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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裏被關了半年吧，也說不上是被關，只是母親不想我出去，我自己也不想出去。我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我不在與人交流，就是與母親，我也不在看她的目光，我整天被困在毛主席和她的天地裏，我時而覺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有時又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是一個罪犯。母親擔心我自殺，每日都憂心忡忡的，不過對於自殺，我倒還沒想過，我病時的情緒十分亢奮，好像抽了□□的小白鼠。哥哥回家探親，看到我的狀況，也沒說什麽，只是看到母親流淚時，他也陪著母親流淚。直到過年時，我的舅舅回家探親，我的舅舅在中國駐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館工作，是一名外交官，到我家後，聽母親說起我的情況，又見我確實病得厲害，便和我母親商量，帶我去布拉格，他在那裏認識一個精神病的教授，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病。母親聽了，心裏很是激動，當即便答應下來，不過父親回來後，母親和舅舅跟父親說起時，父親有些猶豫的說：“真的能治好嗎？”舅舅說：“至少要比待在這裏好啊。”父親想了一會兒，說道：“現在要出國，可是不小的政治問題，我明早去找部隊首長匯報一下。”可能因為我是精神病吧，又可能要去的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父親找到組織，談了我的事情後，沒過幾天，組織居然輕松的通過了，既然是精神病出國，也不存在什麽審查那些過程，只是給我開了一張證明，說是出國治病。母親跟我說要出國時，我還以為要送我去打仗，不過腦海裏的毛主席又說了，叫我不要出國，母親看著我不知人事的模樣，又哭了出來，看著母親的眼淚，我心裏也一陣悲哀，我背叛了毛主席，答應了母親。
舅舅帶我先去了香港，然後再坐飛機去了布拉格。到了大使館，舅舅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間，說等聯系好了那個教授，就帶我過去。我住在大使館的房間裏，腦海裏依然有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質問我為什麽要出國，做人民的叛徒。倒是她有些同情我，在為我向毛主席求情呢。我想起自己揭發她，害她被割了舌頭，心裏更加內疚了。第三天時，舅舅帶我去了教授那裏，我第一次走出大使館，看著街上的人們，行駛的車輛，感覺到了另外一個星球。在教授的家裏，一個女孩給我們端了兩杯咖啡，我聽舅舅和那個教授用外語談著什麽，然後那個教授問了我一些問題，由舅舅翻譯的，大概是初到外國的震撼吧，我的心智短暫的恢覆了些清明，我回答著教授的提問，最後教授有些捉弄人似的問到，你們的毛主席還在和你談話嗎？我看著這個外國老人，他似乎一點也不尊重毛主席，我有些氣憤的說：“你不喜歡毛主席嗎？”教授笑道：“我喜歡你舅舅送的茶葉。”後來，那個教授告訴我舅舅，我得的是雙相情感障礙。舅舅問道：“可以治好嗎？”教授說：“先吃一段時間的藥，還有最好讓他不要再回中國了。”然後教授問我：“你願意吃藥，還是被關起來。”聽說要被關起來，我又想起學校革委會的那些人了，我搖了搖頭，說我願吃藥。離開了教授的家後，舅舅去醫院買了教授開的藥，每天按時給我兩粒，看著我吃下後，又才放心的離去。吃了大約半個月的藥，腦海裏的毛主席和她都不在和我說話了，夜裏的睡眠也沒什麽夢了。與人交流，也都明顯的好轉起來，舅舅看著我的好轉，激動的給我母親寫信，想起母親聽到我病好的消息，一定會大哭起來吧，我也被感動了，我想媽媽了。隨著病情的好轉，我開始在大使館給他們幫些小忙了，打掃衛生，給花木澆水，給人跑腿送東西那些，舅舅又拿出一本捷克語的詞典，教我學習捷克話，並帶我去一間咖啡館，喊我和捷克人練習口語。過了快半年，我已會簡單日常的捷克語對話了，不過那咖啡倒還喝不習慣。舅舅每隔一個星期，會帶我去教授那裏，讓我和教授聊天，不過對於我揭發她，使她被割掉舌頭的事，我一直沒對教授說，教授也知道我在隱瞞什麽，但也不那麽咄咄逼人的盤問我。去的次數多了，我和教授的女兒，那個我第一次去給我端咖啡的女孩也熟了，她叫多拉，年紀比我大一歲，剛開始和她相處時，只覺得她是外國人，長得很奇怪，相處久了，我在布拉格也呆習慣了，我發現多拉是個很漂亮的女孩。
