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從各自祖父和外婆得到的項鏈組合成一塊的金表中，齊徵和袁羽發現了打開齊徵祖父留下的檀木盒。

在檀木盒彈開的一瞬間，歷史也在那一刻揭開了。

原來是一本日記本，或者說是齊徵祖父的回憶錄。

他們對視了一下，翻開了那本回憶

我這是在哪裏？黑暗，光明，黑暗，光明，在相互變換著。

“他怎麽樣了，”

感覺有聲音在耳畔打轉，時有時無，我像是沈溺在水中，一會兒露出水面呼吸一下空氣，一會兒又沈入水中，恍恍惚惚，一會兒又像隨著清風浮起來，自由自在，一會兒又像墜入漩渦，憋悶沈淪。

終於，我強打著精神睜開了雙眼，一道光線映入眼簾，然後周圍的世界也綻開光明，耳朵頓覺清朗。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雙眼睛，浸著一汪潭水的眸子，關心的眼神中藏著我不熟悉的幽幽冷清。之後，我才看到這雙眼睛的主人，一個梳著長辮子的女子，眉目濃重，身體強健，穿著淡灰色的衣服，袖子挽著，正端著一個碗，對著我，看來是準備端給我的。

那女子見我醒了，眉一挑，眼神亮了一下，之後，微露笑容，又恢覆原來的穩靜的樣子。

我詫異地看著她，腦袋很沈重，仿佛脖頸上頂著一個碩大的鉛球，晃晃更是感覺像是有無數條蛇在腦中攀爬纏繞。

“你醒了，醒了就好，這樣我也省心了，我把你的藥放在這裏，你記得喝，這裏有吃的東西，餓了你就拿著吃。我先出去了。”她將碗放在了我睡的土炕上的一個小方桌上，桌上還放著一個碗，裏面放著幾個貼餅子。她便準備出門。

“姑娘，咳咳，”我掙紮著喊出來，聲音嘶啞。

姑娘轉身，好奇地看著我。

“我這是在哪裏，咳咳，你們是誰？咳咳，我怎麽來這裏的，咳咳”

姑娘笑笑，若有所思，說道，“剛醒來就記得問這些，擔心掉進狼坑啊，你現在在郭家堡村，我們是這個村子的人，你怎麽來這裏的，很簡單，你暈死在路邊，半死不活，怕你被野狗吃了，所以我們將你帶到我們這裏，至於你怎麽會半死不活躺在路邊，你又是誰，等你精神好點你要是願意講，你就講，不願意講你就不講，快點好，早好早離開這裏。”她講完就轉身離開了。

