對工作的真實看法的深刻話題後，他可以說的話並不多。
向珩沈默了幾分鐘，緩慢地尋找他自己在談話中的定位，而後說：“你今晚坦白的所有想法你都不能在別人面前說出來，無論是你的同事還是你的家人朋友，所有對你的身份認同的人，你都不能向他們坦白，所以你只能在這裏，這麽跟我提一下而已。”
他對於張萱琳而言，不是朋友，更不可能是家人，他的定位很模糊。
正是一派模糊之地，容許了漫無邊際的真實想法。
張萱琳一手抓著酒杯，拇指在杯壁上無意識地緩緩摩挲，擡眼掃了向珩兩眼，說：“對，大概就像你說的這樣，我一直都沒有和同事、同學說過這種想法，甚至和不是學醫的親朋好友也沒說過，這不該是醫生的想法，而我在大家面前的身份，就是醫生。我也不是從進入醫院的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無法明言的思索，我是在腫瘤科待著的那會兒，感受到了職業和我個人之間的齟齬。醫生的我，和原來的我，割裂開了。好像繼續當醫生的話，就是要將原本的我繼續掩藏。我對此很難過。”
向珩帶著點遲疑說：“再難過也不能選擇不救，你身上有職業帶來的枷鎖。”
張萱琳認同道：“是呀，病人的命運其實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決定的，醫生不過是像一臺投幣就能運行的機器，沒有主動權。他們說要救，我們無論心裏是怎麽想的，都必須想盡辦法去救。”
向珩問：“你是那種認為醫生應該告知病人真實病情的人嗎？”
他以為張萱琳會說是，沒想到張萱琳卻否認了：“沒有，我對這一點拿不定主意。”
“拿不定主意？你不是希望在病人在病情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嗎？告知他們真實情況，他們才會丟棄不必要的幻想，正面自己的疾病。”
張萱琳撇撇嘴，臉上是帶著些許猶豫的神色，說：“按照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程度，他們不可能坦然面對死亡。我曾經看過日本作家渡邊淳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大致內容是一位著名畫家得了直腸癌，只剩幾個月的壽命，他的主治醫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掙紮，決定將這件事告訴那位畫家，醫生希望畫家能夠利用好生命餘下的時間來完成最後的畫作。醫生認為自己的告知是讓畫家珍惜時間，畫出一幅驚世傑作，最大限度地成全畫家在藝術上的追求。可事與願違，畫家知道自己的死期後，被擊垮了，他振作不起來，他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作畫了，他只能和別的病人一樣，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裏，毫無希望地沈淪在病痛中，他不再是著名畫家，他不過是一個失去生機的癌癥病人。”
“畫家被自己的死期束縛住了。”向珩評價道。
“對，死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是可以接受的事。一旦死亡的巨大恐懼降臨到他們頭上，他們會慌不擇路，會像一個迷路的人，不斷地奔跑著尋找出路，也不斷地被腳下的路困住。健康時候追求的事業，在那種情況下，變得一點也不重要。”
“所以你更不能跟他們實話實說了。”
“是呀，按照慣例，醫生只能向病人家屬透露真實病情，再由家屬告訴病人，要對病人說謊也好，隱瞞一部分也好，都是家屬的事了。我時常在想，如果有那種教會別人坦然接受死亡的課程就好了，醫生的工作也會輕松很多。我在腫瘤科見過一個病人，五十來歲，挺年輕的，但是病得很重，患的是最兇狠的一種低分化胃癌，切了胃，做了化療，進行了免疫療法，可沒辦法，癌細胞還是轉移到食管了。癌組織生長太快，將食管堵住絕大部分，她吃不了東西。當時帶我的師姐是病人的管床醫生，師姐和家屬說要放一個支架在病人的食管裏。家屬很為難，一個支架要差不多兩萬，病人的治療已經花了幾十萬，家裏沒有錢支付這些費用了。師姐就和家屬說，病人的生存期超過半年，建議放支架。於是家屬回家去借錢，給病人放了支架。後來我問師姐，如果實話說放了支架也沒用可不可以，病人的實際情況是放了支架最多只能活半年，不放的話就是一個月左右，為了多活五個月，還是半死不活的五個月，讓還要活下去的家人負債，真的值得嗎？師姐說不可以，那是在剝奪病人活下去的機會，每個病人家裏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們不能去管那些，讓他們自己解決，我們該管的是怎麽治療，有治療方案就要和他們說清楚。”
“那病人真的只能活半年？”
“嗯，而且她的癌組織長得太快，放了一個支架，沒能起效多久，三個多月後就又要放第二個。我之後到別的科室去了，但和腫瘤科的師姐還有聯系，有一回我記起那個病人，就向師姐提問病人的情況，師姐說病人的食管還是堵住了，放兩個支架也沒用，癌組織長得到處都是，食管上段下段全都堵死了。剛好過了半年吧，病人就去世了。她吃不了東西，咽口水都沒辦法，身體裏沒有別的養分，癌細胞就將她血液裏的一切據為己有，血小板和凝血因子都沒了，她的血失去了凝血功能，體內大出血，尿血，拉血塊，那種癥狀出現後，大概兩三天人就沒了。”
向珩想了想，問：“如果你們在她放第一個支架的時候就告訴她，已經治不了了，她會放棄嗎？”
張萱琳抿嘴搖搖頭，“不會，到了那種每天和死神拔河的時刻，是一個人求生欲最強的時刻，只要能活，她都會想活下去。其實師姐有和家屬明確說過，病人是好不了的，所做的一切醫療行為都是為了短暫地延續她的生命。家屬沒有和病人說過那些話，但是自己病到了那種程度，肯定是對死亡心知肚明的了。商量放支架的時候我也在場，我看著病人那張瘦得跟骷髏頭一樣的臉，和臉上麻木呆滯的表情，我就覺得她是知道自己活不久的。但是她聽了師姐的建議後，小聲和她丈夫說，‘放支架吧，吃不下東西不行的，再貴也要放。’她是個很節儉的婦女，每次給她開藥她都要問我能不能開便宜點的藥，她說家裏很困難，還有一個女兒在念大學。可在生死關頭，什麽都沒有命重要了。她活得好痛苦啊，可是她一直都不肯放過自己。”
“所以不管你是否說出來，其實都不能阻止他們賴活著。那就是他們的選擇。”
“嗯，”張萱琳低頭笑了一下，說，“我一個醫生，不研究怎麽救活病人，卻整天想著有什麽辦法能讓病人接受死亡，是不是很不稱職？”
向珩正色道：“你別這麽說，他們的苦難不是你帶去給他們的，你不需要為自己的思考而產生心理負擔。”
張萱琳臉上的笑忽地落了下去，“可我就是覺得醫生的某些處理是會給病人帶去苦難的，那些勸病人活下去的處理。只是病人無論是否按照醫生的處理來選擇，都會沈浸在苦難裏，他們已經到了那種沒有選擇的絕望境地，所以才減輕了醫生所應該要負的責任。”
瞧著張萱琳情緒低落，向珩忙安慰她：“你的責任是減輕病人的痛苦，而此舉為病人和家屬帶來的金錢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不該也由你來承擔，應該由他們承擔。”
張萱琳瞥了向珩一眼，說：“等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作為病人在醫院中出現後，你就說不出這種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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