有時舅舅沒去，我也會去教授家，找多拉聊天，多拉總是嘲笑我蹩腳的捷克話，並告訴我，她在學習英語。我問到，為什麽學習英語啊？多拉笑了笑，說道：“這是個秘密，以後再告訴你。”我和多拉有時也會在布拉格閑逛，不少捷克人看到我的面孔，都有些好奇的註視著我，這時多拉便笑道：“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孩子。”我有些難為情的對多拉說：“我還沒入黨啊。”多拉笑道：“所以說你是孩子。”我說：“你不也是孩子。”我還記得，我們走到一間教堂的門口，多拉指著門口上一根枯木似的東西，說道：“你知道那是什麽？”我看著那根用鐵鏈拴著的枯柴，說道：“不就是一根木頭嗎？”多拉神秘的笑了笑，說道：“那是一個人的手臂。”我有些吃驚的說：“人的手臂。”多拉笑道：“是啊，據說原來有個小偷，夜裏去教堂偷東西時，見到聖母身上的銀幣，便想摘下來，誰知道小偷的手一碰到聖母時，手臂就被聖母抓住了，無論如何也掙脫不開，天明後人們看見那個小偷，把他抓了起來，但被聖母抓住的手，卻還是拿不下來，最後市長喊來了劊子手，拿刀砍掉了小偷的手臂，小偷才能掙脫開，然後大家便把這手臂保留在了教堂裏。”我看著那枯黑的手臂，對多拉說：“這是封建迷信啊，要把它燒掉。”多拉笑道：“這是歷史，你們中國要燒掉它，但我們捷克人卻要保留它。”就這樣，不在大使館幫忙時，我多會來找多拉，覺得和她待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我的藥又吃了兩個月吧，那天我和舅舅去教授家時，教授卻沒和舅舅談起我的病情了，教授談起了他們國家的政治，有些絕望的說：“我們的領導人被勃列日涅夫綁架了。”舅舅也說道：“蘇聯的做法是大國沙文主義的流毒。”他們談了很久，我和多拉坐在一邊，後來見教授和舅舅他們喝起了酒，還在談著政治，多拉帶我去了她的房間，拿出一本相冊，翻給我看，指著一位年輕的女士，說那是她的母親。我知道多拉的母親去世很久了，今天看到她母親的照片時，發現她母親是那麽溫柔美麗的女士，我也有些想念我的媽媽了。這天直到夜晚時，舅舅才帶我回去。回來沒過多久，我在大使館也感到捷克的局勢很緊張了，總是有人說蘇聯要打過來了，舅舅也吩咐我沒事不要出去了，不過我總是擔心多拉。之後便是布拉格之春，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那天，我瞞著舅舅去找多拉了，多拉正要出門去游行，見我來了，便拉著我一道去了。看著行駛在街上的坦克洪流，我和多拉還有許多捷克人，憤怒的用語言、石塊反擊，我感覺自己是在為自己的祖國奮戰，但收獲的只是坦克發動機巨大的轟鳴。蘇聯軍隊開進布拉格沒多久，舅舅的臉色也變得更沈重了，總是通宵忙著工作，我去找多拉時，發現只有她一人在家，我問教授呢？多拉悲哀的說：“被秘密警察抓走了。”我擔憂的問：“那你怎麽辦？”多拉說道：“我要去美國。”我驚訝的說：“去美國？”多拉點頭道：“爸爸被抓之前，已經給我安排好了，聯系人偷偷送我出國。”我問道：“那教授出來怎麽辦？”多拉說：“爸爸沒打算出來了，你不懂蘇聯人。”見我楞在那裏，多拉又說：“中國孩子，你願和我一起去嗎？”我驚道：“我？”多拉說：“是啊，你會陪我去嗎？”我猶豫了片刻，想起了媽媽，想起了舅舅，但我實在擔心多拉，我願意為多拉奉獻自己的生命，以挽回自己造成的割掉舌頭的罪行，我也心潮澎湃的說：“我願你陪你去。”多拉笑了笑：“那好，後天下午五點，你來我家。”我回到大使館後，想著要離開舅舅了，心裏又有些過意不去，不過舅舅正在忙工作，也沒發現我的心思。到了後天，我悄悄的給舅舅留了一封信，便去找多拉了。我和多拉坐上了一輛破舊的吉普車，汽車行駛了一天，然後跟著幾個陌生人，偷偷步行越過邊境，往西方走去。後來，我才知道，我偷偷逃離後，舅舅也很擔憂，但也知道，那時捷克兵荒馬亂的，是找不到我了。我寫信時，為了避免連累舅舅，我只說要和多拉離開布拉格，沒有說要去美國。因為我的離開，舅舅被組織約談了一兩次，但因為我是精神病，沒人知道精神病會做出什麽，至於叛逃，精神病人大概沒有叛逃的資格吧，再說失去一個精神病人對祖國也沒有什麽損害，所以舅舅也沒被處分，多虧了我有精神病。
我和女孩幾經輾轉到了法國，因為對蘇聯的憤怒，對捷克人的同情，女孩很容易辦好了法國的護照，但我的情況則有些麻煩，女孩便對法國人撒了謊，說我是被中國共產黨迫害的□□，還在布拉格反對蘇聯人，差點被蘇聯人的坦克碾死，法國人有些驚訝的看著我，又和女孩還有跟我們一起逃來的捷克人說了一會兒，最後也給我發了法國的護照。我和女孩在法國，跟一個一起逃來的捷克作家住在一起，不過我卻沒見那個作家寫過什麽，白天不是去酒吧喝酒，便是參加聲討蘇聯人的集會，晚上則帶各式各樣的女人回來，在他的房間□□。我和多拉都被他當成了他的仆人，幫他做各種家務，我受不了這樣的生活，覺得這個作家並不比蘇聯人好到哪裏，多拉也是，很討厭他。於是我們偷偷的買了去美國的船票，飛機票太貴了，多拉從家裏帶來的錢根本不夠，離開那個作家時，多拉將他的手表、胸針那些值錢的東西都偷了出來，我和多拉坐上去美國的輪船時，想起那個作家氣急敗壞的模樣，我就覺得好笑。輪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十來天，我和女孩終於來到了美國，過海關時，美國人看著我問道：“你是法國人？”那時我不懂英文，還是多拉說：“他是從中國來的□□，之後拿到了法國的護照。”那個美國人皺眉道：“中國人啊。”就這樣，我和多拉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