哦，我受傷了，我半死不活地被別人救了帶回來養傷，那我又是誰，我又怎麽會受傷，我搖著混沌不清的腦袋，回憶的門打開，一幕一幕開始回放。

我叫齊峰，江西南昌人士，自幼喜好讀書，性自灑脫樂觀，對好多事都充滿好奇和興趣，我18歲那年考取了清華學府，暢游於大學海洋中，我仍舊興趣廣泛，我喜好踢球，揮汗奔跑在足球場上，釋放出青春的激情。我喜好網球，球擊打在球拍上，我的臂膂受到力的撞擊的同時，我的手和臂膂也積聚力量於球拍，作用於那小小的綠色小球，綠色小球向我施打的方向飛去，我喜好那種力量的交換傳達出的迸發力。我喜好舞臺，我喜歡掌聲，我加入了話劇團，我什麽角色都想嘗試，不管是叱咤風雲的英雄形象，還是唯唯諾諾行為猥瑣的醜角形象，我都會好好去琢磨人物的精神世界，然後去淋漓盡致地詮釋人物。我還喜歡舞弄一些機械的東西，對了，我記得那時候我向物理系借了一架萊卡式照相機，然後省吃儉用積攢錢，在清華園內開了一個小的照相館，居然收益還不錯，在舞弄照相機的同時，看著那一個個光顧我的顧客滿意的笑容讓我會油然而生幸福滿足感。談起照相機，想起了我當年的壯舉，這還真不是我自誇，在當年這壯舉給清華這汪湖泊中投下一塊石子，激起圈圈漣漪。我那時從課本中知道國外已經采用紅外射線進行攝影，而我國的這方面的技術還是捉襟見肘，別說沒有紅外攝影技術，連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和書籍都沒有，我只能自個兒琢磨，不停做實驗，再加上教授的指導，我用物理系的光譜實驗室和X射線衍射對膠片進行處理，真還有了突破。那時，我是多麽興奮，我跑到了清華學府附近的香山鬼見愁峰頂上，用這項技術拍下了清華學府的俯視圖和北平城的全景圖，效果還是相當不錯的，在當時贏得了不少好評。談起這壯舉，我就不得不談在清華中對我意義非凡的一個人，就是我的導師孫企冶孫老師。我二十幾年的人生中，除了對我有養育之恩的父母對我有至深至情外，就是孫老師了，他對我亦師亦友，亦父亦兄。在學習上嚴格要求我，在生活上又無時無刻不關心我。我會跟他為某件學術問題在實驗室爭得面紅耳赤，走出實驗室，我們又會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一樣一塊兒到餐廳吃飯。我的那篇畢業論文，即紅外攝影技術研究課題就是孫老師給我提議的，並且盡可能用他的滿腹經綸的學識給我提供學術見解幫助，也可以這麽說，如果沒有孫老師，我是絕不可能做出紅外攝影的。人生最大幸之一便是得一知己，而我最大幸便是認識孫企冶老師。

世事弄人，如果不是我們祖國正在遭受國難，如果不是小日本當時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如果不是遇見魯孫及受他的鼓動，我想我的人生便會按著原來的既定軌道前行，清華畢業，考取留學資格，與戀人結婚然後出國留學，然後這一生從事科學研究或像孫老師一樣奉獻給教育事業。但往往人生總是出現一些拐角，一些分叉，一些意想不到的中斷事件。我的人生恰恰很好地詮釋了這一主題。在我考取了德國留學資格後，準備回老家與戀人完婚時，日本在盧溝橋找借口發動了七七事變，和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驚人地如出一轍，北平遭到了日本的侵入，清華園也被迫進行南遷，與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在昆明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老師和學生忙著向昆明進行遷移，南遷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圖書資料，教學設備器械等等都需要有條不紊地搶運。就在那時候，日本人已經侵入了清華園，頓時昔日的幽靜的學習園林槍聲陣陣，荷塘的□□色荷花上灑下了斑斑不堪的鮮血，抑揚頓挫讀書聲換成了嘶鳴哭泣聲。當時孫企冶老師和許多老師學生都被迫去了天津的英國租界，在那裏成立了臨時辦事處，負責師生順利通過津門。我也在其中，和孫老師一同工作。就在所有安頓好，我和孫老師也即將啟程去昆明的時候，魯孫找到了我。我的人生也因為他的出現，像是火車偏離了軌道，向另外一個方向駛去，如果說沒有後面的不堪的經歷，我或許不會認為這是人生的一次錯誤的選擇，但當時我是懷著極大的熱情和希望做出選擇的。魯孫是我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昔日同窗，他的輔仁大學的校友甄章極力鼓勵他投身抗日大潮，於是乎他找到了我，讓我和他一塊兒去加入□□。甄章當時在冀中做參謀長，當時□□在冀中成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由於冀中的地形簡單，日本人盧溝橋事變後侵華的腳步變為大跨步，占了鐵路等重要的要塞，使本來就條件不利的□□在這裏作戰就如履薄冰。物資供給不足，醫療救助惡劣，技術有限，這就是冀中的形勢，彼時急需專業的人才投身進來，助抗日一臂之力。甄章的一番教導經魯孫傳遞到的我的心中，報國的滿腔熱情燃燒著我的躁動不安的心。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歷經滄桑的中華民族不乏保家衛國的英雄在我們學過的歷史書上熠熠生輝，撩拔著我報國的英雄心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之不國，縱腹有學富五車又有用。於是，我告訴孫企冶老師我要抗日的決心。