我和多拉先到了紐約，我在一家中餐館裏找到事做，而多拉則和剛認識的美國年輕人玩在一起，參加集會，有時還去游行，不過每天還是會回我們的房子，那時我還不知道那些人就叫嬉皮士。多拉每晚在房間放英語歌，我剛到美國不久，聽不懂英文，只是覺得旋律很好聽，漸漸的也喜歡上了那些音樂。後來多拉也會帶我去參加那些美國年輕人的活動，看著他們穿著花裏花俏的衣服，男人也留著長發，我不禁想起國內時聽說的，資本主義的墮落和腐朽。英語漸漸的好了些後，我也會和那些美國人聊天了，他們的一些觀念，很吸引我，博愛，和平，自由，平等，這不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嘛，不過對於性的觀念，我還是有些難以接受，我是地道的中國人。一天我和多拉在房間裏聽《三藩市》，多拉忽然說：“我們去東海岸吧。”我說：“為什麽？”多拉說：“難道你想一輩子在中餐館洗碗。”我猶豫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去東海岸哪裏？”多拉笑道：“去有愛與和平的地方。”第二天，我去中餐館和老板告別，老板是廣東人，祖父就來美國了，到他這裏已是第三代人了，聽說我要去東海岸，老板有些不舍的說：“我這裏不好嗎？”我有些害羞的說：“我女朋友要去。”老板搖了搖頭，說道：“那些美國人啊，你和他們攪在一起幹嗎？”我低頭說道：“她是捷克人。”老板說：“都一樣的。”離開前，老板又說：“如果想回來了，就來找我。”並且多給了我一個月的工錢。我和多拉帶著不到五十美元的財產，搭上了前往舊金山的列車，本來多拉說想搭順風車去，我卻反對道：“在路上的吃喝比車票還貴啊。”想起那些美國嬉皮士在垃圾桶裏找吃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寧願去打十二小時的工，再買上一根熱狗。
我和多拉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在火車上，坐在我們對面的也是一個嬉皮士，多拉和他聊起天來，才知道他也是去舊金山的，也是因為《三藩市》那首歌，他叫傑克，是一個大學生。多拉和他一路聊得很歡，他還幫多拉看手相，當他捧著多拉的手時，我感到一陣嫉妒，幾乎討厭美國了。多拉也給他介紹我，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傑克聽說我是從中國來的，頓時感了興趣，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夢想著在美國也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我聽了，只是笑了笑，心想這人他媽的在中國，一定是畫妝跳忠字舞的□□。他又跟我問起中國的情況，我只是說，中國的年輕人也很狂熱。他大聲笑道：“世界上的年輕人都是朋友，該把那些老頭子都踢進馬桶裏沖走。”我笑了笑，他又問我為什麽要來美國，多拉說我是被政治迫害的。我聽了，便打斷多拉，說道：“我是來美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傑克楞了楞，然後笑道：“那你來對地方了，美國的年輕人正在幹的就是這事。”火車到達舊金山後，我和多拉下了火車，傑克也跟了過來，這讓我有些不自在，但那個美國人好似完全沒感覺到一樣。剛出火車站，就發現街上都是嬉皮士，傑克找到一撥嬉皮士，聊了片刻，便喊我和多拉一道過去，我本有些不願去的，不過見多拉去了，我也只好跟過去。我們和那群嬉皮士上了一輛卡車，我們都坐在卡車後面，因為見我是東方人，車上的嬉皮士對我有些好奇，有好幾個跟我打招呼，我也禮貌的回應他們。路上有人唱起了歌，是甲殼蟲的《我想握住你的手》，車上的人便都合唱起來，多拉也在高興的唱著，這歌我在紐約時，聽多拉放了很多遍，旋律已經很熟悉了，便也跟著唱了起來。
車子到了城外的一個村莊後，我們下了車，一個嬉皮士帶著我和多拉，還有傑克去見了那裏的頭目，一個瘦瘦的長發嬉皮士，那個嬉皮士聽說我和多拉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來美國的，不禁好奇的笑了笑，尤其見我是中國人，打量了我好一會兒，最後同意我們住在這個嬉皮士村莊裏。我和多拉住進了一間舊房子，傑克也跟著住在我們外面的客廳，雖然覺得不便，但我也不好說什麽，以後再看吧，能不能找個安靜的地方。在村子安頓好後，白天我們去地裏幹活，晚上或者農活不忙的時候，便一撥撥的人聚在房間裏，聽甲殼蟲、鮑勃·迪倫、或者迷幻搖滾。人們在房間裏又抽起□□，還有LSD，我一開始抽了幾回□□，但發現之後消失很久的毛主席和她又輕輕的跟我說話了，我不想回到發病時的狀態，便沒在抽了，至於LSD，我看多拉吸食後的模樣，便下定決心不再碰那玩意兒。多拉卻樂此不疲的迷戀上了□□、SLD，吸完之後，便和身邊的人抱在一起，說著自己也不知道的話，倒是傑克每天陪著多拉，一起吸食那些。沒過多久，我便有些厭煩這樣的生活了，我想回到中餐館去打工了，但我還是離不開多拉。直到一天，我幹活回來時，發現多拉和傑克躺在我的床上，衣服也沒穿，見我回來後，傑克還笑嘻嘻的和我打招呼，多拉也笑著看向我，我只覺一陣頭暈，像是被割掉了舌頭那樣，我失去理智的拿起門邊的一根生爐子用的鐵根，往傑克打去，傑克也嚇壞了，光著身子就往外跑，我在後面追著，後來被人們拉住了。那個瘦瘦的嬉皮士看著我吐了口唾沫，問到，我為什麽要打傑克。我想起剛才的情景，臉紅著一個字也說不出。還是傑克在一旁說了情況，瘦瘦的嬉皮士看著我，笑了笑，說道：“性是自由的，你沒權利幹涉別人。”我憤怒的說：“多拉是我的戀人。”瘦瘦的嬉皮士笑道：“我們大家都是戀人，中國佬，明白嗎。”我掙紮著說道：“去你媽的，老子要殺了你。”瘦瘦的嬉皮士，聳聳肩，無奈的說道：“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理念，只能把你驅逐出去了。”我沒在說什麽，回去收拾東西就準備離開，在房子裏，多拉有些羞愧的說：“真的要走嗎？”我說道：“不然呢。”多拉說：“我是愛你的，但我也是自由的，你不能留下來嗎？”我說道：“我做不到。”多拉嘆息道：“中國人啊。”
離開多拉後，我一個人在公路上游蕩著，餓了便在附近的地裏偷吃的，好在美國的物產富饒，沒怎麽挨餓。走了大約一個星期吧，我也不知該去哪裏，只是這樣走著，那天我走進一個村莊找水喝時，發現村莊裏也是嬉皮士的聚集地，我想快點喝水就離開。忽然一個嬉皮士把我喊住了，我看了看那個嬉皮士，也是一個年輕人，留著長發，帶著眼鏡，但面目長得清秀，那個嬉皮士笑著問我：“你是東方人？”我說道：“看不出嗎。”嬉皮士又笑道：“中國人？日本人？”我說道：“中國人。”嬉皮士笑道：“太好了，我有許多問題想問你啊，你能幫我這個忙嗎？”我有些詫異的說：“幫什麽忙。”嬉皮士說：“你認得中國字嗎？”我說：“認得。”嬉皮士笑道：“這就對了，幫我翻譯一些中國的書啊。”年輕的嬉皮士，帶我去他的房間，然後拿出一本書讓我看了看，我見是一本《寒山詩集》，之前在國內倒是沒見過，便隨手翻了翻，都是繁體字，不過倒也認識。那個嬉皮士說：“這是你們大詩人寒山的詩，我費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我說：“你想學中文？”嬉皮士笑道：“學習中文的話，我沒那個勇氣，只是想你給我翻譯一下這些詩，雖然我有些翻譯的書，但哪有地道的中國人親口告訴我好呢。”我笑了笑，說道：“我英語不太好。”嬉皮士笑道：“那沒關系，我能懂你的意思。”於是，我在這個村子呆了下來，除了有時去幹活，便是給他們那些嬉皮士講寒山的詩，其實那時自己也不是很懂寒山的詩，但囫圇吞棗的翻譯給他們，還是做得到的。他們那些嬉皮士，除了讀寒山的詩，也會讀一些佛教、印度教那些東西，沒事的時候，便聚在一起，靜坐冥想，有的還練瑜伽，當然□□、SLD也是抽的。為了給他們講寒山，講佛經，我幾乎像是一個學者那樣備課，把手頭搞到的《寒山詩集》、《金剛經》和《壇經》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有時自己覺得都快成佛教徒了。記得那回，我讀完《金剛經》後，走出屋子，看見一個嬉皮士在靜坐冥想，忽然心裏像有一粒光亮起了，一句佛偈從心裏生出，我想開口對他說，不過又怕打擾他，那句佛偈便吞回去了，不過那刻我覺得自己的身體輕的像一片羽毛，幾乎要飛起來了。從這以後，對於佛教，我自己也感興趣多了。
就這樣，在這個村莊裏，我除了幹活，便是讀佛經，講佛經，後來還搞到了一本漢字的《道德經》，之後又開始讀《聖經》，我和那些嬉皮士一道靜坐，修行，我覺得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只是對於女人，我卻沒再感興趣了，他們這裏依舊是對性很隨意的地方，我接受不了。我曾對那些嬉皮士說：“學佛是要禁欲的。”他們笑道：“可這是美國啊，我們需要禪，也需要性。”他們還給我取了個外號：紅色修士。不過我倒不在意這些，每天的勞作和修行已經讓我很充實了，我得到了一種從未得到的安寧，心像鳥兒棲息在鳥巢一般。然而到了70年代，自從曼森慘案發生後，美國社會對嬉皮士的容忍變得嚴厲了，許多嬉皮士經歷了這些年的自我放逐，對於這樣的生活也有些厭煩了，嬉皮士的熱潮開始慢慢退去。我在的那個村莊，不斷有人離開，到了72、73年時，人群已不到當初的一半了，留下來的人們對這裏的一切也不那麽熱情了，至於靜坐冥想那些，更是只有極少幾個人還在堅持。到了75年後，整個村莊只剩了十來個人，看著日漸雕敝的村莊，我知道這裏快要結束了，但什麽時候走呢，去哪裏呢，我還沒有考慮好。一天，那個當初把我留住的嬉皮士也走了，臨走時對我說道：“我要回家了，你呢。”我笑了笑：“我們到底不是寒山啊。”他笑了笑：“寒山在心中，心即是寒山，這樣足夠了。”那個嬉皮士離開後，我獨自一人念金剛經時，也會感到一種落寞。