當時孫企冶老師曾經就我的性格和形勢告訴我並不適合搞戰鬥或政治，但我心已有所向，決定的事情不想再變更，孫老師見我心意已定，也就不再勸我，而是告誡我凡事要小心。我就這樣，告別了恩師，彼時彼情這一輩子我都難以忘記，孫老師對我是千萬個不放心，後叮囑我有什麽事找他。後我隨著魯孫離開了英租界，去了冀中抗日根據地，加入了□□。

我將滿腔的熱情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我先是在軍區的修械處做技術員，後調任印刷所所長，不能不說我很努力，我總是盡心盡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是我的秉性，也是我的責任。

當時冀中的呂司令聽說我的事對我也是嘉獎不斷，後又將我調到供給部做了部長，全權負責整個根據地的物資供給。說實話，當時我感覺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氣，在孫老師的幫助下，許多的學子都投入到我所在的抗日隊伍中，使得我們的隊伍力量擴大，個人各施展自己的本領，發揮作用。要想同日本人作戰，信息的獲取很重要，於是我通過各種關系購置無線電設備，並安排專業的人士向根據地的戰士傳授使用的方法。成效還是很顯著的。我又組織人研制烈性□□，用□□可以炸毀鐵路軌道，可以炸毀火車頭，挫敗日本人把持鐵路的有利因素。經過研制，加上偷偷運來的裝在肥皂中的□□，烈性□□應運而生。□□在許多地方發揮了其它槍械人力無法取代的作用，使得冀中的小日本聞風喪膽。也因為這，上級多次誇獎我。後逐漸成立了□□廠，□□廠又逐漸開始涉及到手榴彈，地雷，子彈等，不可謂勢不可擋。

但伴隨這些成績來的除了誇獎外，更是災難。

這個災難便是我成了國民黨的特務，成了眾矢之的。

災難來的時候，我真是措手不及，瞠目結舌，不明所以，直到後來，我靜下心來分析，才將災難的禍根一一理清。

首先不能不說我性格有居功自傲的一面，但我覺得我有自傲的資本，這是別的人想企及而無能為力的。但這恰是別人嫉妒心升華的溫床。我不能不說對我的災難而言，別人的嫉妒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再次，39年時，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關系有些搖擺不定，我想著國難當頭，凡事都應該以國事為重，所以極力維持他們的合作，在與國民黨有合作的時候也是熱情地當和事老，在很多場合我也是極力宣揚這種觀點，我覺得這就像學校中的教育，需要耳濡目染，需要慢慢深化，但我萬萬沒想到，我的所有的這些努力在上級那裏成了瘟疫，成了我災難的鐵證。

最直接的原因，現在想起來也讓我自嘲苦笑。39年一月，國民黨當時派了一個團來考察，我先是讓供給部的政委王某接見，沒想到兩人話不投機吵了起來，於是我便去了，我看出對方是個知識分子，為了免得王某從中插話兩人再吵起來，於是我便用英文和對方交談，我們很是投機，相互間談到了大學生活的情況，談到點人生的感悟和追求，談到點時事情況，我們倆還真有點惺惺相惜。沒想到，聽不懂我們說什麽的王某將這件事報告了軍區政治部主任那裏，特務之嫌居然就那樣像個標簽貼在了我的後腦勺上，成了別人的甕中之鱉，就等著時機的到來。時機還真是來得快，現在我竟然想不起來究竟是什麽事情，反正有名同事在某件事上有違紀律，我嚴厲地批評了他，我當時也有點氣急敗壞，罵得可能有點過火，那名同事居然也是火躁脾氣，出言便罵我特務漢奸。當時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事，沒想到這卻成了一切災難的□□。特務漢奸四個字被別人偷聽到，報告了上級。