直到1976年的9月，我從收音機裏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心裏不禁一驚，夜裏我獨自坐著，然後走到屋外，看著滿天閃亮的星辰，感嘆到，是啊，結束了，中國也好，美國也好，□□也好，嬉皮士也好，這個星球的嘉年華已經結束了，我該去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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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裏被關了半年吧，也說不上是被關，只是母親不想我出去，我自己也不想出去。我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我不在與人交流，就是與母親，我也不在看她的目光，我整天被困在毛主席和她的天地裏，我時而覺得自己是了不起的人，有時又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是一個罪犯。母親擔心我自殺，每日都憂心忡忡的，不過對於自殺，我倒還沒想過，我病時的情緒十分亢奮，好像抽了□□的小白鼠。哥哥回家探親，看到我的狀況，也沒說什麽，只是看到母親流淚時，他也陪著母親流淚。直到過年時，我的舅舅回家探親，我的舅舅在中國駐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館工作，是一名外交官，到我家後，聽母親說起我的情況，又見我確實病得厲害，便和我母親商量，帶我去布拉格，他在那裏認識一個精神病的教授，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病。母親聽了，心裏很是激動，當即便答應下來，不過父親回來後，母親和舅舅跟父親說起時，父親有些猶豫的說：“真的能治好嗎？”舅舅說：“至少要比待在這裏好啊。”父親想了一會兒，說道：“現在要出國，可是不小的政治問題，我明早去找部隊首長匯報一下。”可能因為我是精神病吧，又可能要去的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父親找到組織，談了我的事情後，沒過幾天，組織居然輕松的通過了，既然是精神病出國，也不存在什麽審查那些過程，只是給我開了一張證明，說是出國治病。母親跟我說要出國時，我還以為要送我去打仗，不過腦海裏的毛主席又說了，叫我不要出國，母親看著我不知人事的模樣，又哭了出來，看著母親的眼淚，我心裏也一陣悲哀，我背叛了毛主席，答應了母親。
舅舅帶我先去了香港，然後再坐飛機去了布拉格。到了大使館，舅舅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間，說等聯系好了那個教授，就帶我過去。我住在大使館的房間裏，腦海裏依然有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質問我為什麽要出國，做人民的叛徒。倒是她有些同情我，在為我向毛主席求情呢。我想起自己揭發她，害她被割了舌頭，心裏更加內疚了。第三天時，舅舅帶我去了教授那裏，我第一次走出大使館，看著街上的人們，行駛的車輛，感覺到了另外一個星球。在教授的家裏，一個女孩給我們端了兩杯咖啡，我聽舅舅和那個教授用外語談著什麽，然後那個教授問了我一些問題，由舅舅翻譯的，大概是初到外國的震撼吧，我的心智短暫的恢覆了些清明，我回答著教授的提問，最後教授有些捉弄人似的問到，你們的毛主席還在和你談話嗎？我看著這個外國老人，他似乎一點也不尊重毛主席，我有些氣憤的說：“你不喜歡毛主席嗎？”教授笑道：“我喜歡你舅舅送的茶葉。”後來，那個教授告訴我舅舅，我得的是雙相情感障礙。舅舅問道：“可以治好嗎？”教授說：“先吃一段時間的藥，還有最好讓他不要再回中國了。”然後教授問我：“你願意吃藥，還是被關起來。”聽說要被關起來，我又想起學校革委會的那些人了，我搖了搖頭，說我願吃藥。離開了教授的家後，舅舅去醫院買了教授開的藥，每天按時給我兩粒，看著我吃下後，又才放心的離去。吃了大約半個月的藥，腦海裏的毛主席和她都不在和我說話了，夜裏的睡眠也沒什麽夢了。與人交流，也都明顯的好轉起來，舅舅看著我的好轉，激動的給我母親寫信，想起母親聽到我病好的消息，一定會大哭起來吧，我也被感動了，我想媽媽了。隨著病情的好轉，我開始在大使館給他們幫些小忙了，打掃衛生，給花木澆水，給人跑腿送東西那些，舅舅又拿出一本捷克語的詞典，教我學習捷克話，並帶我去一間咖啡館，喊我和捷克人練習口語。過了快半年，我已會簡單日常的捷克語對話了，不過那咖啡倒還喝不習慣。舅舅每隔一個星期，會帶我去教授那裏，讓我和教授聊天，不過對於我揭發她，使她被割掉舌頭的事，我一直沒對教授說，教授也知道我在隱瞞什麽，但也不那麽咄咄逼人的盤問我。去的次數多了，我和教授的女兒，那個我第一次去給我端咖啡的女孩也熟了，她叫多拉，年紀比我大一歲，剛開始和她相處時，只覺得她是外國人，長得很奇怪，相處久了，我在布拉格也呆習慣了，我發現多拉是個很漂亮的女孩。
有時舅舅沒去，我也會去教授家，找多拉聊天，多拉總是嘲笑我蹩腳的捷克話，並告訴我，她在學習英語。我問到，為什麽學習英語啊？多拉笑了笑，說道：“這是個秘密，以後再告訴你。”我和多拉有時也會在布拉格閑逛，不少捷克人看到我的面孔，都有些好奇的註視著我，這時多拉便笑道：“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孩子。”我有些難為情的對多拉說：“我還沒入黨啊。”多拉笑道：“所以說你是孩子。”我說：“你不也是孩子。”我還記得，我們走到一間教堂的門口，多拉指著門口上一根枯木似的東西，說道：“你知道那是什麽？”我看著那根用鐵鏈拴著的枯柴，說道：“不就是一根木頭嗎？”多拉神秘的笑了笑，說道：“那是一個人的手臂。”我有些吃驚的說：“人的手臂。”多拉笑道：“是啊，據說原來有個小偷，夜裏去教堂偷東西時，見到聖母身上的銀幣，便想摘下來，誰知道小偷的手一碰到聖母時，手臂就被聖母抓住了，無論如何也掙脫不開，天明後人們看見那個小偷，把他抓了起來，但被聖母抓住的手，卻還是拿不下來，最後市長喊來了劊子手，拿刀砍掉了小偷的手臂，小偷才能掙脫開，然後大家便把這手臂保留在了教堂裏。”我看著那枯黑的手臂，對多拉說：“這是封建迷信啊，要把它燒掉。”多拉笑道：“這是歷史，你們中國要燒掉它，但我們捷克人卻要保留它。”就這樣，不在大使館幫忙時，我多會來找多拉，覺得和她待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我的藥又吃了兩個月吧，那天我和舅舅去教授家時，教授卻沒和舅舅談起我的病情了，教授談起了他們國家的政治，有些絕望的說：“我們的領導人被勃列日涅夫綁架了。”舅舅也說道：“蘇聯的做法是大國沙文主義的流毒。”他們談了很久，我和多拉坐在一邊，後來見教授和舅舅他們喝起了酒，還在談著政治，多拉帶我去了她的房間，拿出一本相冊，翻給我看，指著一位年輕的女士，說那是她的母親。我知道多拉的母親去世很久了，今天看到她母親的照片時，發現她母親是那麽溫柔美麗的女士，我也有些想念我的媽媽了。這天直到夜晚時，舅舅才帶我回去。回來沒過多久，我在大使館也感到捷克的局勢很緊張了，總是有人說蘇聯要打過來了，舅舅也吩咐我沒事不要出去了，不過我總是擔心多拉。之後便是布拉格之春，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那天，我瞞著舅舅去找多拉了，多拉正要出門去游行，見我來了，便拉著我一道去了。看著行駛在街上的坦克洪流，我和多拉還有許多捷克人，憤怒的用語言、石塊反擊，我感覺自己是在為自己的祖國奮戰，但收獲的只是坦克發動機巨大的轟鳴。蘇聯軍隊開進布拉格沒多久，舅舅的臉色也變得更沈重了，總是通宵忙著工作，我去找多拉時，發現只有她一人在家，我問教授呢？多拉悲哀的說：“被秘密警察抓走了。”我擔憂的問：“那你怎麽辦？”多拉說道：“我要去美國。”我驚訝的說：“去美國？”多拉點頭道：“爸爸被抓之前，已經給我安排好了，聯系人偷偷送我出國。”我問道：“那教授出來怎麽辦？”多拉說：“爸爸沒打算出來了，你不懂蘇聯人。”見我楞在那裏，多拉又說：“中國孩子，你願和我一起去嗎？”我驚道：“我？”多拉說：“是啊，你會陪我去嗎？”我猶豫了片刻，想起了媽媽，想起了舅舅，但我實在擔心多拉，我願意為多拉奉獻自己的生命，以挽回自己造成的割掉舌頭的罪行，我也心潮澎湃的說：“我願你陪你去。”多拉笑了笑：“那好，後天下午五點，你來我家。”我回到大使館後，想著要離開舅舅了，心裏又有些過意不去，不過舅舅正在忙工作，也沒發現我的心思。到了後天，我悄悄的給舅舅留了一封信，便去找多拉了。我和多拉坐上了一輛破舊的吉普車，汽車行駛了一天，然後跟著幾個陌生人，偷偷步行越過邊境，往西方走去。後來，我才知道，我偷偷逃離後，舅舅也很擔憂，但也知道，那時捷克兵荒馬亂的，是找不到我了。我寫信時，為了避免連累舅舅，我只說要和多拉離開布拉格，沒有說要去美國。因為我的離開，舅舅被組織約談了一兩次，但因為我是精神病，沒人知道精神病會做出什麽，至於叛逃，精神病人大概沒有叛逃的資格吧，再說失去一個精神病人對祖國也沒有什麽損害，所以舅舅也沒被處分，多虧了我有精神病。
我和女孩幾經輾轉到了法國，因為對蘇聯的憤怒，對捷克人的同情，女孩很容易辦好了法國的護照，但我的情況則有些麻煩，女孩便對法國人撒了謊，說我是被中國共產黨迫害的□□，還在布拉格反對蘇聯人，差點被蘇聯人的坦克碾死，法國人有些驚訝的看著我，又和女孩還有跟我們一起逃來的捷克人說了一會兒，最後也給我發了法國的護照。我和女孩在法國，跟一個一起逃來的捷克作家住在一起，不過我卻沒見那個作家寫過什麽，白天不是去酒吧喝酒，便是參加聲討蘇聯人的集會，晚上則帶各式各樣的女人回來，在他的房間□□。我和多拉都被他當成了他的仆人，幫他做各種家務，我受不了這樣的生活，覺得這個作家並不比蘇聯人好到哪裏，多拉也是，很討厭他。於是我們偷偷的買了去美國的船票，飛機票太貴了，多拉從家裏帶來的錢根本不夠，離開那個作家時，多拉將他的手表、胸針那些值錢的東西都偷了出來，我和多拉坐上去美國的輪船時，想起那個作家氣急敗壞的模樣，我就覺得好笑。輪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十來天，我和女孩終於來到了美國，過海關時，美國人看著我問道：“你是法國人？”那時我不懂英文，還是多拉說：“他是從中國來的□□，之後拿到了法國的護照。”那個美國人皺眉道：“中國人啊。”就這樣，我和多拉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