當時國共兩黨的緊張關系，抗日根據地成立了專門的鋤奸部。於是，戴著“特務漢奸”帽子的我便被抓起來，任我如何為自己辯解均是無效，更令我氣憤的是，凡是與我有關系的人都被牽涉進來，一百多人啊，這種規模的特務漢奸上級也能想得出來。

我的罪名便是供給部是國民黨設在黨內的聯絡站，我便是這聯絡站的大頭目，那一百多人都是這聯絡站的成員，嗚呼哀哉，凡是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想一想有這麽明目張膽的特務間諜活動嗎。幸而上級認真考慮，認為這次鋤奸活動擴大化了，要求釋放那一百多人。但我作為頭目，難以幸免於難，我仍舊關押著，等待進一步審查。

彼時，□□沒有了，我被關在一個小屋子，條件極其簡陋，時不時拉我出去就是拷問，動不動就是拳□□加，然後便是拖回小屋，要我寫交代書。縱使我仍抱有主義，抱有希望，在一次一次拷問動武中，我的心漸漸變涼了。

我吃不好，睡不好，年輕的心像是在幾天間就蒼老了。我無力再為自己爭辯，爭辯的結果便是新一輪的拳打腳踢，爭辯的對手便是人家鐵定的罪責。我想到了恩師孫企冶老師臨別時的叮囑，想著老師當時的勸阻，我真是悔恨不悔參半。不悔於做過很多有意義的事能同日本人作戰，保衛祖國。悔恨於希望的落空，主義的失真，支柱的坍塌。

敵人侵犯，我被押解著撤退。滑稽之極的事就在這路上發生了。

押解我的人荀建史，這人很是土匪痞氣，動不動就是拿手中的槍捅我背部，要我快走，嘴裏也是十分的不幹凈，“媽的”“兔崽子”不絕於耳，我都忍氣吞聲。直到他出口罵道“□□祖宗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回罵道：“你給我閉嘴，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連句是人的話都不會說。”

那人見我反抗，於是動怒，滑膛，說著：“特務一個還有資格教訓老子，老子槍斃了你兔崽子。”就準備勾手，扳動扳機。

我知道那人說到做到，一想到我的生命不是同敵人進行頑鬥，死在戰場上，而是就這樣交付在自己人的手下，心真是不甘。但看到那柄槍，那柄槍是多麽熟悉啊，那是在自己的兵工廠中生產出的槍，那裏面的子彈也是自己生產的，多麽好笑，用自己造的槍械對準自己，是生命同我開得最大的玩笑。

“不，我造的子彈應該射準的是敵人，而不是我，不是自己人。”想到這裏，在他未扳動扳機時，我說道，“不要用槍，留下子彈射殺小日本吧。你只要用你腳下的石頭對準我的腦袋砸下去就行了。”、荀建史真就放下了槍，撿起腳下的石頭，無所畏懼地走到了我的身邊，還不及我多想，我的腦袋就感覺一陣力痛，之後感覺有液體傾盆澆註在我的腦袋上，順著我的臉頰湯湯往下淌，我的眼睛模糊，意志模糊，墜入黑暗之中。

這就是我的經歷。

我在歷史的潮流中，尋覓到一種信仰，並且從心中孕育了要為這個理想信仰奮鬥自己的終生，我努力為了信仰主義前進，用青春祭奠這個信仰主義。當我將自己全部的熱情投入其中時，信仰主義卻背棄了，如同我努力想要乘坐的火車丟棄我一往無前地離我而去。我伸雙臂去擁抱它，換來的卻是它的鄙夷與不屑，甚至是它對我的抨擊、錘擊、陷阱、深淵。我不知道現在的自己還剩下什麽，除了這個空心的肉體軀殼，餘下的恐怕只有難以抑制的失望、鉆骨穿髓的寒心、無邊無際的墮落。

我坐在土炕上，靠在墻上，回想這一切的時候，包著傷口的腦袋陣陣生疼，但這身體的疼痛比不過心的疼痛，針紮似地疼痛。希望沒有，支柱沒有，精神沒有，只是徒有一具行屍走肉的軀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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