我和多拉先到了紐約，我在一家中餐館裏找到事做，而多拉則和剛認識的美國年輕人玩在一起，參加集會，有時還去游行，不過每天還是會回我們的房子，那時我還不知道那些人就叫嬉皮士。多拉每晚在房間放英語歌，我剛到美國不久，聽不懂英文，只是覺得旋律很好聽，漸漸的也喜歡上了那些音樂。後來多拉也會帶我去參加那些美國年輕人的活動，看著他們穿著花裏花俏的衣服，男人也留著長發，我不禁想起國內時聽說的，資本主義的墮落和腐朽。英語漸漸的好了些後，我也會和那些美國人聊天了，他們的一些觀念，很吸引我，博愛，和平，自由，平等，這不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嘛，不過對於性的觀念，我還是有些難以接受，我是地道的中國人。一天我和多拉在房間裏聽《三藩市》，多拉忽然說：“我們去東海岸吧。”我說：“為什麽？”多拉說：“難道你想一輩子在中餐館洗碗。”我猶豫了一會兒，說道：“我們去東海岸哪裏？”多拉笑道：“去有愛與和平的地方。”第二天，我去中餐館和老板告別，老板是廣東人，祖父就來美國了，到他這裏已是第三代人了，聽說我要去東海岸，老板有些不舍的說：“我這裏不好嗎？”我有些害羞的說：“我女朋友要去。”老板搖了搖頭，說道：“那些美國人啊，你和他們攪在一起幹嗎？”我低頭說道：“她是捷克人。”老板說：“都一樣的。”離開前，老板又說：“如果想回來了，就來找我。”並且多給了我一個月的工錢。我和多拉帶著不到五十美元的財產，搭上了前往舊金山的列車，本來多拉說想搭順風車去，我卻反對道：“在路上的吃喝比車票還貴啊。”想起那些美國嬉皮士在垃圾桶裏找吃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寧願去打十二小時的工，再買上一根熱狗。
我和多拉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在火車上，坐在我們對面的也是一個嬉皮士，多拉和他聊起天來，才知道他也是去舊金山的，也是因為《三藩市》那首歌，他叫傑克，是一個大學生。多拉和他一路聊得很歡，他還幫多拉看手相，當他捧著多拉的手時，我感到一陣嫉妒，幾乎討厭美國了。多拉也給他介紹我，說我是從中國來的，傑克聽說我是從中國來的，頓時感了興趣，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夢想著在美國也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我聽了，只是笑了笑，心想這人他媽的在中國，一定是畫妝跳忠字舞的□□。他又跟我問起中國的情況，我只是說，中國的年輕人也很狂熱。他大聲笑道：“世界上的年輕人都是朋友，該把那些老頭子都踢進馬桶裏沖走。”我笑了笑，他又問我為什麽要來美國，多拉說我是被政治迫害的。我聽了，便打斷多拉，說道：“我是來美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傑克楞了楞，然後笑道：“那你來對地方了，美國的年輕人正在幹的就是這事。”火車到達舊金山後，我和多拉下了火車，傑克也跟了過來，這讓我有些不自在，但那個美國人好似完全沒感覺到一樣。剛出火車站，就發現街上都是嬉皮士，傑克找到一撥嬉皮士，聊了片刻，便喊我和多拉一道過去，我本有些不願去的，不過見多拉去了，我也只好跟過去。我們和那群嬉皮士上了一輛卡車，我們都坐在卡車後面，因為見我是東方人，車上的嬉皮士對我有些好奇，有好幾個跟我打招呼，我也禮貌的回應他們。路上有人唱起了歌，是甲殼蟲的《我想握住你的手》，車上的人便都合唱起來，多拉也在高興的唱著，這歌我在紐約時，聽多拉放了很多遍，旋律已經很熟悉了，便也跟著唱了起來。
車子到了城外的一個村莊後，我們下了車，一個嬉皮士帶著我和多拉，還有傑克去見了那裏的頭目，一個瘦瘦的長發嬉皮士，那個嬉皮士聽說我和多拉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來美國的，不禁好奇的笑了笑，尤其見我是中國人，打量了我好一會兒，最後同意我們住在這個嬉皮士村莊裏。我和多拉住進了一間舊房子，傑克也跟著住在我們外面的客廳，雖然覺得不便，但我也不好說什麽，以後再看吧，能不能找個安靜的地方。在村子安頓好後，白天我們去地裏幹活，晚上或者農活不忙的時候，便一撥撥的人聚在房間裏，聽甲殼蟲、鮑勃·迪倫、或者迷幻搖滾。人們在房間裏又抽起□□，還有LSD，我一開始抽了幾回□□，但發現之後消失很久的毛主席和她又輕輕的跟我說話了，我不想回到發病時的狀態，便沒在抽了，至於LSD，我看多拉吸食後的模樣，便下定決心不再碰那玩意兒。多拉卻樂此不疲的迷戀上了□□、SLD，吸完之後，便和身邊的人抱在一起，說著自己也不知道的話，倒是傑克每天陪著多拉，一起吸食那些。沒過多久，我便有些厭煩這樣的生活了，我想回到中餐館去打工了，但我還是離不開多拉。直到一天，我幹活回來時，發現多拉和傑克躺在我的床上，衣服也沒穿，見我回來後，傑克還笑嘻嘻的和我打招呼，多拉也笑著看向我，我只覺一陣頭暈，像是被割掉了舌頭那樣，我失去理智的拿起門邊的一根生爐子用的鐵根，往傑克打去，傑克也嚇壞了，光著身子就往外跑，我在後面追著，後來被人們拉住了。那個瘦瘦的嬉皮士看著我吐了口唾沫，問到，我為什麽要打傑克。我想起剛才的情景，臉紅著一個字也說不出。還是傑克在一旁說了情況，瘦瘦的嬉皮士看著我，笑了笑，說道：“性是自由的，你沒權利幹涉別人。”我憤怒的說：“多拉是我的戀人。”瘦瘦的嬉皮士笑道：“我們大家都是戀人，中國佬，明白嗎。”我掙紮著說道：“去你媽的，老子要殺了你。”瘦瘦的嬉皮士，聳聳肩，無奈的說道：“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理念，只能把你驅逐出去了。”我沒在說什麽，回去收拾東西就準備離開，在房子裏，多拉有些羞愧的說：“真的要走嗎？”我說道：“不然呢。”多拉說：“我是愛你的，但我也是自由的，你不能留下來嗎？”我說道：“我做不到。”多拉嘆息道：“中國人啊。”
離開多拉後，我一個人在公路上游蕩著，餓了便在附近的地裏偷吃的，好在美國的物產富饒，沒怎麽挨餓。走了大約一個星期吧，我也不知該去哪裏，只是這樣走著，那天我走進一個村莊找水喝時，發現村莊裏也是嬉皮士的聚集地，我想快點喝水就離開。忽然一個嬉皮士把我喊住了，我看了看那個嬉皮士，也是一個年輕人，留著長發，帶著眼鏡，但面目長得清秀，那個嬉皮士笑著問我：“你是東方人？”我說道：“看不出嗎。”嬉皮士又笑道：“中國人？日本人？”我說道：“中國人。”嬉皮士笑道：“太好了，我有許多問題想問你啊，你能幫我這個忙嗎？”我有些詫異的說：“幫什麽忙。”嬉皮士說：“你認得中國字嗎？”我說：“認得。”嬉皮士笑道：“這就對了，幫我翻譯一些中國的書啊。”年輕的嬉皮士，帶我去他的房間，然後拿出一本書讓我看了看，我見是一本《寒山詩集》，之前在國內倒是沒見過，便隨手翻了翻，都是繁體字，不過倒也認識。那個嬉皮士說：“這是你們大詩人寒山的詩，我費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我說：“你想學中文？”嬉皮士笑道：“學習中文的話，我沒那個勇氣，只是想你給我翻譯一下這些詩，雖然我有些翻譯的書，但哪有地道的中國人親口告訴我好呢。”我笑了笑，說道：“我英語不太好。”嬉皮士笑道：“那沒關系，我能懂你的意思。”於是，我在這個村子呆了下來，除了有時去幹活，便是給他們那些嬉皮士講寒山的詩，其實那時自己也不是很懂寒山的詩，但囫圇吞棗的翻譯給他們，還是做得到的。他們那些嬉皮士，除了讀寒山的詩，也會讀一些佛教、印度教那些東西，沒事的時候，便聚在一起，靜坐冥想，有的還練瑜伽，當然□□、SLD也是抽的。為了給他們講寒山，講佛經，我幾乎像是一個學者那樣備課，把手頭搞到的《寒山詩集》、《金剛經》和《壇經》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有時自己覺得都快成佛教徒了。記得那回，我讀完《金剛經》後，走出屋子，看見一個嬉皮士在靜坐冥想，忽然心裏像有一粒光亮起了，一句佛偈從心裏生出，我想開口對他說，不過又怕打擾他，那句佛偈便吞回去了，不過那刻我覺得自己的身體輕的像一片羽毛，幾乎要飛起來了。從這以後，對於佛教，我自己也感興趣多了。
就這樣，在這個村莊裏，我除了幹活，便是讀佛經，講佛經，後來還搞到了一本漢字的《道德經》，之後又開始讀《聖經》，我和那些嬉皮士一道靜坐，修行，我覺得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只是對於女人，我卻沒再感興趣了，他們這裏依舊是對性很隨意的地方，我接受不了。我曾對那些嬉皮士說：“學佛是要禁欲的。”他們笑道：“可這是美國啊，我們需要禪，也需要性。”他們還給我取了個外號：紅色修士。不過我倒不在意這些，每天的勞作和修行已經讓我很充實了，我得到了一種從未得到的安寧，心像鳥兒棲息在鳥巢一般。然而到了70年代，自從曼森慘案發生後，美國社會對嬉皮士的容忍變得嚴厲了，許多嬉皮士經歷了這些年的自我放逐，對於這樣的生活也有些厭煩了，嬉皮士的熱潮開始慢慢退去。我在的那個村莊，不斷有人離開，到了72、73年時，人群已不到當初的一半了，留下來的人們對這裏的一切也不那麽熱情了，至於靜坐冥想那些，更是只有極少幾個人還在堅持。到了75年後，整個村莊只剩了十來個人，看著日漸雕敝的村莊，我知道這裏快要結束了，但什麽時候走呢，去哪裏呢，我還沒有考慮好。一天，那個當初把我留住的嬉皮士也走了，臨走時對我說道：“我要回家了，你呢。”我笑了笑：“我們到底不是寒山啊。”他笑了笑：“寒山在心中，心即是寒山，這樣足夠了。”那個嬉皮士離開後，我獨自一人念金剛經時，也會感到一種落寞。直到1976年的9月，我從收音機裏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心裏不禁一驚，夜裏我獨自坐著，然後走到屋外，看著滿天閃亮的星辰，感嘆到，是啊，結束了，中國也好，美國也好，□□也好，嬉皮士也好，這個星球的嘉年華已經結束了，我該去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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